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邑成周与华夏聚落景观规制与秩序

夏商两代都曾在洛阳一带设立都城。周人克商以后，步夏、商后尘，打算在洛阳一带“定天保，依天室”33，修造都城以“居九鼎”34，作为控制中原显示自身统治正当性的标志。在《逸周书·度邑解》里，周武王阐述了他要定都洛阳盆地的理由：“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35这段话的大意为：我想克服殷人，只有依靠上天。要了解上天的意思，就得离上天不远。这样，一旦有求于天，他来帮忙也就不麻烦。从洛水以北到伊水，背山面南，地势平坦，是夏人的都城所在。我在那里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太岳，向后看过黄河，向前看过伊洛，（种种情况表明）这就是离上天不远的地方。《诗经·天保》也说：“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36可见新都城的位置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了与上帝沟通的便利性。

在古人那里，上帝居于天之中央，所以居于与其对应的大地中央是保证与上帝便利沟通的有效条件，前引《吕氏春秋》之“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说法37就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洛阳盆地毗邻中岳嵩山，将这一带视作天地之中的看法源远流长，这应该是周武王要在洛阳盆地“定天保，依天室”的文化背景。

都城要居于天下之中的要求，实际上给都城设置出了一个难题。因为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人们逐渐知道所谓的天下之中并不存在。更何况，在许多情况下，都城位置的选择也不能单一地决定于祭祀，军事的、政治的因素有时更为重要。可是，由于有了居中即为神圣的概念，即使是都城并不居中，但也要尽量地让其看上去居中，都城中心性的建构或者说都城居中的感受的打造对于中国传统都城的建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种种情况表明，周人新的都城在中心性营造上下了功夫。希望这个都城在形式上能够很好地表达统治者占据天下之中，掌握特殊的通神途径的情形。由于刚开国时条件的限制，这个新的都邑在武王时只是进行了大体位置的确认和部分的营造38。周武王死后，随着各项事务逐渐安排就绪，周公有条件秉承武王遗志，在河洛地区修造新的都城。

《逸周书·作雒解》是一篇重要的西周文献，它对西周设于中原的都城雒邑的记述是可靠的39。《作雒解》说：“（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40“土中”就是大地中心的意思。《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传》：“言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41从作雒的叙述看，“雒”当或由不同部分构成，大邑成周应是其主导。大邑成周城方一千六百二十丈，以一里为180丈计，则城池边长为九里，从规模上看，这是一个远远大于此前所有都城的尺寸，以此为基础，再考虑九为极阳之数所具有的象征性，对于周人，大邑成周应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圣城。大邑成周的郭方七十里，这个尺寸当然让人联想到“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的说法。其实郭在这里的作用就是确定城市所需基本农田的范围。郭的本意为“郭落在外”，《管子·度地》说，“城外之为郭” 42。一旦用“郭”作为附城田亩所涉范围的物质性界限，这种界限就为居城农民提供了相应农田管理的凭据和维权的保证。《吴越春秋》佚文所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43，何为“守民”一直未得确释，现在看来，“守民”二字的意思应该是为城居农民赖以为生的农田提供特别的保护，使得这些农民能够更坚定地依附于城邑，保证都城可用兵丁数量的稳定。

《史记·龟策列传》博士卫平答宋元王问云：“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外为阡陌。”44这里说得很清楚，城对应的是闾里，郭圈出的是阡陌。《吴越春秋》：“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45“三百余里”当指郭的周长，其略合大邑成周“郭方七十里”之数，“人民皆耕田其中”，则又一次说明郭的作用是框定附城田亩。

