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张衡《西京赋》说西汉长安营造云：“于是量径轮，考广袤，经城洫，营郭郛，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乃览秦制，跨周法，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1用今天的话说，《西京赋》说西汉长安的营造，首先结合山川河流所成空间轮廓的宽窄大小来确定城池、郭郛的尺寸和城郭的具体坐落；然后广泛地研究过往的制度，参考众多前朝都城，以确定城池的基本形态。再以秦制为参考，超越周法的局限，扩大核心建筑组合的规模，增加主要单体建筑的体量以形成雄伟的气势，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以未央宫为主导、以高耸的阙观为标志的雄伟壮丽的宫殿建筑群体。过去有学者以为，“览秦制，跨周法”是为了确定城市格局2，但由其后续句为“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看，“览秦制，跨周法”只与建筑规模尺寸的确定有关。这里的“百堵”当与《诗经》中说到的“百堵”相同，都指廊庑。在当时，廊庑往往是一定建筑特别是宗庙建筑组合的边界，以“百堵”为“狭”，当然是要扩大建筑组群所涉及的范围；《考工记》云，“周人明堂……东西九筵”，张衡以为明堂在周人是高等级的建筑，所以九筵所意味的尺寸不小，以“九筵”为“迫胁”，当然是要扩大单体建筑的体量。
虽然《西京赋》提到“秦制”“周法”时，并不首指城市规制，但却与城市建设有关。“秦制”“周法”这样的词汇存在，可见当时人认为周、秦在营造上都有相对稳定且有一定区别的规则。长久以来，人们对周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可对秦制则涉及较少。秦朝作为华夏文明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所作所为对后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系统的城市建设史研究，对秦制的探讨是难以回避的一课。
中国古代的“法”与“制”未必体现为系统的白纸墨字的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传统的“法”“制”表现为实际生活中需要遵守的习俗。习俗作为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是要经过对历史事项进行梳理才能看清楚的东西，与不断变动的技术系统和功能目标相关的营造制度更是如此。近年来新的考古资料不断涌现，相关领域研究快速推进，使我们有条件主要通过对秦人相关作为的梳理，去尝试触探张衡所谓的“秦制”。
现代人偏向于把聚落建构理解为通过营造形成自己认同的物质环境的过程。可在古人那里，对自己认同的物质环境的建构，并不局限于“物质”行为，那是一个可以包括宇宙秩序认定、可操控空间价值确认以及具体场所制作等在内的涉及诸多方面的工作。对于国家空间秩序与合理都城的制作，这一点尤其明显。所以，这里对于“秦制”的探究，就不局限于常规的物质性的建设活动。
从《西京赋》的说辞看，周法与秦制最明显的区别，恐怕是周法所指向的建设规模有限而秦人的营造尺度可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周法形成之时，建筑营造技术还相当不成熟，特别是高等级建筑的屋架体系还在逐步的演绎与选择当中，建造大规模的单体建筑不仅相对困难，而且难以经久。另一方面，并且也应该是相对重要的一方面，是从周文王开始就明显显露的“卑宫室”“恤民力”的政治态度，并且期望通过文化的引导与制度的控制，减少大体量、超规模的建造，以达到系统地降低社会总体营造投入水平的目的3。周公的雒邑建设强调“饰”在等级确定上的重要性，以及相对系统的建筑等级制度的出现，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4。
春秋战国，诸侯纷起，为了具体的军事、政治目的，各路诸侯们在营造上有诸多的探索，但这些探索毕竟是诸侯所为，不能构成让人们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正典。秦人最终据有了天下，虽然历二世而亡，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广域帝国，于是，经过他们选择、整合而最终采用的建造规则和实际实行的营造成果，最能成为后继王朝在进行相应活动时的正式参考甚至依据。
按照《史记》，秦人本是颛顼的后代。在舜之时，辅佐帝舜“调驯鸟兽”，“舜赐姓嬴氏”5。在西周的多数时间里，秦人游牧于现在的陕西、甘肃交界一带，这一带曾经是仰韶文化活动的重要地区，所以，秦人应该对中原文化的许多内容并不陌生。当然游牧到底和农耕不同，秦人从一开始就在环境营造上有着诸多区别于山东诸国的做法也是必然的。
秦襄公时，“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6上述说法表明，在中原诸国看来，直到秦襄公时，秦人才正式定居下来，在西地建造符合一定文化标准的都邑或区域环境秩序。这些建设，是秦人实行文化更张的标志性事件。
在当时的中原诸国眼中，“国”的设置，首在宗庙。宗庙的有无和宗庙的规格，是确定都邑等级乃至地域价值的核心标准。但是《史记》对于秦人“始国”时营造的记述，却看不到宗庙建设的影子，而是特别突出地显示了其对“白帝”的敬奉和祭祀。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秦人与周人的差异。在周人那里注重族属与血统的延续；在秦人那里，首重的是空间的确认与占有。《汉书·郊祀志》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7更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二者在主张自己的空间权力上的祭祀方向也有差别，秦人通过“作西畤”，明确自己是对西部空间具有支配权的白帝的人间代理，主张了对“岐以西”之地的权力。与之对比，夏、商、周都是以祭祀“大社”来进行空间据有的确认的，一个关注天，一个强调地，以“西畤”取代“大社”，表明了秦与夏、商、周的不同。
