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百年外交成果与变革

道光十九年，一千八百三十九年的年初，林则徐在广州开始严禁鸦片，因而引起我国近代的第一次对外作战。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府办了整个一百年的外交，士大夫关于外交也发了一百年的议论。百年的时间，就是在民族历史上，也不能算短。我们应该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

我们这个国家是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自宋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最近这百年并不是例外。无论我们是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当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

初期的外交家最受时人的非议和后世的不谅解者莫过于琦善。因为他于道光二十年春与英人订了《穿鼻条约》，时人说他是汉奸。其实琦善不但是爱国者，而且是当时见解比较明白的一个人。自从故宫博物院发表“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以后，学者才知道琦善受冤屈之深。他与英国代表义律所订的《穿鼻条约》比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有利于我多了。英国政府认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加以革职的处分。琦善体察中英的形势，决定《穿鼻条约》是当时我国外交所能得的最优的条约，故无论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言，无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不顾一切依照他的良心作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未尝不知道。却是到了民族紧急的关头，他毅然决然不作这种滑头的事情，这才算得真正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作英雄不易，作政治家尤难。

近期的外交家中受人攻击最多的莫过于袁世凯。此人的内政和人品如何，将来的历史家自有定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至于他的外交，我们可以说从他协助李鸿章办理高丽案件起，到他末年主持二十一条的交涉为止，他没有作过为国谋而不忠的事情。以先我们最不满意他的是民四的对日交涉。但自王芸生先生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著以后，学者始知袁世凯那次与日本的奋斗可谓作到鞠躬尽瘁了。我们如仔细研究他应付日本二十一条的亲笔批示，并记得日本当时因欧战关系在远东所处的优越地位，我们不能不感激他的用心之苦并佩服他的外交天才。日本人知道袁世凯是他们的劲敌。

我国数千年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无须我们过虑的。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国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成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的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着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我国的古老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十年，我们初则有中英鸦片战争，后又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之内，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以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的财政，不值得我们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和北京驻外国公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所动，却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词发表出来，有误国的能力。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我们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其中见解最透澈、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鸿章。他的救国方案可分治本、治标两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西化。他觉得我们抵抗西方的侵略要靠我们的西化，同时维持我们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我们的西化。同治初年，日本维新尚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李鸿章就大声疾呼的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这种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于治标的方法，他主张在西化工作未成熟以前，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的是同治光绪年间在朝的最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是当时的士大夫最好弹劾的。到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士大夫仍不承认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的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的眼光里，皆非根本之图。他们以为我国固有的驭夷方法可以依旧适用。他们且以为道咸年代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和帮手。他的事业的推进全靠专制君主威力的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时候有几位青年文人，目空一世，而文章与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在同末光初，每因细故就主战。为台湾生番问题，他们要向日本兴问罪之师。为琉球问题，他们要李鸿章率师东征。为伊犁问题，他们又要与俄国开战。这些浮议的难关，李鸿章都一一设法渡过了。其中最难的莫过于伊犁问题，因为关于这个问题，不但士大夫主战，当时与淮军敌对的湘军领袖如左宗棠、彭玉麟也主战。是时彭玉麟督率长江水师防御俄国的海军。他准备满载桐油木柴出海，趁便风火攻俄国舰队。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主帅又非孔明，恐火攻之计不售也。彭玉麟大怒，即上章弹劾，左宗棠又在京内替他说话，于是刘坤一只好不作江督了。李鸿章观察形势，知道如运用外交，至少伊犁可部分的收回；如对俄宣战，不但伊犁不能收复，即新疆及东三省均可虑。而且我们的实力消磨于对俄作战以后，日本在远东岂不坐大吗？所以决定制止国内主战潮流。他请英国军官戈登作总顾问。戈登的建议是具有深意的。他说抗战未尝不可，惟在抗战之先，中国政府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准备作三件事。第一，即时迁都西安。第二，准备抗战十年。第三，抗战以后，满清放弃政权。这种话，李鸿章要说而不敢说，但出自常胜军领袖戈登之口，国人不但能原谅他，而且信任他。后来曾纪泽果然运用外交，把俄国所占领的土地大部分收回。

曾纪泽在彼得堡的交涉还没有办好的时候，中法越南问题就发生了。李鸿章对这个问题也主张运用外交，反对开战。但是士大夫主战者多。朝廷徘徊于和战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作战。后无形中变为一面战，一面和。终成正式战争。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纶和陈宝琛。清廷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张佩纶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氏到了两江以后毫无建白，而张氏则以“逃得快”了之。足证文人的高调，除误国家大事以外，别无作用了。到了光绪十一年的春天，战事只好结束。全局的失败果不出于李鸿章的意料之外。

李鸿章交结友邦的运用最初表现于高丽。在光绪初年，日俄英美法德六国均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氏判断日俄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英美法德则只图通商和传教。那末，他可以借四国的力量来对付日俄两国。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竭力劝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订通商友好条约。在光绪八年，高丽果真与各国订约，势力均衡的局面似乎产生。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主要的原故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际，英美法德皆觉得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更改旧的宗主对藩属的观念。高丽对我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我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者利用高丽为根据地向我作进一步的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了。光绪十年，德国驻高丽的总领事，根据以上的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廷不能接收，就是李鸿章也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我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作法之下，宗主权几乎变为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很不直我们施诸高丽的压迫，并且高丽的新派人物因对我失望而想联日或联俄。可惜我国谈边政者至今对旧日的宗主权仍恋恋不舍。(www.xing528.com)