郭首先是附城耕地覆盖范围的界限，且与城池的核心区距离较远，其建造并不强调防御功能，也许这是西周初年乃至更早对“郭”的理解。到了春秋战国，征战频仍，人们开始考虑郭的防卫价值，提升“郭”的坚固水平。《吴越春秋》说范蠡“外郭筑城”46，应该表明了建造其上可以驻兵的墙体作为郭并不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为了节省劳力，造成“城”一样的郭的尺寸也必然大幅度缩小，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47，《国策·齐策》说“五里之城，七里之郭”48。与“郭方七十里”比较，可见郭的尺寸与功能变迁倾向。尺寸大大缩小了的郭当然不可能是附邑耕地的界限，设置目的是为了增强防御，其坚固程度当有大幅提高。从考古资料看，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似乎只是一种适应当时形势的设想，因为与上述尺寸接近、相对坚固的城、郭近距离相套且城在郭中占有相应空间比例的遗址似乎并未发现。总的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郭的牢固程度应仍不能与城相提并论。春秋之时一些地方的郭的首要作用恐怕仍然是用来框定农田，在构造上并不坚固。《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记晋国等攻打齐临淄，“乙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文中涉及的郭很可能只是一道木栅栏，只有这样，它才可以被焚毁。《吴越春秋》对于城、郭制作的不同用词也可以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城”用“筑”，“筑”是用工具将土夯实，“郭”用“造”，造是用木或其他材料进行拼合。人们在齐临淄、鲁曲阜、赵邯郸等遗址上发掘到的厚度可观的夯筑而成的大墙，恐怕是不能视作为郭的。

《作雒解》在述及大邑成周的格局时，连续使用了两个“方”字，不仅强调了城、郭都大致为方形，更给人形成两方相套共有中心的想象，表明了大邑成周在塑造单一极点的空间架构上作出了努力。新的都城试图营造的是一个具有通神价值的金字塔级构的空间格局。

《逸周书·作雒解》所述大邑成周的大致地望可由相关文献来判定，《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向成王报告雒邑城池选址情况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可见当时对三个地点进行选址占卜，在两个地点取得了吉兆，这两个地点都靠近洛水。

图5-3　河南省洛阳市周代雒邑遗址实测图

上个世纪人们先后在洛水以北的涧水与瀍水之间和瀍水以东发现了两座先秦城址，其中，位于涧水东、瀍水西的那座更为迫近洛水。这座迫近洛水的先秦城址城圈留存不全，凭残余部分，仍可看出其平面略为一个西南隅凸出的矩形。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先秦的大型城址上难得见到的挺直的北墙，并且它与东墙锐角相交，形成完整的城址东北角。这种情况已经显示了该城为一特别的高规格的设置（图5-3）。这里已发现的先秦时期建造的城墙框出的范围东西约2900米，南北约3200米，按照周代一里约350米计，这样的尺寸大约就是“方九里”，和《作雒解》所说的“千六百二十丈”相合49。位置、规格与尺寸相合，使人们有条件将其与大邑成周挂钩。发掘报告将所见之城墙遗迹分为城墙原筑部分（老城墙）和后世增筑部分，“压在城墙原筑部分（老城墙）夯土下边有殷代及殷代晚期灰坑和文化层（如北墙西段的T101下的④和H1；西墙北段T201的H2、H1；西段金矿公路南的城I下；南墙瞿家屯村东北T7下），除掉城I附近的55T9的一段城基下压有西周初期的一座墓葬外，再没有遇到确属西周的灰坑和墓葬；在南墙西段58LGCT9夯土中曾发现有类似西周的陶片（类似T502的鬲、豆）”。50从上述文字看，城墙的原筑部分建造年代是可以“早到西周初年”的，但是，可能主要因为城墙的西南凸出部分可以明确为春秋甚至战国时所筑，以至于报告的撰写者“推测它的上限年代不能早于西周，甚至也不能早到西周”，并将之定为东周雒邑51。在我们看来，雒邑营造之初，为了确立大邑成周的空间主导地位，周人设立了城方九里的新规制，这一尺寸远大于商代的所有都城，在城垣建设上需要前所未有的人力投入。当时，周人立国未久，经济实力有限，又有爱惜民力的传统，于是，大邑成周的城墙在初建时很可能整体质量不高，这样，后世就有可能将其许多部分铲平重筑，特别是经历了秦代“堕名城”，在这里看到早期城墙与晚期城墙并置和早期城垣不连续的情况并不奇怪。

洛阳盆地一直是考古工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人们在这里进行了相当细微的耙梳，最终并未能在《洛诰》提到的另一个可能建城位置，即洛水以北、瀍水以东，找到另一个在尺寸上与“方千六百二十丈”相关的城址，所以可以认为，人们在涧、瀍之间的洛水北岸找到的“方九里”的“东周雒邑”，应该与西周的大邑成周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