秦襄公“始国”之地称作“西”。《汉书》在述及秦人祠庙建设时说：“西亦有数十祠。”8由于秦人“始国”后不久即迁都他地，似可认为西地的“数十祠”并非都是秦襄公“始国”以后所建。从文献所述秦人颇重祠庙的情况看，或者这些祠庙中的多数应该建于秦人“始国”之前，即其未营造符合某种标准的都邑之前已经存在。这些既有的祠庙，应是当时秦人的始国之地确定在“西”的部分原因。
西地的这些祠庙如何分布？史无明载。参考其后秦人畤庙往往因灵异的发生或环境特异而立的情况，西地的祠庙恐怕很难与聚落有明确的形式关系。从秦襄公在西立国八年后，秦文公由西地出发东征仅有“兵七百人”9看，当时西地人口规模十分有限，因而当时西地的建设也应有限。这有限的建设量中就包括有“数十”祠庙，可见祭祀设施在秦人聚落中所占的分量。
《史记·秦本纪》索引曰：“畤，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谓为坛以祭天也。”10按照周制，诸侯是不可以设坛祭天的，不过按照《汉书》，秦人在西畤祭祀的并不是与“天”对应的统领诸神的昊天上帝，而是管制一方的白帝，当时周王室卑弱，秦又处在边陲，加上秦人最终成就了大统，所以对这种疑似的僭越，大家也就难以特别计较了。
为了确切地拥有周平王“赐予”的岐以西之土地，公元前763年，即秦文公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11作为一个合适的居地，只有一般的房舍是不够的，在汧渭之会基本安顿下来之后，“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12鄜畤的建设不仅确认了秦公“主少昊之神”的地位，并且也确认了“汧渭之会”就是秦人所应居。祭祀和祭祀空间的建设，对于秦人众心的安定和凝聚有关键性的影响。与西地有数十祠的情况比较，在汧渭之会仅有鄜畤显然不行，人们需要更多的神力来保证居地的可靠，《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宝鸡神祠，在汉陈仓县故城中。《晋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媦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雌上陈仓北阪，为石，秦祠之。”13陈宝祠作为鄜畤的补充，为秦人在汧渭之会的定居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条件。
经过在平阳的短暂停留14，到了秦德公元年即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15《汉书·郊祀志》云：“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16可见将都城安排在雍，与其靠近“神明之隩”有关。秦人在“神明之隩”附近设置都城的做法，其实在西地的建设上已有表达，周人决定设都洛阳盆地亦有类似考虑，可以认为这是当时一些文化共有的传统。与神明做邻居，当然祭起神来方便一些，有机会获得额外的好处。但在周人那里，天下之中是与至高的神明沟通的关键场所，在秦人那里，灵异事件和特殊的环境样式是表明神明存在的根据。前者的考虑多了一些形式和逻辑的成分。将都城设在雍地后，雍地附近旧有的祭祀设施都得以兴盛17。经过持续的建设，秦人在雍地及周边形成了包括用于祭祀“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遂之属”18的庞大的祭祀建筑系统。“日”“月”“星”“辰”等不同的祭祀对象各设一庙的做法与周人在南郊设置单一的丘兆，作为祭祀上帝及众神的万神殿的办法明确不同，或者可以设想周人的都城空间结构相对单纯，意涵逻辑相对明晰，而秦人的雍城，则空间结构相对含糊，意涵逻辑相对错综。两者的景观格局有相当的差异。
雍地距汧渭之会未远，已有的鄜畤和陈宝祠不仅继续兴盛，并且是雍地周边的祭祀设施中最为重要的元素，长时期地作为都城成立的保证（图6-1）。
在德公居雍期间，秦人的东扩取得了重大进展，使得其子孙有机会“饮马于河”。19正是这样，其后任者秦宣公有条件在雍地“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20。“青”象征着东方，依照前引《汉书·郊祀志》的逻辑，“密畤”的建设应是秦公兼为白、青二帝代理人的表达，设置青帝的祭祀场所，意味着对岐以东一定范围土地的主张。
《史记》叙及秦悼公事迹时，才说“城雍”21，即在雍地建造了城墙。秦悼公于公元前490至公元前477年在位，也就是说，从德公居雍到悼公的180多年里，雍地并无城墙建设。一代雄主德公之子秦缪公时，戎使由余至雍打探，文献只是说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22，而不提城池，表示当时还不存在有足够分量的城防系统。《史记·秦本纪·集解》记载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也”。23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德公时已有城墙之设，恐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邑有四门只能说明其有某种内外界限，可这界限未必就是夯筑而成、厚度足够的墙体。特别要注意的是，《秦本纪》说到聚落本身用的是“邑”字，如其措辞严谨，已经表明了这个聚落是不设城的。考古资料显示，齐临淄城墙厚20～33米，鲁曲阜的城墙厚30～40米，赵邯郸大北城的城墙厚20～50米24，而雍城的城墙厚仅4.3～15米，最厚处还抵不上上列城墙的最薄处。后来的秦都栎阳的城墙厚度仅为6～16米，且“平地起夯，不挖基槽，建筑也较疏松”。这样的情况足以表明秦人本来就对城墙建设热情有限。秦人“始国”后长期在人口稀疏且无强大对手的地域活动，一时不建城墙也属自然。
