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山文史.第26辑》：怀念刘介愚同志，留下终生回忆

章开沅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相信缘分。我与介愚同志的相遇、相识乃至终生追随，就是一种缘分。

长江很长，介愚同志出生于上游重庆，我出生于下游芜湖，两地相隔甚远。抗战爆发，我家随着西迁难民潮千里跋涉，溯江而上来到重庆。可是他却早已离开重庆，远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现今戏称“蹭课”），随即参加革命，经陕北公学短期培训，与陆平等开辟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过专员要职，此后即一直转战于华北各地。而我这八九年，无论是读书、流浪、当兵，都未出重庆一步，所以至今重庆人都把我当作“重庆学者”。

没想到，又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把他这个真重庆人与我这个“重庆侨民”（当年称为“下游民族”），同时引向河南开封，在此相遇相识乃至终生伴随。

1948 年11 月是我一生最为重大的转折点。经由中共地下党安排，我与3 位同学结伴闯过国民党封锁线，经由许昌市委介绍，进入中原大学短期培训（一般是4 个月）。当时中大刚刚从宝丰整体搬迁到开封原河南大学校园。我们入学后的第一课就是听取此次大规模长途行军的总结，而做大报告的就是时任中原大学一部主任的刘介愚同志。中原大学号称革命熔炉，但这位革命领导干部却很像一位学者，讲话慢条斯理，语句洗练顺畅，只是未免过于冗长。讲的内容我一点都记不清了，但他那浓重的重庆口音却隐隐约约勾起我的若干乡愁，甚至还产生了若干亲近感。

但我在开封半年，与介愚同志没有任何接触，因为一部相当于政治学院，培训主要是思想改造，乃是中大学生最多的主体。迁入开封以后，不仅河南本地，连京沪等大城市的学生都成批前来学习，人数迅速猛增。一部之下分好几个大队，每个大队之下又分若干队，而每队都有100 多人，可见当时办学规模相当可观，因为我的队列番号已是20 队了。每队设队主任一人，辅导员2～3 人。学员编成若干小组，每组20 余人，全队约100 余人。20 队队主任为牟政，来自胶东半岛，只有二十七八岁，读过高中，但已受过多年革命战争磨炼，曾任区、县领导。辅导员资历较深者是老李（我们都称为老李头，名字反而忘了），也来自山东军区，忠厚老实，但文化差些，只能分管事务性工作。比较活跃的是一位女同志汤颖，很小就参加新四军文工团，是年轻的“老革命”，她相当于队主任的政治助理，分管党团组织与思想工作。由于能歌善舞，她经常教我们跳秧歌舞唱新四军歌曲，所以与学员关系最为密切，亲如兄弟姐妹，而整个20 队在全校也显得比较活跃。

当然，20 队的学员文化素质较高也是学校领导比较重视的原因之一，因为学员大多都有大学肄业学历。我们同行4 人来自京沪地区且已参加进步学运，所以更受关注。王元圣被选为学生会委员，负责民运股工作；我则担任第一组组长，并被任命为宣传干事，负责编辑黑板报与墙报。可能由于我学习与工作都很认真努力，牟政与我个别交谈较多，汤颖与老李头还是我参加共青团的介绍人。当时开封属于刚解放的新区，党团员仍属于地下状态，全队也只有4 人入团。

学习期间，出现一个偶发事件，而且肇事者竟然是与我们同行来开封的黄贲。其实我对他的过去毫无了解，而王元圣则是他的同乡好友，是经过王元圣的介绍才邀他同行的。他原来在南京中央政校学习，不过思想倒比较激进。在一次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讨论中，他居然公开说社会发展五个阶段是公式化的教条。这本来是一个学术上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他的学历背景却容易引发政治上的联想，于是立即遭到很多批评，而他也毫无退让之意。情况汇报到队部，牟政倒也遇事不惊，要我办一期墙报，专门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间非常紧迫，对此能够正式发表见解的人实在很少，所以我只有一手包办，用几个笔名分别就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争论的沿革，涉及的若干理论概念，以及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分期问题，写成简明扼要的短文。我的结语是，历史分期无非是人们对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一种理解与诠释，应该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与争辩。但是如果借此用“图谱”“公式”之类贬义词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则是别有用心，而且也是徒费口舌，因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都有自己的范畴与模式，问题是如何接近历史的客观存在。如此云云，谈不上学理探索，无非是期望有助于缓解同学在理论学习中的若干困惑而已。因我从高中开始，直到军营与大学，都热心于编墙报乃至黑板报，而且连版面设计和美术缀饰都是自己动手，可以说是一个墙报“老手”，所以贴出来倒也图文并茂，颇能引人注目。牟政也很放手，并未有要求审查稿件之类程序，只是作为课程讨论的延续而已。没有想到引起邻近数队的注意，课余前来观看者渐多。牟政干脆向一部领导汇报，组织各队领导与学生会主席前来现场交流。当时学校有一个理论刊物《改造》，他又要我以20 队学生会名义撰写编写墙报的全面总结。