考古发掘所谓的“东周雒邑”是在西周初年所建之“大邑成周”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这个强调通神的城址的具体坐落看，它并没有像二里头那样，占据盆地中央，而是采取了与殷人相同的办法，强调与自己根据地的关联，关注防守的便利，最终将城址放到了洛阳盆地的西口处，背山面水地安排（图5-4）。

殷人的“永都”洹北商城采取了规则矩形的城址，与其时隔未远又在丰镐二京的设置上追摹殷都的周人所要建造的大邑成周城址形状应与其相差不远。其实，基本方整的矩形，也应是特别强调中心性塑造的大邑成周的需求，考古发掘所见城址上凸出的西南隅城垣在大邑成周初建时应不存在。注意到涧水和洛水正在城址的西南方交汇，形成了一片池沼丰富的地区，在洹北商城西南的小屯宫殿区周边，也有一个池沼丰富区。所以成周大城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恰与洹北商城相类，在洹北商城的西南城外，最终建成了以明堂为主体的宫殿群。在镐京的西南也有池沼区，在那里也安置了明堂、灵台等。所以，在周礼因于殷礼的框架中，将大邑成周城址安排在一个池沼区的东北，表明将有明堂、灵台要在这个池沼区安排。这样，整个雒邑应当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为成周大城，一个是位于其西南的明堂、灵台区。为了形成明晰的单极化的金字塔式的景观秩序，这个明堂、灵台区，也应与安阳小屯宫殿区一样，不设厚重的城墙包裹，避免形成过于强势的景观印象。

《尚书·召诰》所提供的两个可用的城址位置，一个是在洛水以北、涧水以东，一个是在洛水以北、瀍水以东，也就是说，城址从一开始就定在了便于形成池沼区的两河交汇处的东北方。在航运还未发展的时候，要求城址如此安排，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建构一个符合规制要求的都城。

图5-4　大邑成周城址位置图

《公羊传·昭公二十六年》说“成周者何？东周也”，（宣公十六年）又说“王城者何？西周也”，是说雒邑包括两个部分：“成周”与“王城”。并认为成周为宗庙所在，王城为天子所居52。以上分析表明，在周人的新都城规划中，就是大邑成周位于东边，明堂、灵台区位于西边。按照殷墟的布局，天子的路寝应与明堂、灵台同处一区，因而明堂、灵台区可以称作王城，所以，《公羊传》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汉书·地理志》同样说西周雒邑含王城和成周两个部分，并且成周在东，王城在西，然而也指出“王城”（西周）位于当时的河南县所在，而成周（东周）则位于汉代的洛阳53，使得“成周”和“王城”相距数十里。由于《汉书》的说法地点指认明确，又与《公羊传》的说法不相矛盾，长久以来成为人们了解西周雒邑形态的重要根据。汉代的河南县，就在涧洛交汇之处的前引考古报告所说的东周雒邑的基址之上，汉代的洛阳，则在瀍河以东。1984年，人们在解剖位于瀍河以东、洛河以北的汉魏洛阳故城城垣时，发现了建造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晚期的城墙，其形状略为2000米×2500米的矩形54（图5-5）。虽然从年代和尺寸两方面看，其都不应与大邑成周相关，但由于《汉书》的说法在，许多人乐于将之判定为西周初年所建的大邑成周，而将在涧洛交汇处发现的先秦城址认作西周王城。

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首先，它的具体位置远离洛水和瀍河，与《洛诰》所认可的瀍河以东的吉位不同，同时，这样的位置难以在其西南方形成池沼，故其座落也不符合当时的圣都营造的具体环境要求。其次，如果汉魏洛阳故城下的周代城垣就是成周，那么它的西墙与所谓王城东墙之间的距离约为13千米。这样，《令彝》铭文所述就变得难以解释。该铭文说：“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唐兰认为《令彝》所提到的“王”即王城，京宫、康宫均为宗庙，而成周当为宗庙之所在。按照唐兰，这段铭文大意是：癸未日，明公到达成周，甲申日，到文王庙进行用牲大典，乙酉日，到康王庙进行用牲大典，接着又到王城进行用牲大典。杨宽指出，如果王城在涧洛之汇合处，成周与汉魏洛阳同址，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明公不可能一天内在两地举行用牲大典。如果像陈梦家那样，认为“王”为宫城、“京宫”“康宫”均为王城的王宫，明公用牲是主持奠基典礼，似乎可以避开上述问题。不过，“按照《作雒解》，雒邑的宫城在周公时已经建立，多少年后再由人去给多个主要宫殿奠基是不合理的。所以‘用牲’应是进行祖宗祭祀，‘京宫’‘康宫’为宗庙且与‘王’不在一区的设想是合理的。”55