图6-1 秦人迁徙路线图
“作伏”，即为避免邪魔侵扰而白日关闭门防蛰于室内的做法，相应的“祠社”与“磔狗邑四门”均有抵御邪魔的价值，与前文提到的《春秋》昭十八年《传》所载“郑子产大为社祓禳与四方”的做法同义。这里的社当然与关注丰饶的社不同，是具有杀伐之意的社。祠社与“磔狗邑四门”的做法结合在一起表明该社应是所谓的“国社”。在关闭居邑门防的情况下祭社表明这个社是在聚落当中的，这与周雒邑把大社设在国中的做法相一致。德公元年迁都于雍，二年即有“祠社”之举，这种安排，当然是其在都城建设上学习山东诸国办法的表现。
发掘所见秦雍城城址“东西长3300米（以南垣计算），南北长3200米（以西垣计算），面积约1056万平方米”。25按照测量，雍城城垣长度总计约11 900米，约合方八点四八里，不及方九里，以当时的制度，这个尺寸规格仅相当于侯伯之城的规格，似乎表示其时秦人的野心有限。该城东垣颇为曲折，在与北垣交接时，制作出了明确的东北缺角，南垣西段略有内收，形成了西南隅一定程度的压缩，总体形态规格也不算高。对于春秋晚期又处在边地的秦公来说，这也许已经是相当谦虚克制的表达。可对于山东的诸侯来说，因为这个城址以外有鄜畤、密畤、陈宝祠等，其规格却非一个边地诸侯所应有（图6-2）。
《秦纪》显示，康公以前各代秦君都单立宫殿居住。后任秦公即位后，不住在前任秦公所用的宫殿中，而是在另外地点新造宫殿居住，如文公居西垂宫，武公居平阳封宫，德公居雍大郑宫，宣公居阳宫，成公居雍之宫26，这或者也是游牧文化传统所致。曲英杰主张，这些前王的宫殿在相应的秦王死后改为宗庙27。如果是这样，由德公到成公这一时期，雍城的宗庙与时君宫殿的关系并不确定。
情况到康公时发生了变化。《秦纪》说：“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生共公。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毕公以后，除暂时迁都外，再提到秦公所居的宫殿名称的，仅有躁公28。这种叙述方式表明，秦在迁都至雍50余年后，逐渐取消了时君日常行政场所因世代不同而改变的状态。宫殿不因秦公的更迭而变换、定居于高寝，这或者也意味着，秦人的宗庙也相对固定下来了，雍城的聚落主导元素的设置格局也就相对地稳定下来了。
图6-2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秦雍城平面示意图
人们在位于雍城城址大致中心的马家庄发掘到了秦雍城一号宫殿基址。这是一个由多座建筑构成的院落组合，占地东西宽87.6米，南北长82米。位于院落南边中间的建筑略小，当为门屋，门内三座大殿“品”字形分布，塑造出轴线对称的院落空间。正面大殿后面，还有一座小型夯土台基。在整个建筑基址上共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29。大量祭祀遗迹和大殿居中、左右分置偏殿的格局，促使人们认定马家庄一号宫殿基址为宗庙。三座大殿居中的为太祖庙，东部为昭庙，西部为穆庙30。结合文献，这个宗庙的成立年代当在康公之后，也就是说，此时秦雍城才确定了宗庙占据中心的格局。
宗庙正殿后面的小型台基，东西宽5.4米，南北长3.8米，四周无檐墙，四个角部均设两个角柱31。角柱的柱径相当有限，很难用它们来支撑屋顶，这些柱子应是台基周边栏杆的支撑物。由此可见，这个小型台基上面是没有屋顶的。结合建筑的位置和形态，可以推断这个土台就是社坛。这个社坛位置隐蔽，体量有限，不具有杀伐的气质或刻意的空间象征性处理，其应为主要服务于丰饶之祀的设施，即所谓的“侯社”。前面提到的秦人之“国社”应另有其地，参照郑国故城的做法，其应在这个宗庙以南。将侯社设在宗庙建筑之北，是中原地区用之长久的传统，该社祀的存在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其南边的那些建筑就是宗庙。
在一号宫殿基址西边，距其仅15米，人们发现了同期建设的二号宫殿遗址，现存有南门塾及西围墙等遗迹。在二号宫殿遗址西围墙西侧发现两口水井，分别有输水管道通向二号宫殿院内。水井和输水管的安排似乎显示了二号宫殿和日常居住多有关系。如果把二号宫殿与一号宫殿视作一个整体32，参考偃师商城在宗庙以西设置朝寝的处理，有理由认为二号宫殿为康公、共公和景公居住的“高寝”。
“马家庄四号建筑遗址位于一号建筑遗址东，相距约500米。遗址高于周围地面，破坏严重，现残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夯土墙基已残破不全。发现一些祭祀坑，内有动物肢骨、朱砂等。从建筑材料看，时代与一号建筑遗址基本相同。”33四号建筑遗址上祭祀遗迹，有助于认为这里曾有祭祀建筑群存在。
在一号宫殿以西，距其约5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三号建筑遗址。在春秋战国的宫室遗存中，秦雍城的三号建筑遗址十分引人瞩目。这是一个由一条轴线贯穿五重院落的连续整体。该建筑基址南北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占地合计21 849平方米34（图6-3）。五重院落，每院一门，共有五门。有人将其与“天子五门”的说法相联系。其实文献表明，在主体建筑为施政、寝居内容的宫殿区上连续叠置五门的做法在西周并不存在。前引《逸周书·明堂解》应门、库门、皋门、雉门是明堂院落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门。前引《诗经·大雅·绵》提到的皋门和应门，按照应有的设置规则，也难在一条轴线上。《礼记·明堂位》郑玄注似乎才把这些门串成一串。