延安：红色圣地与科学座谈会的交汇

1935 年，钱保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引导钱保功走上工业化学研究之路的人，是当时上海交大化学系的系主任、我国现代最早的化工教育家徐名材先生。

徐名材（1889—1951），字伯隽，浙江宁波人。1909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获硕士学位。1917 年回国后，先在汉冶萍煤矿公司任化验室主任，1922 年任上海交大化学系教授，1931年开始担任上海交大科学院化学系主任。

钱保功说：“是徐名材先生的教育，使我最终选择了工业化学的道路。”也正是由于徐名材的推荐和介绍，青年钱保功与上海进步的文化界有了接触，参加了当时由艾思奇、孙克定等老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经常讨论自然科学的中国化与大众化诸问题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等进步团体。

当时还有一篇文章，对钱保功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篇文章是苏联一位科学家写的《牛顿原理批判》。这篇报告曾在英国学者中间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现代季刊”这一学派。后来在英国发起成立的“科学工作者协会”，主要也是这个学派的人物。

钱保功青年时代既向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内心里又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解剖过自己：“当时我曾对领导学运的同志说，我要学好了技术才能参加革命。其实这确是为了自己科学救国的抱负着想。这也是阻碍我进步的‘革命分工论’的开始。”

1937 年上海沦陷后，钱保功怀着想用自己学得的一点科学技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做一点实际工作的朴素愿望，和几位同学一道，奔向了当时的“圣地”、红星照耀的地方——延安。这是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最好的、最理想的选择。(www.xing528.com)

介绍他到延安去的，是曾领导“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革命家、哲学家艾思奇。抗战开始后，这个座谈会又在延安重新组织起来了。钱保功能到延安，主要是依靠与“自然科学座谈会”的这层关系。和他一同北上的，有他在上海大同附中时的同学，即他后来的夫人杜微，当时的名字叫赵涛君。

那时的延安是非常热闹和红火的。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纷纷奔向这里，大家一心想着救亡，想着革命，想着寻求真理。黄土高原上可谓少长咸集、人才济济。

延安是红色的摇篮，又是革命的熔炉。到了延安后，钱保功先是进“抗大”三期学习。之后曾准备利用自己已有的炼油技术，到大西北地区去寻找新的油源，在北方继续从事炼油工作。但最终没能成行。

其时，解放区正在进行全面的“整风”，包括审查每个人的历史。钱保功痛苦的心结再一次被触动。他既没有勇气，也难以找到更得力的证明人，来说明自己中学时代那段所谓的“悔过”经历。结果，在这种矛盾面前，他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他向他所在的新四军的领导项英提出，继续回到大后方去学习技术，以图有朝一日，靠着过硬的科学技术，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项英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他在1938 年9 月又告别了延安。

1938 年秋天，钱保功回到国统区，进入当时设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化学系继续攻读化学，直到1940 年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