可是，如果我们将在汉河南县地所见之先秦城址的大城指为“成周”，为宗庙之所在，而设想“王”位于成周城外西南的池沼区，这里不仅有天子的居所，并且有灵台、明堂等祭祀设施，那么，《逸周书·作雒解》《公羊传》及《令彝》铭文所说就都能够得到恰当的解释。“成周”离“王”足够近，明公在康王庙“用牲”后完全来得及当日到“王”再次“用牲”，由于“王”中有明堂等设施，所以在“王”进行用牲祭祀大典也是合理的。当然，十分重要的是，这里的成周确实在王城的东边（东周），而王城则在成周的西边（西周）。

图5-5　汉魏洛阳城池建设顺序示意图

丰、镐二京分别设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建造一个两者间有一定距离、互为犄角之势的防御构成56，但是雒邑建造的核心目的是用来“居九鼎”——形成一个特殊的礼仪中心57——以昭示政权的正当性，情况相当不同。周公时，天下大定，中原地区难有有分量的挑战者，所以对雒邑的军事防卫要求不高，这样就有条件将在相当程度上对应于丰、镐二京的成周和王城近距离安排，恢复成洹北商城与小屯宫殿区那样的格局。这种做法所成之都城虽然形式上离明确的单极点空间架构还有相当距离，可毕竟王城一区没有安排居民区，其功能与景观分量大大减弱，较之丰、镐二京，西周雒邑离单极点的金字塔层级秩序还是近了一些。雒邑将成周与王城总体为一体的安排，其所对应的附城农田也较丰、镐二京大为缩小，较之丰、镐二京，新都城的人口聚集能力自然下降了。

大邑成周的中心部分后来为汉河南县所用，痕迹可能已不复可寻了。文献记载，周灵王时，谷水与洛水合流相激，曾给王城一区造成了较大损失58。王城所处地势较低，又为两水交汇处，水患应该是一个反复遇到的问题，由于基地被水患反复打扰，早期建设的痕迹恐也难以寻觅。这些当然给西周雒邑的确认带来了困难。可是，一旦我们把西周雒邑置于早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框架中，多方位地建立其与相关城市的关系，就能够廓清混沌，得出恰当的结论。

《汉书·地理志》既指认汉魏洛阳故城之地为成周所在，又说成周曾为周公迁移安置殷遗民的地方59，这本身就是矛盾。成周设有周人的宗庙，许多重要的祭祀典礼活动都在此举行，周王朝怎么可能把国家的重器和重要的礼仪活动放在一个文化、政治均为异质的环境之中？那么，那个在汉魏洛阳城下挖到的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晚期的城址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西周初年为了建造雒邑，要往雒邑附近迁置殷民，为雒邑的建设提供劳动力，应是可以想象的。《尚书·召诰》就说新的都城建设动用了大量殷人：“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这里“庶”是众多，“攻”是兴造60。结合《汉书》此处为周公安排殷民之地的说法，设想营造雒邑时在汉魏洛阳的位置曾经设置过一个安排殷人的营地，为雒邑的修造提供劳动力应该是合理的。

从空间构造的逻辑看，由政治异质人口构成的、服务于雒邑建造的营地应该不能成为作为礼仪中心的雒邑的必然组成。位于汉魏洛阳城的西周城址之西墙与大邑成周东墙之间的距离以当时的尺寸计应在36周里以上，按照大邑成周城方九里，郭方七十里的说法，在强调中心性建构的情况下，设雒邑的城与郭取同一几何中心，城墙和郭界之间的距离应为30周里左右，也就是说，在汉魏洛阳城下发现的西周城址当在雒邑之大郭以外，其西墙距雒邑之大郭之东界在2000米以上。这样的距离安排是符合对这个营地上的人既要利用又须防范情势的。郭的存在和该城池具体的位置选择，使得这个西周城址与大邑成周的关系缺少刻意的空间照应，汉魏洛阳城下所压之西周城只能是雒邑的低级附庸。