《明堂位》正文本为“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35因为门制是在讲述大庙时涉及的，所以其所述当与《绵》所提到的皋门和应门相同，同为庙门。原文只是说鲁国宗庙之库门，与天子的皋门对应，为外门；雉门与天子的应门对应，为内门，且其所涉及的只此二门。在我们看来，最初的所谓五门，或是指天子宫城上不同部分的门，它们未必要串在一起，形成某种轴线。从设置的必要性看，在一条轴线上串置五门的做法，最有可能首先出现在西周的天子宗庙上，任启运所作之“天子七庙”之图中轴线上叠置五门，颇可作为参考。秦人在雍城三号建筑基址上的做法，或是将周人在宗庙上的处理移植于宫殿上的结果。在宫殿区连续施用五门，中间有建筑的渗入和修饰，与宗庙上一通到底的轴线相当不同，更加具有深密之感，其为后世所继承、仿效实属自然。发掘报告根据三号宫殿的位置和构成认为它是朝寝建筑，应该是正确的。考虑到其总体尺寸巨大，而“太”与“大”的意思相通，或可认为三号建筑遗址就是秦桓公开始使用的“雍太寝”。
图6-3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秦雍城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平面图
三号建筑遗址沿用时间大致为春秋到战国时期，与一、二、四号建筑遗址存续时间相同。注意到三号、四号宫殿与中心单元的距离相同，并且都规模可观，似乎表明当时秦雍城试图确立一个一、二号宫殿并立居中，三、四号宫殿两端平衡的横向聚落轴线。在这个横向轴线西半是以日常朝政为主要功能的宫殿，东半则是祭祀建筑，一东一西的安排，可以视为夏、商以来宫殿组织上东宗庙、西路寝的常规做法在城区层面的展开。三号宫殿远离中心设为另一极点，为当世君主提供了隆重的独立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基于秦国文化传统的时君自主性寻求的表达。
从考古资料看，夏、商及周人最高规格的宫殿往往引用大规模廊庑围合主体建筑。而雍城之秦人宫殿只采用厚重围墙，做法十分不同，但这并不能认作是秦人所设宫殿规格较低，因为仅就三号宫殿本身，其庞大的规模和连续五院的做法也许已经不是周天子所能想象。据说“天子外屏，诸侯内屏”36是周代的礼仪规制。所谓“屏”即后世所说的影壁。这个规定是说天子可以在其宫殿的大门外设置影壁，诸侯则应在其宫殿的大门以内设置影壁。考古发掘在三号宫殿门外发现了影壁，也不见得就意味着秦人刻意的僭越，因为在其之后形成的雍都城垣规制相当克制。在建设处理上与周人做法的种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表达了秦人有自己的营造文化传统。
秦人居雍时版图和野心都获得了一定的扩张。秦灵公时（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15年在位），秦人又在吴阳建立上畤，祭祀黄帝；作下畤，祭祀炎帝37。炎帝主南方火，黄帝主中央土，南方意味着荆楚，中央意味着河洛。上、下畤的建设与密畤的建设相似，显示出秦人进一步空间扩张的欲望。
《史记·封禅书》记“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这件事再一次显示秦人祭祀建筑的设置往往缘起于特定的灵异事件。从周人的情况看，祭祀建筑系统及其设置方式的变迁和大房子或明堂的功能分化与衍生密切相关，大房子本是聚落的核心建筑，所以由明堂分化而来的建筑从一开始就需要考虑与聚落中心区的关系，祭祀建筑系统的变化往往意味着聚落空间组织的变化。而秦人的祭祀建筑的确立和位置选择，多依托于灵异事件的发生和特殊环境条件的启发，聚落构形、空间分配与祭祀建筑设置在形式上的关系就不那么直接。在雍地，秦人逐渐建成了祠祀白帝的鄜畤、祠祀青帝的密畤、祠祀黄帝的上畤和祠祀炎帝的下畤。按照后世的与周法有更多关系的方位与色相配合的概念，让人很容易就认为这四畤应该处在雍之四方，并与聚落本身有一定的形式对位关系，但从秦人终其一朝，未能建立祭祀黑帝的畤坛的情况看，情况应该不是那样。
在中国祭祀史上，一个十分惹人的悬案是何以秦人在雍地经营了三百余年，最后只设置了“雍四畤”，始终没有祭祀黑帝的畤坛建立。在我们看来，这和当时秦人的主攻方向缺乏北方有关，正是因此，在有神异事件发生时，相关人员提供的联想和解释都不指向黑帝。同时，秦人在雍地经营多年而一直未能出现指向黑帝的灵异事件发生本身，也说明了秦人打造一个四称四至都城的意识薄弱，以至于汉朝接手时，雍地仍然只有白、青、赤、黄四畤。
因为秦人最为重要的祭祀设施多是因事而建的，所以它们的迁移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使得西及雍地都成为了相当固定的祭祀中心，一有机会，人们就要回到这里举行典礼。在周人那里重要的祭祀场所随统治者的迁移而迁移的做法未被秦人采用。都城可以迁移，可经长期经营而成的雍城祭祀中心的地位却不曾动摇。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迁都咸阳，是商鞅第二次变法的重大措施。《史记·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38《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39从“作为咸阳”到“始都咸阳”之间仅有一年，可想迁都时咸阳的建设相当有限。急匆匆的迁徙，显示出情势紧迫。迁都对于当时的秦孝公，既与脱离旧有人脉以图政治更新有关，也是在新的条件下宣示新的权力目标的机会。
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咸阳”就是说该地处于山南水北的位置，“咸”的意思是“全”“都”。按照这个名称，最初的咸阳只指在渭水以北的塬下地域进行的建设。