这次偶发事件，对于20 队领导是一次政治智慧的考验。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逻辑，很有可能对黄贲“上纲上线”，那就不仅毁了一个人的政治前途，而且还会使其他学员产生紧张乃至悲观情绪，影响下一步思想改造总结阶段的正常运行，牟政等队领导遇变不惊，更没有小题大做，而是以冷静的关怀青年的理性态度来循循善诱，化解困惑。这与当时介愚同志总结推广的“五步教学法”也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这种教学法确实体现了“以生为本”，尊重学员人格，并且着力通过自由讨论，激发学生自我改造的主观能动性。

没有多久，20 队的思想改造工作圆满结束。全队学员多数分配到部队支援前线，也有不少人分配到新解放区担任各项地方工作。只有我和王元圣两人留在队里与几位领导合力做收尾工作。由于队员离队时间不齐，所以略有若干“伙食尾子”可以自行享用，尽管仍然未见荤腥，但天天可以吃上白面饺子，在当时总算过了几天神仙日子。可能正是由于这期墙报，我与王元圣都被当成“理论人才”，进入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兼助教，成为革命干部。

政治研究室是校部直属单位，负责全校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工作，下分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教研组。我与王元圣都分配到中共党史组，组长是方衡，他与陶军、高原、何汉等都是随同介愚同志从华北联合大学分派南下的骨干教师。但介愚同志并不直接过问政治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是李光灿，所以我仍然很少见到介愚本人。李光灿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在上海参加“左联”，曾在延安马列学院进修，较早研究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主要是批判），理论素养较高。他曾多次与我个别交流，多年以后曾对别人讲，他教过的学生中比较得意的是章开沅与邢贲思。但他因受到种种影响，以后的作为并不大。

其实，我内心实在不愿意留在学校教书，因为我片面地认为革命就是打仗，而我在抗战后期曾在青年远征军接受过一年半严格正规的训练，学、术两科成绩均属优良，且已取得预备军官少尉军衔。所以到解放区后满心指望能够分配到野战军打仗，那时济南、辽沈、淮海等战役相继取得大捷，中原大学4 个队提前毕业，紧急奔赴前线，潘梓年冒着漫天风雪在大操场为我们做动员报告，我激动得热血沸腾，随着大众举臂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20队结业又逢渡江战役迫在眉睫，我再次正式申请奔赴前线，可是一部副主任却泼我一盆冷水：“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建设新型人民大学而奋斗。”满腔热情离开大学投奔革命，现在却又要马上回到大学，回到原点，我的内心充满憋屈，可是当时一切服从组织乃是天经地义，我当然不敢违抗组织分配。

但是，即令是留校，我也不愿意当政治理论教员，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文艺愤青，而且还有当战地记者的梦。所以，当四部（即以后的文艺学院）主任崔嵬倡议拍摄一部南方版的电影故事片《民主青年进行曲》续集，并且把我们这些京沪地区前来中大的学员（主要是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同学）召集在一起座谈，并指定我执笔编写文学剧本时，我仿佛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满心希望就此转行，圆我那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美梦。我被借调到四部，在几位曾在延安听取过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年轻老革命辅导下，认真编电影文学剧本。但形势总是比人强，崔嵬的倡议原本是动员更多的南方民主青年投奔革命，但渡江战役一经发动，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就解放南京和上海，南方成千上万民主青年可以就地参军参干，无须再演出什么北上之类进行曲。编写文学剧本随即流产，尽管四部那些文艺战士与我相处甚洽，而且我也很崇拜并喜欢崔嵬，但仍然被一部调回政治研究室。这真是命中注定要当一辈子介愚同志部下的兵！

