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高庆赐教授-洪山文史

章　重

昙华林中虽无奇山异石，也无山泉潺潺，却有参天的大树，遮天蔽日，还有一个可供人欣赏的花圃，里面花卉繁多，四季不断，也是我留恋之处，我第一次见到昙花，就在花圃旁的台阶上。在绿树掩映中一幢幢的红色的、白色的、灰色的小楼，颇具特色。而文华院的钟楼和有古典宫殿风格的体育馆，相映成趣。

我在昙华林读书时，是个“偏食”的学生，对文学，无论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一概接纳。对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作品，“五四”文学，一一涉猎，对有些诗、词、曲、赋爱不释手，朝诵夜读。但对有些课程如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甚至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现代汉语，我都把它们归入了另类，不甚用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说明那时的我，是多么幼稚。

古代汉语是关于古汉语的修辞、语法的一门课程。听高班的同学说，很难学，但又非学不可，是必考课目。我还是没有放在心上。

上古汉语课时，进来的是一位不到五十岁的教授。中等身材，上穿白色短袖港衫，下面是一条笔挺的灰色长裤，十分整齐干净。他背微驼，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上第一堂课，他没有过多的客套，简单说了一下学习古汉语的重要性后，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边讲边在黑板上疾书，说完，书写亦完。我惊讶地发现，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板书整齐，语句流畅，语意达净。以最条理化的板书，最清晰的讲述，论证每一个古汉字的来龙去脉，剖析每一句古汉语的真实含意。你将板书抄下，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就是一篇完整的、条理清晰的讲课笔记。一个老师讲课与板书同步，且字写得端正而不死板，略有微草，赏心悦目，是不多见的。

第一堂课，就将原以为枯燥乏味的古代汉语讲得如此生动。里面所举的古代文字、段落、内容，多数是我们学过的，但经他洋洋洒洒一讲，似乎比古典文学的老师讲的还津津有味。我不仅欣赏他的讲课之口才，欣赏他的板书，更欣赏他的博学。讲古文语法时，他旁征博引，使我豁然开朗。于是我就喜欢上了古汉语，也对这位老教授——高庆赐有好感。每当上他的课，我从不迟到，而且占个好位子，认真听，认真记。我写字是比较快的，高教授的板书，我基本上能全抄下来。我的古汉语笔记，是我大学中记录得最全、最完整的课堂笔记之一。我对一个同学说过，听高教授讲课，好像听单口相声，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亦有同感。高教授讲完课，拿了书就匆匆走了，从不多耽误一分钟，他是那种不与同学交往、沟通的学者，是那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中认真做学问的学者。我也从未与高教授说过话，没有任何交往，也从未去老师家请教。

有一天早晨，我在校园内，边上坡边看书。这时感觉前面有人下坡，步子迅疾，我无意地停步抬头相望，不是别人，竟是高教授，我急忙闪一旁让路，匆匆下坡的他没停步，只是看我点了点头，我也一笑，两人又各走各的。

后来听到高教授的一些传闻，说他是北京人，是司徒雷登当校长时燕京大学的学生，家在北京，孤身在武昌执教。当时，高教授即是很出名的学者。据说，他还曾坐飞机去西安给胡宗南讲过课。(www.xing528.com)

最近，我读了当代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的《遥致黄鹤楼文》，邵写道：“1955 年采访长江大桥工程……并叩访高庆赐师，承导游奥略楼，楼前合影留念。”我仔细端详这一“留念”照，照片中的高庆赐教授穿呢大衣，戴呢帽子，身材修长、笔挺，风流倜傥，书卷气十足。邵燕祥在其右，其后，是一位显着风度和才气的年轻记者。照片说明为：“1955 年1 月与恩师高庆赐合影于旧黄鹤楼——奥略楼前。”

高教授讲课很讲究仪表，春秋季是一套料子的中山服，冬季外加一件呢大衣，但一上讲坛，即脱下大衣，便于板书。我又发奇想，觉得中国学者穿中山装上讲台，其风度不亚于西装革履，且有中国特色。

最近我读了2008 年12 月14 日的《楚天都市报》，刊载著名文学评论家、华中师大教授、曾任湖北作协主席的王先霈先生的一篇关于与大学生畅谈治学与做人的文章，他说，事隔多年仍然难忘恩师，比如出身燕京大学的高庆赐。王先生说：“高老师学养深厚，看似简单的拼音字母，音调变化，他能讲得文化内涵十足，他教我们体会律诗的平仄变化、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发现中国语言，原来有如此大的魅力。”王先霈也是我的师辈，只不过无缘结识而已。但这一段对高教授之评说，我是十分赞同的。

邵、王两位都是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都视高庆赐为恩师，他们对高教授的深切怀念，足以说明高庆赐教授的才学与人品，非一般人所及也。

当时古汉语课讲完后，就要考试。有些同学们有点紧张，觉得没有把握考好。考试那天，我一看试卷考题都是高教授平时讲的，笔记上都有。不到半小时，我已答完，再查一遍，看无人交卷，又查一遍，还是无人交卷，我没有耐心了，第一个交了卷，出了教室。后来，同学问我，为什么交得那么早，我说我已检查了两遍。同学说：你走出教室，高教授要大家不要慌，说我肯定得不到一百分。我听后也不怎么后悔，因为我自信都做对了。后来，考试成绩公布是99 分。是少数几个高分之一。我想高教授真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但我没有抱怨这个没有给我百分的老教授，我依然从内心尊敬他。他是我心目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文革”中，我常打听他的消息，被告知他先以“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与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住在由洗澡堂隔起来的一小间中。后听同学周翔告诉我，高教授回北京的儿子家去了。北京的冬天，室内有暖气，还是要好过一些。可年仅六十多岁的高教授终于病故了。在武昌，他的工作单位——华中师院中文系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家属也未向武昌通报。就这样，一代名教授寂寞地离开了人间。待中文系知道，已是他儿子来清理遗物时了。

（作者单位：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