《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自夸其功,说新都城的建设“大筑冀阙，营如鲁卫”。40鲁、卫是山东旧国，其城池宫室建设，应是所谓周法的集中体现。“营如鲁卫”，可能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态上相类,一是布局上相似。鲁曲阜城址是一个东西横长的矩形，而卫国都城则是一个南北纵长的矩形，差异明显，这里将其视为一类，应不是因为其城池形态相近，而是因为它们的元素布局方式相同。在鲁、卫都城的主导元素中，宗庙当然是最重要的城市元素，按照周法，宗庙往往要先于其他元素建设，而这正是在秦雍城的建设中未能充分体现的。查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在渭水北岸，也就是确实的“咸阳”之地并无秦人宗庙的安排。所以，“营如鲁卫”应不是仅指渭水以北塬下部分的建设，而应与更大范围的规划与营造有关。(www.xing528.com)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渭水以北的土塬之下发现了一座古城。该古城东墙长426米，西墙长576米，北墙长843米，南墙长902米，墙宽5.5～7.6米，为一不足0.6平方千米的西南隅斜出的狭长梯形41（图6-4）。与雍、栎阳等先前的秦人都城相比，这个规模有限、内中几被宫殿填满的构成，显然不是都城的全部，更像是一个宫城。可因其采用的是只有大城才用的平面，所以这个宫城又有其独特性，具有大城的意义。按照相关文献，咸阳的秦人宗庙设在渭南，这里没有宗庙安排，故其与鲁、卫等国的宫城并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对单纯的日常性的行政场所。结合其水北山南的位置，应可以将其认作咸阳或咸阳宫。在咸阳宫的西北隅，十分靠近城北垣的地方，出土了咸阳宫1号址和3号址。这两个基址横跨在牛羊沟上，杨鸿勋按照遗址情况将其复原为一个巨大的与阙观有关的建筑，并指认其为“冀阙”。阙为设于出入口两侧的墩台式建筑（图6-5）。“大筑冀阙”的说法表明冀阙的景观地位凸显，而1、3号址位于咸阳宫城的西北，背后为土塬，应非宫城主要出入口所在，且前有遮挡，景观显示受阻，所以，设想其为冀阙有很大的障碍。仔细观察咸阳宫遗址出土的各建筑台基，根本找不到可能是冀阙的遗迹，因而，冀阙应该到咸阳宫以南去找。
图6-4 陕西省咸阳市秦咸阳宫遗址平面图
图6-5 汉代的“阙”
咸阳宫的南边，跨过渭水正对着秦人的章台宫。章台宫是秦都在渭南地区的最重要的宫殿，其建设时间不晚于楚威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其时距迁都咸阳的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仅相差十几年，因而可以推断章台宫的建设应为迁都之时就已经确定了的。章台宫曾被关东诸国认作秦国政治的象征。《史记·楚世家》说当时东方各国“朝章台，如蕃臣”。42《史记·苏秦列传》则说：“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43可见章台宫实为新都城举行盛大朝会活动的地方，在章台宫周边，安排巨大的阙体以示隆重是顺理成章的。文献与考古均表明，章台宫的遗址就在汉长安未央宫前殿之下44，其与咸阳宫隔河南北轴线相值，这样，《商君列传》的“大筑冀阙”似乎是说在大朝之所与宗庙未建时，已经在渭水南岸设置巨大的冀阙以表示此地为关键设施之所在，以显示都城未来将成的空间结构。如果章台宫是预定的朝会之所，那么咸阳宫就首先是一个寝宫，在章台宫未建时，其应暂时承担着朝会功能。考虑到古人历来有“前朝后寝”的说法，南为前，北为后，由此可以说，章台宫和咸阳宫二者在事实上构成了跨渭水而置的前朝后寝的格局。
若把咸阳宫与章台宫所成之地域轴线向南继续延伸，则有秦社稷遗址大致位于轴线上45。这个与城市轴线相关的独立存在的社，性质当然与在雍地宗庙正殿后面的社有所不同，其所对应的祭祀应该更关注空间的确认。稷指五谷之神，或者五谷之神中的原隰之祇，即能生长五谷的土地之神。稷祠的设置自然会导致原本用于祈求丰饶的社祀的取消。实行社、稷并置的做法，与专门针对丰饶祭祀的稷庙的建设，应该导致传统的大社与王社两社分置的传统的结束。稷以人神的面目出现，因而适于采用庙祀的办法，庙与景观彰显水平较低的社坛结合，形成较为明晰的景观构成，有利于形成由咸阳宫、章台宫与社稷三个支点控制的具有区域控制价值的轴线。在郑国故城和周雒邑那里，与空间占有相关的社祀与宗庙南北对应，共成一条轴线，显示了血缘关系在权力和空间分配上的重要性。而在这里，社稷与用于朝会的章台宫共成一轴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秦人的权力组织方式与郑、周的不同。如果把由社稷、章台宫和咸阳宫所成之轴线向北延伸到塬上，又会看到，后来才有的汉高祖的长陵和汉惠帝的安陵大致在轴线两侧对称安置。从古代帝陵通常选址于高亢之地看，或者在二陵未设时，这里曾有两个明确的地形隆起，咸阳宫、章台宫和秦社稷所成轴线恰在两个地形隆起之间，表明新都城主要设施的定位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具体的环境依据的。
咸阳的秦人宗庙皆在渭南。其具体位置可以参考《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确定：“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百岁后，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46考古发掘表明，汉长安的武库在未央宫前殿之东北，也就是说渭南秦人宗庙当在汉长安的武库以东，大约是汉长安祭祀刘邦的高庙的正北，这个位置与章台宫前殿成东西呼应关系。考古发掘表明，高庙与长陵正好南北相值，也就是说，秦人宗庙区与北边塬上的一个地形隆起正好相对，形成了另一条地域轴线。这样，秦咸阳曾经构造了两条互相平行的轴线：一条由咸阳宫—章台宫—秦社稷构成；一条由宗庙建筑群主导。这样的两条轴线并行的做法，我们在偃师商城的宫城中已经看到。只是当时两条轴线在宫城以内，而现今，这两条轴线则成了与山川形势呼应的地域性结构。这一结构反过来表明朝寝轴与祭祀轴并行的做法应是山东高级别诸侯都城构造的常规。由大的历史脉络看，商鞅“营如鲁卫”的说法并非虚言。秦咸阳主导元素的安排，让我们看到了一条在夏、商之礼、周人之制乃至秦人法度之间的连续性极强的脉络（图6-6）。