不过，我随中原大学整体南下武汉，校部主要领导却是年高德劭的孟夫唐副校长，介愚同志留在开封，负责参与领导河南大学复校工作，职务似乎是教务长，因为他与最早参加中原大学教学工作的嵇文甫、王毅斋等河大进步教授早已形成亲密的共事关系。据我所知，介愚在河南大学这段时期的工作口碑甚好，威望亦高，所以河南大学师生一直把中原大学作为重建的前身，把我们这些“老中大”学员当作自己的校友。

旧体小说作者有句口头禅：“无巧不成书。”刘介愚来华师完全是个巧合。他本来在河大干得很出色，但原来主持校务的潘梓年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管辖中南地区教育任务何等繁重，所以很快就把得力助手介愚同志调来担任副局长。教育局虽然是华师上级，但属中南局系统，办公地点在汉口，而且又是面向中南地区的六省二市，所以介愚似乎从未来过华师，我们仍然未曾见过面。直到1954 年2 月华师王自申院长病逝，刘介愚才被调任华师副院长并主持校务。4 月，中央又调任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为华师院长，加强我校学术领导。东老是李大钊关系最为密切的弟子之一，也是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者，而且很早又参加了共产党并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虽然失去组织联系，但始终坚持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以党外人士身份积极参与救国会系统的民主运动。实际上，他是通过李克农的单线联系，在周恩来领导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他的到来，确实是华中师院早期一大幸事。介公与东老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同心协力，领导全校师生书写艰苦建校的新篇章。

1954 年春，人民共和国肇建已近5 年。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战争与政治运动已经过去，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正轨。这4 年多期间，华师在已故院长王自申领导下，主要做成3 件大事：一、院、系调整以及各方人员的重新整合；二、全面学习苏联，学校向师范专业化转型；三、动员全校师生投入桂子山新校区基础建设，为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创造条件。王老的优点是以身作则，诲人不倦，把延安时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光大。

杨东老一来华师便召开全校大会。一开口就自我介绍：“我叫杨东莼，常被人叫作杨东专，名字取得不好。”院长做大报告就这样开头，台下师生感到新鲜，哄堂大笑并热烈鼓掌，立刻拉近了领导与群众的距离。他的就职演说简明扼要，大意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别无其他空空洞洞的豪言壮语。他还说看一所大学的管理水平，只要看看食堂与厕所就可以心中有数，因为一个管“进”，一个管“出”，都与全体师生日常生活有关。大家也感到这才是一个懂行校长的应有本色。

尽管东老没有参与党委领导，但是通过校务会议仍能有职有权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引领华中师院迅速发展。介愚同志非常尊重这位革命老前辈，并且尽量在政府教育方针与东老教育理念之间寻找契合之处。介愚尽管在解放区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但对于办正规的综合性大学，仍然把自己当作“外行”。他遵照中央要求“尽快从外行转变成内行”的指示，除认真学习教育科学，钻研中央文件外，就是随时向杨东老认真请教。每天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介公家的灯光很迟才熄灭，那正是他屏除杂务、专心“补习”的黄金时间。

正由于党政领导同心协力，从1954 年到1957 年也可以说是早期华师发展的黄金时间。教学与科研正常运转，学术空气渐趋浓厚。特别是1956 年“双百”方针公布，中央大张旗鼓号召全国“向科学进军”，校园更是洋溢着蓬勃的学术生机。大学重新出版了自己的学报，科学讨论会也可以跨校乃至跨省交流，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到1956 年科学的春天，百花争妍、百家争鸣已经蔚然成风，桂子山头各大系纷纷举办科学讨论会，年长教授仿佛复回到青春岁月，青年教师也勇于攀登。在中国古代史一次讨论会上，我亲眼看见沉寂多时的韦卓民先生兴致勃勃地与张舜徽先生展开学术争辩，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而且都是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我辈后生小子只能洗耳恭听，堪称桂子山学术史上一段佳话。过去我们只把韦卓民看成一个“洋博士”，却不知道他国学涵养如此之深，后来才知道他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都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学贯中西方面更胜舜徽先生一筹。

当然，我们青年教师也在领导鼓励与前辈导引下，在科学的春天初步显现才华。我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好几篇文章，而且《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若干问题》与《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这两篇长文，居然还能自成一说，引起广泛关注，其他许多学科青年教师也在各自钻研的领域中崭露头角。只是科学的春天过于短暂，1957年春夏之交，“鸣放”转为了“反右”运动。