甲午年春，东学党在高丽起事，日本遂借口保侨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的严重。我国士大夫的激昂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在朝的要人多年想倒李鸿章而屡试屡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以往他假朝廷的威力，强迫各省协济北洋军饷，为的是对日备战。以往他关于伊犁、越南诸问题均反对战争，为的是要集中力量去保护高丽。他此刻如再不强硬对付日本，就无法自圆其说了。适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就临时抱佛脚，竭力求援。喀西尼亦觉得日本如占领高丽，那是大不利于俄国的，于是答应警告日本撤兵。李以为日本最怕俄国。现俄国既允压制日本，他可高枕无忧了。所以他对日外交不退让，而军事的布置又不积极，自以为那一次他可不战而胜。日本最后经英国的劝导提出中日两国共管高丽的妥协方案。李告诉总理衙门坚持要先撤兵，后谈判，而其心总以为俄国向东京警告以后，日本无不屈服。其实日本的消息比我们的还灵通。日本知道了俄国绝不干涉，而北京的谈判是无诚意的，遂决定进攻。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只好应战。

中日甲午之战决定了远东的领袖地位，在一整个历史阶段之中，将不属于我而属于日。甲午以前，我们只受西洋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后则同时受西洋与日本的侵略了。所以甲午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我们的失败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军事失败的原由，大概的说，有两层。第一，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应由士大夫负担。第二，中国彼时的军政太腐化了；这一层的责任应由李鸿章负其大半。

至于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好几层来说。第一，李鸿章不应专凭一个外国公使的谈话来决定军国大政。关于和战大事，不但一个公使的谈话不算数，就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算数。必定有正式的条约，经全权代表签字而又有元首的正式批准然后有相当的，但仍非绝对的可靠。李鸿章的办法充分表现他的外交的幼稚。帝俄政府根据整个国策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意见以后，李就陷于进退两难了，幼稚的外交误国之大莫过于此。

第二，假使当时我国驻日和驻俄的公使深知所在国的国情，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他们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我们甲午之役的外交或者能兼顾利害和力量。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澈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惟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我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构。李鸿章也不是例外。前文所说的三种假设并不存在。当时驻外的公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层层顾虑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见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当时李虽不能济事，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士大夫的言论，除激昂慷慨以外，别无足取，不过空言与高调而已。甲午以前的小波折，李的才能足以渡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之中，李实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期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的罪过，因为当时我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我于未败之前，却又援我于既败既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的援助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我们对于“友”邦的“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国与国是寡情的。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责备李鸿章。

我们能够责备他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的联俄政策。帝俄假助我的美名，行割我的实政。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的严重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和今日。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帝俄又假助我的名义，强迫我许她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乙未年助我以两千万两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我白白的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罢了。这还不够。庚子年，帝俄趁拳匪之乱派兵把我东北全占了。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帝俄又要假助我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我割让东北一切的权利。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来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要与俄订约。李末年的荒唐简直不堪设想。幸而条约未签字以前，李就于辛丑年冬死了。帝俄得着这个消息以后，说：“中国以后无人了！”

乙未至辛丑是李鸿章联俄的阶段。以后我们外交的路线就全变了。辛丑的次年，即一九零二年，英日订同盟的条约。当日我国的舆论对英日同盟是怎样呢？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先身）的教授联名请求政府加入英日同盟。旅居上海的名流假张园开会，作同样的要求。好像我们所敬佩的蔡孑民先生当日亦在座。我们留日的学生发起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去打帝俄。日俄战争之际，我政府虽守中立，实际我们是对日表同情的。地方人士如张作霖还实力协助日本作战。为什么我国在辛丑以后有这大的外交路线变更呢？因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引狼入室了。李在辛丑以前想联俄以制日，后人乃转过来想联日以制俄。前者的成绩固不好，后者的成绩亦欠佳。日俄战后，我国在南满就开始与日本磨擦了。足证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以前，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要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过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民国以来，我们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的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对内。大概的说，在朝的党，因所须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须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政府因负实际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近年有不少的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这种组织的需要在我国尤为急迫。

在这百年之末，于全民精诚团结以抗战之际，最使我们痛心的是平津京沪各地的汉奸。老百姓供敌人骗使者全为饥寒所迫，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本质不良，甘心从敌。粤闽鲁冀的劳工在外国侨居数代仍不忘祖国，足证我国人民的本质是优良的。我们可以相信沦陷区域的劳苦同胞，时机一到，还要热烈的回到祖国的怀抱。只要国家无负于他们，他们是不会负国家的。我们所痛心的是参加伪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大部分被生活问题迫着走上无耻的途径，其余还不是狂妄的借外力以从事内争？

抗战以前的数年，我们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把统一基础打好了，于是改革法币、建设公路铁路、推进国防等等自力更生的事业得有一日千里的进步。假使政府于九一八的冬天就听从一般士大夫的浮议而开始抗战，那我们就不能有自九一八到八二三那个阶段的积极建设和统一完成。没有那一个阶段，我们那能有今日的抗战力量？

我们于研究百年的外交之余，可以得着几个结论。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者尚为次要，由于内政者实为主要。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澈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我们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