符合鲁、卫等国文化想象的都城要优先设置宗庙。可从《史记》所提及秦人宗庙时谓“昭王庙”的做法看，似乎在咸阳设置秦人宗庙自昭王始。也就是说，在大致100年的时间里咸阳的宗庙空缺。如果这样，祭祀昭王以前，诸王的宗庙应该仍然放在雍地，这当然是与雍地本为秦人的祭祀中心相关。
秦人新都城的渭南片区不仅有章台和诸庙，在诸庙东北，还有兴乐宫的建设。《史记·叔孙通列传·集解》引《关中记》云：“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47兴乐宫中有鸿台，“鸿台，秦始皇二十七年筑，高四十丈，上起观宇，帝尝射飞鸿于台上，故号‘鸿台’。”48此外，兴乐宫中还有鱼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树49，可见这是一个主要用于游观的处所。兴乐宫成形应晚于章台与诸庙50，它的出现，使得秦人诸庙处在东有兴乐宫，西有章台宫的格局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中心的意义。
在秦咸阳，至今未发现统括全局的城墙，从秦人并不重视城墙建筑的情况看，秦咸阳可能并无城墙建设。由于没有统括各区的城墙框定，裸露在原野上的建筑组群相互照应形成了开放性的景观格局，自然元素也就更加自然地介入其中，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创制。咸阳宫与章台宫中间有一条渭河，两宫距离大致为30周里，这又大致形成了与西周丰、镐二京相同的三十里地夹一河的空间结构。
《三辅黄图》称：“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51宋敏求《长安志》载：“秦阿房宫一名阿城，在（长安）县西二十里。”52宋敏求是宋朝人，宋代的长安县在汉长安东南，据此可知阿房宫的位置应在章台宫西南不远处。二者的位置关系与洹北商城和小屯殷墟间的位置关系相近，也与赵邯郸的赵王城和大北城之间的关系相近。阿房宫所处为地面水丰富地区，甚至阿房与章台间亦有河道相隔，环境格局与小屯殷墟亦复相类。根据这些情况，推测阿城原来的功能设置与小屯殷墟或赵王城相类并不唐突。小屯殷墟的主要设施为朝堂、明堂及路寝的组合，这里在宗庙以西已经有作为朝堂的章台宫存在，所以阿城本来应该是用来安排明堂与灵台之属的场所。从位置看，章台宫在某种程度上是赵邯郸信宫建设的延续，它与阿城拉开距离、更加靠近诸庙的位置选择，表明时君占据了更为中心的地位（图6-7）。
图6-6 章台、咸阳与诸庙、塬上土丘双轴并立位置关系图
阿城的建设当然是商鞅所谓“营如鲁卫”工程的一部分。种种迹象表明，秦孝公迁都之初，应该已有一个通盘考虑的缜密的新都城规划。这个规划，本身就是其政治更张诉求的集中表现。
秦人虽然迁都咸阳，但雍城一直是国家的祭祀中心。高规格的祭祀仍然放在雍城，并不随行政集团的迁徙而迁徙。所以在秦人那里，迁都一开始就只有最基本的行政场所的建设。渭北地区后依高岗，前有渭河，易于防守，从军事的角度看，将建设的起点放在那里最为合适。于是，这个新都城最初的建造首先集中在渭北，兼具宫城与大城双重属性的咸阳形成后，为了形成三十里夹一河的区域防御构成，才进行章台宫的建设。在渭南的建设成形之前，渭北的咸阳当然要承担起路寝的全部功能，朝会在此，寝居在此，甚至是日常性的祭祀也在此。章台宫的建设，会使人们把渭北宫殿的朝会功能转移过来，形成渭南朝会、渭北寝居的格局。在这个时期，秦人对外征战不断，整体人口增长有限，很难大幅提升京畿地区的人口聚集水平。为了防御的目的，在人口安置上，首先着眼于防御较有优势的咸阳一区。应该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渭北，所以才有可能最终用“咸阳”来指称整个都城。
图6-7 咸阳、诸庙、阿房宫位置关系图
在秦始皇统一六合之前，咸阳一直进行着持续的建设，所谓，“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53“北阪”应即咸阳宫周边渭水以北之地，将曾经在六国都城中占有关键位置的各国宫殿，安置在相当于寝宫的咸阳宫周边，成为它的从属，并将显示等级与奢华的礼乐之器充入之，当然大灭了六国的志气，大长了秦人的威风。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巨大的胜利使得既有的山河秩序和相关的建设难以满足统治者自身价值确认的需求。大规模的景观秩序更张和穷奢极欲的制作，作为显示无以复加崇隆地位的必要手段被不断地行用。
《汉书·郊祀志》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这种状况，当然使知道“天子必居土中”且自视功超前王的秦始皇感到不够愉快。使自己居于天下之中，在以自己为绝对中心的秦始皇那里，当然不必通过迁移都城来实现，而是通过重新对名山大川进行排序来达成。“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泲，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各异。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渎山，蜀之岷山也。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山川；而牲亦牛犊牢具圭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车一乘，駠驹四。霸、产、丰、涝、泾、渭、长水，皆不在大山川数，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壻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经过此番梳理，大致在概念上造成了京畿地区名山大川前簇后拥的格局，并且通过提高雍州附近大冢、渊薮的祭祀等级，强调了京畿地区的主导性。