现在回想起来，介愚同志在“反右”期间，内心纠结必定甚多。在正式进入“反右”之前，华师党委曾经把我们这些“老中大”召集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听取刘介愚书记做报告。他仍然是不疾不徐，不瘟不火，一如既往地循循善诱。我至今还记得他特地讲了《四进士》（京剧）的故事，似乎是动员我们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在斗争中敢于大义灭亲，但言谈之间或多或少仍然流露出若干难以如此决绝的内心挣扎。我可以坦率地说，那时但凡较有头脑而且作风正派的各级党委书记，实际上思想是有保留的。

陶军是介愚的老部属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助手。由于在“鸣放”期间曾说过党应该发扬民主一类的话，有些所谓“左”派，抓住这些话不放，一定要把他划成右派。但介愚等核心领导，对陶早已有深切了解，冷静对待这些狂热压力，总算把他保全下来。经过其后“大跃进”“教育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华师的领导班子始终基本上未伤元气，所以能够在1961 年以后较早拨乱反正，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并为华师长远发展提供若干战略性布置。(www.xing528.com)

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文革”前那五六年办学的极端艰辛。那时物质极端匮乏，粮食严重不足，但华师党委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呕心沥血。一方面通过落实政策，为一些确有真才实学而错划右派的著名学者提前“摘帽”，比如韦卓民就解除农场劳动，重新登上哲学讲坛，从事西方经典著作翻译，并且作为对外友协成员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张舜徽先生为不满自己过去的职称评定偏低，满腹牢骚向省委书记上万言书，学校不仅没有任何反感，还命我在北京就近与东老、陈垣等学界大佬沟通，很快便解决了过去的遗留问题，使他更为愉快地潜心教学与撰著。

对年轻教学骨干的培养，他们更是不遗余力。据我记忆，我们这批原中原大学政研室成员，几乎全部曾送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或分别到东北师大、华东师大随从苏联专家或中国著名学者进修。好像只有我始终留在本校教学第一线工作。1956 年华师首届毕业生留校工作者，很多也送外进修，而且已有一批崭露头角者。1959 年春我从农村锻炼归来，立即恢复教学工作，并且批准我一个月写作假，为上海海燕厂第三创作集体（以郑君里为核心）编写剧本。紧接着学校党委又热情支持我的倡议，即1961 年10 月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50 周年大型学术讨论会。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构想，因为湖北虽是首义之区，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却非常落后，我当时不过是个年轻讲师，在学术界亦属初出茅庐。但介愚等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及时上报省委宣传部，宣传部对我也寄予很高期望，正式委托省社联经办此事，并由精明能干的密加凡副部长专门领导。密部长知人善任，指定社联常务副主席彭展负责组织本地学者抓紧撰写学术论文，同时委托社联秘书长李德仁前往北京向中宣部当面汇报，而我亦随行与北京学术界做必要联络。由于湖北省调度有方，充分发挥老中青学术骨干的积极性，而又正好中央有意通过此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加强贯彻“双百方针”，并且大力扭转虚浮学风，所以此次盛会取得超乎我们原来期望的多方面效益。

通过此次盛会，介愚同志等领导更加深化对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认识。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长远发展，他们因势利导，极为慷慨地给我两年出外进修时间（相当于学术休假）。我一向埋头工作，与外地著名学者很少联系，介愚同志亲自出马，恳求杨东老在北京代为选定进修处所；陶军也写信给燕大老同学侯仁之教授，请他转告邵循正教授，让我到北大历史系进修。邵先生早在武昌辛亥革命研讨会期间与我已相结识，所以很快就同意我前往北大深造。但不料东老动作更快，正式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义向华师发商调函，让我参与他亲自领导的北洋时期史料征集工作。介愚同志更为尊重老院长的具体安排，所以我1963 年春天就暂停校内一切工作，前往全国政协边工作边学习。