秦帝国建立时，秦人的祭祀主要在地方进行：一是咸阳，这里有迁都以后诸王的宗庙和社、稷等；二是雍，那里有雍四畤及其他服务于各种祭祀的设施上百处；三是西地，也有一系列传之久远的祠庙，其中，雍是真正的核心。在祭祀是为国之大事的时代，庙畤偏在咸阳以西分布，当然不利于天子所居的主导性表达。但受秦人的庙畤设置习俗的限制，雍地祭祀中心的地位是短期改变不了的。为了强调咸阳的主导性，秦始皇在咸阳设置了祭天之所，《史记·封禅书》说：“三年一郊。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54“天”在概念上可以统领诸方帝，所以其设立甚至暗含着取雍四畤而代之的意思，但在实际操作上，似乎上天之祀在秦人的祭祀系统中地位不高。为了突显自身的重要性，秦始皇在咸阳中心性的建设上采用了一系列手段。首先，是具体而形象的“象天设都”手法的使用。传统把天子之都设于大地中央的做法，已经就是拟则紫宫的表示，秦始皇的不同在于将渭水比拟于天河，然后“横桥南渡，以法牵牛”55，从而将渭水两岸蔓延分布的宫殿区纳入新的一个概念体系，这种既有明确象征性，又有具体景观效果的“象天设都”的做法当然会使咸阳更具神圣性，从而强化人们对其主导地位的认同。第二，秦始皇这样的盖世雄主，在前所未有的版图条件下，当然不会放过上古就有的利用巡狩来确认疆域和都城主导的办法。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嬴政就不断出巡，到处祭奠山川，刻石纪功56，这些活动显然在打造天子之所居的中心性上大有贡献。注意到当时巡狩的方向主要是东方，这不断的巡狩，事实上就制造出了一个与既有的、位于咸阳以西的祭祀空间对应的平衡场域，这个场域的存在，当然有助于将咸阳理解为中心。第三，在京畿地区聚集更多的资源既是保障京畿安全的必要，又是京畿主导性建构的手段。秦始皇初并天下，就“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57后来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58实现了关键性资源在京畿的集聚。他还“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59。丽邑，即秦始皇之陵邑，在咸阳东60千米；云阳，是咸阳以北的祭祀与军事重镇，距咸阳80千米。在都城外围进一步设置可与其成犄角之势的据点，当然也就提升了都城的主导性（图6-8）。
战国至秦，农耕技术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中与方百里对应的六万户仍是一个约束。渭北咸阳宫与渭南由章台、阿城构成的建设地段两点互撑的结构，当然在人口的容纳上有较大的潜力，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表述的情况看，秦朝建立时渭北片区的人口聚集水平应该已经相当高，在已有人口的基础上，再向此一地区输入十二万户人家，似乎表明了此时渭南片区的人口相对稀疏。十二万户人家的输入当然会给这里带来巨大的供应压力。这么多人口，依当时的生产水平，单凭本地供应难以满足其生活的基本要求，强化周边地区对都城区的物资输入不可避免，从具体条件看，利用渭水开展漕运应是最为重要的解决供应问题的办法。此外，《三辅黄图·序》说：“惠文王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60离宫别馆作为次一级的军事据点，它们在京畿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吸纳和组织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朝建立后，为了实现对天下的充分占据，满足其穷奢极欲的需求，秦始皇到处修造离宫别馆，使其专控空间大幅度蔓延。这些离宫别馆的总量， “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61。从防御体系形成上看，这种做法造成了以咸阳为核心，雍城、云阳、丽邑为辅翼，离宫别馆为填充的整体。在这些宫殿之间，秦始皇有区别地设置“甬道”“阁道”“驰道”，将各个宫殿连络为一个整体，“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62宫殿本是普通人的禁地，而复道、甬道和驰道也是常人不能使用甚至不得靠近之物。这样，秦始皇所设之宫殿体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盘踞在大地上的禁地系统。城池、宫殿实施着对关键地点的占据，而复道、甬道和驰道实施着对大地的分割和空间的区别，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硬地面对整个天下的大规模的空间宰制网络。
图6-8 丽邑、咸阳、雍、云阳关系图