我从1949 年6 月到1963 年春天，整整13 年都僻处武汉一隅，很少到北京、上海等先进城市参观学习，因此信息闭塞，仿佛井中之蛙。在北京两年，先后参与北洋史料征集与中国近代社会调查委员会的筹建，直接在杨东莼、刘大年、黎澍领导下，与北大、近代史研究所众多师友，密切合作，经常交流，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熟悉了治学门径，并且融入了北京史学界群体，从此进入一个更高境界。因此，我特别感激介愚、陶军等老领导知遇之恩。当然，他们并非关心我一个人，而是关心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学术骨干。大约是在1963 年冬天，华师制定了《师资培养十年规划（1963—1973）》，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选拔并重点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我记得有中文系王庆生、教育系杨葆焜、化学系张景龄、物理系刘连寿、地理系景才瑞、数学系廖晓昕等。学校对他们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如张景龄、刘连寿都曾被送往苏联攻读学位，归国后还为景龄农药研究室在桂子山顶盖了一座水塔，以保持24 小时实验用水连续不断。我想他们对介愚诸领导的关切与帮助，一定也有许多终生难忘的珍贵回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我印象里，这些人似乎都选对了。事先没有报名申请，没有任何评比竞赛，当然更没有任何私下人情交易，就是靠领导深入基层，广泛联系群众，熟悉各个系科的真实情况，还有院人事部门的若干“活字典”（介公金句）。此次低调平实、波澜不惊的战略性选拔，可以说命中率达到百分之百。这些学科，这些团队，这些杰出带头人，当时似乎平凡，但是直到20 年后自己于危难之际接手校务时，我才发现这是一笔何等丰厚的历史遗产。华师历经10 年浩劫，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骨干队伍仍在，人心依旧未散，所以能够如同凤凰涅槃一样，迅速恢复元气，并且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揭开历史新的篇章。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些老领导，没有他们的劳绩就没有华师今天的发展。今天的我们在感叹自己办事困难的时候，又何曾想到他们在20 世纪60 年代所遇到的难以想象的困苦艰难？60 年代初，面对严重困难，要保证全校师生乃至家属的生存，到处寻找代替食品，发动家属生产自救，食堂千方百计让大家填饱肚子。而在这种严重危机岁月，国家还有许多大工程上马，学校还得抽调劳力奔赴工地，后来又响应号召，在荒僻山地建立了几处分校，人力、资源更趋分散。

学校老领导们在如此困境中仍能摒除杂念，从容论道，共商师资培养大计，又如何能够坚守办学底线，保证校园内教学、研究井然有序持续运行？我至今都难以理解他们何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定力，我只记得这些年介公依然遇变不惊，慢条斯理，平静如常，丝毫没有显露过惶恐，更没有怨天尤人，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信心，把希望寄托于明天。时至自己的晚年，我这才恍然大悟，介公的定力一方面来自对党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乃是他对全校师生员工的理解与信任。十多年的亲密相处，同欢乐，共患难，历经多少大风大浪，上下同心，群策群力，还有什么关山不能跨越！即以我们小小的历史系而言，单身教工集中居住在昙华林老文学院宿舍（一栋两层小楼），朝夕相处，亲密无间。食量较大的中年教师简直整天饥肠辘辘，但往往在第二天早晨一开门就发现有好心人半夜送来自己节省下来的蚕豆乃至米饭。至于家属之间把省下的粮油票相互转让更是屡见不鲜。人性之美往往在极端危险之际更易自然流露。所以经常为饥饿所苦，而弦歌依然不绝，当时除一张乒乓球桌外别无其他任何娱乐工具。当年最大的乐趣，就是晚饭后聚集在客厅里听学校广播，因为乒乓球世界杯比赛太精彩了，而中央台宋世雄的现场播音又是那么激越传神。特别是播送中日运动员决赛争夺冠军实况时，他那清亮的嗓音：“中国运动员连抽十几大板，一板，又一板……好，终于拿下一局！”大家听得聚精会神，谈笑风生，仿佛自己也受到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感染，区区饥饿何足道哉！我为辛亥革命50 周年提交的论文就是在这种情景下紧张赶写的。不过我是独自在博育室卧室聆听的，从未参加文学院的聚集交流。其时妻子因事外出，两岁多的女儿全部交给幼儿园，独自一人奋笔疾书，“一板又一板”的喊声不断，似乎不断提醒我也应为国争光。

1961 年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挽狂澜于既倒，顺乎民心，切乎需要，华中师院不失时机，全力贯彻，所以能够获得较多办学红利，当时虽未彰显，但从长远来看确实为未来的大发展提供了底气。但国家仍属多事之秋，1964 年10 月，我由于一时冲动，参与李秀成评价问题争论，无非是对戚本禹的武断文章略表异议，结果被定性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折中主义，比资产阶级史学观更为危险，于是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立即回原单位接受批判。

我个人因青少年时代常处逆境，对批判之类冲击早已习以为常。但此次是全国公开点名批判，而我又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科带头人，心情确实非常沉重，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又给学校惹事了！”尽管我仍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但也只有满怀羞愧回到校园，心甘情愿接受任何处分。但出乎意料，院系领导仍然热情欢迎我的归来，并且安排我参加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队，希望通过此次考验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工作队由老红军武承先带队，他也一如既往，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常常于休息时躺在我床上与队员们聊天。但是最终还是因我为叛徒（李秀成）辩护之事影响，“四清”工作队下乡前又要“清理队伍”，被立即除名回校。

我这才感到形势严重，调整心态迎接批判。回到华师以后，介愚同志指派党委副书记马斌找我谈话。马斌也是一个忠厚长者型的老革命，虽然与我素不相识，但却苦口婆心地安慰说：“我虽刚到华师，但省委宣传部与学校领导都是了解你的，认为你不是有意犯错。我们只有同意作为‘学术领域严重丧失立场的政治错误’立即由省社联开大会公开批判。”临别时还一再叮嘱我必须正确看待群众批评，自行深入检讨。当时，我对“学术领域的严重错误”这种说法思想上仍有抵触，因为自己无非是学术争论，谈不上什么政治问题。但现在看来，省、院两级领导实际上是在保护我，因为“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早经定调，他们仍然强调是“学术领域内”，则是尽量避免政治上过度上纲上线。

省社联举办的批判大会开得冷冷清清，因为人们大多下乡“四清”去了。“四清”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批章”又何必兴师动众。各院校只有少数留下人员派代表参加，华师也只有宣传部长带一位政治系年轻教师参加。这位年轻教师是哲学界的新秀，文笔与口才均属上乘，但对李秀成问题则知之甚少，所以他作长篇批判发言无非是援引戚本禹之流的若干论点，而且没有什么论证与自己的观点。其他单位发言者寥寥，无非虚应故事。最后主持者命我发言，我也只有表示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汲取教训云云。

但是，根据规定，我不仅不能参加“四清”，而且不能上课，更不能发表文章，连《新建设》预定刊发的长篇论文都被退回。历史系全体师生都下乡“四清”去了，只剩下办公室一位女干事因孩子小留守值班。我被完全冷置一边，无心治学，也无人可以交往，只有偶尔到办公室与这位干事打打乒乓球。在这一年多时间，院、系领导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找我谈过话。但我始终认为他们仍然在关心着我，因为学校各种事务丛集，他们经常为办分校、应付农村“四清”要不断奔波各地，对我的“批判”只能搁置一边，对待政策仍在“学术领域”之内。所以1965 年全国青联开代表大会，我不仅以常委身份参加，而且换届后还能够“连任”，尽管我自己再三推辞。1966 年春节后，杨东老怕我荒废过久，又以纪念孙中山诞生100 周年筹委会名义再次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廖承志秘书长与他（副秘书长）处理学术准备事务。我认为这些重要事务必定是经过介愚同志认可的。我现在的看法是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不在乎一时一事，而对我们这些学术骨干无论处于何等逆境都不轻易放弃，这才是高层领导的胸怀与睿智。因为历史的教训太多，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十年以上，而毁灭一个人才往往只在一念之差之间。