缺乏明确边界的以都城为中心、以离宫为节点、以通道为连接的漫延性的禁地系统，并不拒绝一个超尺度的外部围护结构，得力于秦始皇的万丈气焰。“秦统一中国后，对于七国诸侯间旧有长城，一律予以平毁。但对北境边城，则视其需要分别进行整修、联接与扩建”63，此番作为，最终形成了横亘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建设，形成了一个版图性的围护，使得上述漫延性的禁地系统取得了某种空间稳定性。长城当然有相应的防御价值，但它也在空间上为秦始皇的超级制作创造出了一个实体性的边界。这个边界的存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设置咸阳城的理由。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信宫的建设64。前文已经说明，“信宫”即中央宫殿，它的建设与山河秩序的重整是配套的。信宫具体位置多有专家讨论。何清谷怀疑其在汉长安的北宫一带，徐卫民认为其在秦咸阳的兴乐宫以西、章台以北一带65。从大的空间结构形成着眼，两种说法差别不大。如果细微一些似可认为，对于既有的秦人都城来说，只有处于章台宫轴线与宗庙轴线之间，才能算是居中，从而与“信宫”的命名相称。所以信宫的位置应在章台与诸庙以北，正对着二者所成之空档。信宫的建设在诸庙与章台二轴之间另设一轴，在一定水平上将原本分立的东、西两轴归置在信宫轴线的统辖之下，形成当世君主的殿堂占据地域空间系统主轴的格局，充分展示了秦始皇的不可一世。从历史的延续看，这一布局可以视为赵邯郸的信宫在新的空间框架中的再置，是后世以帝王宫殿为中枢，宗庙在左，社稷在右作为配饰的正式的先声（图6-9）。
图6-9 秦咸阳信宫位置图
信宫作为整个京畿地区的新中心，当然可以视为咸阳宫殿的代表，所以《三辅黄图》说“信宫亦曰咸阳宫”66是有道理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于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67，并最终引发了“焚书坑儒”事件。68
随着求仙活动的连续失利，也许同时是秦始皇本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应该在“焚书坑儒”后不久，信宫被改为“极庙”，以“象天极”69，成为百年之后供奉秦始皇的庙堂70，满足其千秋万代占据中心的企望。《索引》曰：“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71《史记·天官书》曰：“中宫天极星。”72可见“极庙”就是“中央之庙”，这一都城核心设施性质的调整，使得咸阳的中心区转而成为完全由宗庙主导的空间。
焚书坑儒以后，秦始皇开始了阿房宫的建设，“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73秦始皇的阿房宫是在惠文王的阿城的范围内兴造的。阿房宫又称朝宫，它在极庙主导的中央祭祀空间的西南，取代原来章台宫与诸庙呼应的结构，形成新的尺度更大的王宫与宗庙的呼应。为了能与极庙的宏大制作在景观上匹配，阿房宫的建设极尽隆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阿房宫不仅主体建筑巨大，并且本身就是天极的表征，它与南山一道，形成了新的地域性轴线，与以信宫为关键支点的中心轴线相平行。
这个新的都城主导构成，当然是秦始皇气焰万丈的表达，但也是自夏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都城核心区设置规则的区域性体现。这种区域性的体现使得在二里头宫城中看到的宗庙与路寝双轴并峙的某种紧张得以放大，由《史记》同时将阿房和极庙视作“天极”的表述可以体会当时存在的对于城市中心认同的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在一定水平上是都城空间转型过程中的必然，既显示出秦始皇面对生隆与死荣时的两难，也表现出带有原始民主意味的中心要素布局传统与中央集权时君主导秩序塑造要求的错位（图6-10）。
秦始皇的都城采用了没有统一城垣限制的咸阳宫片区、极庙片区和阿房宫片区三个支点主导的开放型景观，使其与吕不韦的洛阳那样的城池主导的都城景观格局彻底地拉开了距离，确立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秦人大力推行的当时已经基本覆盖全国范围的郡县治所的建设，倾向于制造一个没有独立祭祀权的城邑景观基底。这些做法，有可能导致一个全新的国土景观秩序系统产生。
从秦人在先秦时期祭祀建筑的大量设置，到秦始皇东游时“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74，都显示秦人是一个重视祭祀并且在祭祀上兼收并蓄的民族。相当长的时间里，秦人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上游，这个地域与仰韶文化以及周人的早期活动范围高度重合，应该说他们和以大房子为主导营造聚落的观念以及明堂建筑是有接触机会的。可是，在秦人积极学习山东诸国的背景下，在秦人的国家祭祀建筑系统中，却始终没有“明堂”的影子。阿城的设置有可能形成以明堂、灵台为主体的宫殿区，但是阿房宫的出现最终导致这种可能性化为泡影。这种情形，可能与在秦人“始国”以后，“明堂”在祭祀建筑系统中的地位已经相当尴尬有关。在许多人那里，明堂是一个上古遗传下来的多余物。《孟子》就曾记载战国时，有人建议齐宣王拆除位于泰山的古明堂。按理说，古明堂在泰山，与通常人的生活牵连不多，但却有人要毁之而后快，这既可能是因为它与现有的祭祀系统间存在某种抵牾，也可能是因为其功能的精神指向与某些文化政治主张相冲突。《孟子》是将明堂作为“行王政”的表征并主张齐宣王“行王政”而建议保留的。按照《孟子》观点，所谓王政就是要轻徭薄赋，开放山林，让樵猎之利于平民，并关注宗族血统的维系，使鳏寡独孤都得到照顾75。而这些，正和秦人急于通过武力进行扩张而重力尚法的文化精神不能和合，由是，在秦人的高规格的祭祀和礼仪建筑中，最终找不到明堂的踪迹或者可以理解。
图6-10 阿房宫与极庙双轴并立图
在聚落营造上，秦人本来有着自身的传统，在其获封诸侯以后，即开始不断地汲取学习中原文化，并在实际营造中有所体现。但终因自身条件差异，特别是统一大帝国建构的任务不同，秦人的都城营造表现出一些十分明确的不同于周制的做法，其最为突出的可能是：一，因事而定的核心祠庙设置方式；二，穷奢极欲的大尺度制作；三，建筑单元间开放的大尺度的区域协同。这些，都在汉长安的建设上有相应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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