“文革”期间是我与介愚同志这一生相处最为密切的岁月。因为他是理所当然的华师“走资派”，我虽然够不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居然也被列入刘介愚集团的核心成员。我们这些全院批斗对象大约有二三十人，经常被发配到“绿化组”（相当于校园管理科）劳动改造。我们虽然难以理解，却又无可奈何，劳动很辛苦，因为时值大旱，满山林木趋于枯黄，必须每天浇水抢救。当时决不容许用自来水浇灌，只能利用距离甚远的化粪池作为水源。我们这些四五十岁的所谓“强劳力”必须与园林工人一起肩挑手提，而介愚这些年长者则执长瓢浇灌。绿化组工人多半来自农村，除少数“混混”（个别人原来就是国民党兵痞）乘机逃避劳动，参加造反派胡作非为，多数都照常认真上班，他们对我们这些老师与干部的“落难”充满同情，所以我们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介愚虽然已成为众矢之的，但仍然是处变不惊，讲话与举止照旧慢条斯理，不疾不徐。记得一次工间休息，大家围坐在鱼塘边，凉风习习，柳枝摇曳，大家谈笑风生，暂时忘却一切。领队催促我们继续工作，介愚居然婉转恳求：“这地方真好，我们再坐一下，好不好？”领队碍于情面，又没有红卫兵监督，所以我们又偷闲片刻。我们之间的交谈，从不涉及现实处境，既非满腹牢骚，更无微言大义，无非是风花雪月，苦中作乐，暂时忘忧而已。但内心深处之忧如何能够消除，国家前途怎样？个人命运怎样？谁也想不清楚。但在我心目中，介愚仍然是书记、院长，他的从容应对“革命群众”，竟然成为我的学习榜样。介愚接受批评时，无论面对何种局面，尽管坦然承认“我有严重错误”，甚至“我有罪”，但是从不自行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大概就是他的认错底线，在卑微屈辱处境中保持人格尊严。所以我在整个“文革”期间，也是尽量避免违心之言，至少坚守自己担当责任，决不胡乱编造应付，更不牵连他人。所以虽然一度认为我“态度最为恶劣”，但在“文革”后期结案时却最简便轻松，因为我的交代全是事实，没有任何隐瞒与胡编。

由于介愚一贯表现甚好，属于“解放”较早的那一批领导干部，但却调到武汉大学担任副书记与副校长。直到1980 年才重新回到华师恢复原来职务。但是由于种种影响，只感到介愚、陶军等老领导举步维艰，更谈不上得心应手。但就在这样复杂艰难的处境下，他们仍然团结为数众多的师生员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重建校园工作，特别是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重建科研团队方面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效。在这个时期，党委主要领导同心协力，顶住各种压力，几乎是在“半地下”状态下组织精干团队编辑《陶行知全集》，更是独一无二，开全国风气之先，表现出他们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教育改革的高瞻远瞩，特别是政治上的勇敢担当。

后来提倡高校领导“年轻化、学术化”，介愚他们退出历史舞台，我猜想，他们内心会潜藏着不少的无奈与遗憾。校领导班子换届以后，校内外仍有若干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把我们新任书记校长视为“刘介愚第二套班子”。介愚同志虽仍挂名顾问，对校务始终保持不闻不问，专心治病，闭门反思。我唯恐给他增添麻烦，引发不必要的谣传，尽管住处近在咫尺，但也从未登门求教。即使途中相遇，也只深情相望，略示嘘寒问暖。但我们这个新班子仍然对介公尊敬如故，但凡重大庆祝活动（如校友总会成立），必然请他出席并列为首位。公道自在人心，几十年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众多校友对母校对介公都念念不忘，充满绻恋之情。记得香港校友会曾专门邀请老校长前往团聚并游览，在欢迎餐会上介公发言，一开口仍然是那句重庆口音的：“同志们，大家好。”香港虽然不习惯“同志”之称，但校友们依然一往情深，仿佛又回到昙华林、桂子山校园，回到那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许多人不禁热泪盈眶，连那些曾受处分或错划右派的校友也从此化解纠结，成为香港回归祖国的热心促进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校友会主席、1957 年初物理系毕业的邓缵绪，虽然事业有成已住进半山地区的豪宅，但卧室床头柜上长期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最亲爱的母亲，一张是有介公签名的华师毕业证书。我深信，此次香港旅游，一定会使介公得到极大安慰，尽扫心头积压的那些委屈与苦闷。听缵绪说，游海洋公园时，介公居然坐上多少有些惊险的过山车，蓝天白云，海风习习，人我皆忘，仿佛隔世。

我于1990 年辞去校长职务前往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等名校，访学前后达3 年以上。介愚不幸于1991 年初病逝，讣闻传来，未能诀别。此前，杨东莼先生病故之际，我也正在美国首次访问，未能见最后一面。这两位老校长对我都是恩重如山，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天人相隔，能不悲痛欲绝！

沧桑易老，岁月留痕。杨、刘二老以及那一辈学校老领导，虽已完全退出舞台，但他们的伟大劳绩，永远铭刻于昙华林、桂子山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眼前这满山葱绿，气象万千，蕴藏着世代流传的华师精神，其中就包含他们自身的博雅与刚毅品格，值得后来者永远铭记、传承与发扬光大。

安息吧！劳瘁终生的介公。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