最初，这个殷人营地应无城池。西周中晚期，政治和文化形势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在汉魏洛阳故城所在地上生活的殷人更多地融入新朝，为了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御，周人需要利用这个旧有的殷人营地建造城池，以形成与大邑成周相互支援的军事要点（图5-6）。

图5-6　大邑成周与汉魏洛阳城下的西周城址位置图

战国时，周王室发生内讧，参与王位之争的王子朝率军攻打周敬王。周敬王逃至位于汉魏洛阳城的曾为庶殷所据的辅城，王子朝则占据成周大城。周王室两王并立，人称王子朝为西王，周敬王为东王61，相应的城址就被称为“西周”和“东周”。由于本来雒邑亦分为东西两部分，后世以讹传讹，以周敬王为主导的意识为基础，将汉魏洛阳位置上的辅城当成了雒邑的主体部分成周大城，而将原来的成周大城及王城统一认作王城，以至于出现了《汉书》那样的说法。童书业指出：“战国以前之书，未有单称洛邑之一部（洛阳）为成周者，以洛阳为成周，与王城分而为二，乃秦汉之际人习见战国时事而发之误说耳。”“分王城与成周为二地，乃战国时周分东西后所逐渐形成之讹说，以前原无此分别观念也。”62说法虽不尽准确，但也相当接近实际了。

西周雒邑的选址，本就含有占居天下之中的意图，具体的城郭设置，也表现出塑造都城中心性的努力。可是大邑成周的具体位置，却并没有像二里头遗址那样，大致地坐落在洛阳盆地的中央，而是偏在盆地西南隅，依托邙山和涧洛之汇设城。反过来，用于安置殷遗民的营地却放在了盆地大致中央的位置。这一营地的安放，在没有城墙和大型设施的情况下，对盆地的整体景观秩序影响不大。后来阴差阳错，在此形成了城池，虽然城池规模有限，但却使此地成为整个盆地的景观要点，这既可能是后来以讹传讹将其认为成周的重要原因，也应该是后来东汉都城选址于此的重要理由。

东周以后，周王室卑弱，外部挑战不断，那种把明堂、灵台和路寝等置于大城之外仅有沟壕、宫墙隔离的办法就有了问题。为了安全，将成周大城的城墙在西南部向外拓出，形成一个特殊的地段，用以安排本来放在城外的那些设施是十分必要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城址的西南隅凸出就是相对高级的做法。在大邑成周，由于新的凸出部分要容纳明堂、灵台、路寝等在表明城址特殊性上有决定性作用的元素，所以在城垣形态上更加努力地展现这一凸出是必要的。较之已经看到的瓶窑古城西南隅向外弧出、偃师商城南垣向外折出和垣曲商城西垣与南垣双向斜出，在形态上更为突出的做法应该是西垣和南垣均向外折出。从成周大城的遗址情况看，东垣与西垣大致平行，城西垣的最大可能长度应从其与北垣交角点起到东周所建围括西南隅的南垣止，总长约3400米，如果东垣亦为3400米左右，即城南垣与北垣大致平行，这样，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大约菱形的城廓，该城廓东北角完整，西南隅有所扩展，可以视作在矩形基础上，照顾特定处理要求的结果。考虑当时的都城形态变迁的大脉络，这应该是成周大城城廓的本来样子（图5-7）。而“东周雒邑”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如果注意到用以围括东周雒邑城址西南隅部分的南垣与大城北垣不相平行，基本为正东西走势，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与大城北垣平行的大城南垣与后增加的西南隅围括部分的东垣垂直相交，从而形成一个双向折出的西南隅，依照以上分析，这样的形态应是设计者所希望的。在成周大城上采用的这种西南隅扩张的方式，应是新的天子之制。从后世的情况看，这种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具有竞争实力者的都城愿意使用的东西（图5-8）。

图5-7　西周之大邑成周城池格局推测图

图5-8　东周雒邑城址复原推测图(www.xing528.com)

周公，姓姫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武王姬发的弟弟，其早年协助武王翦商立有大功。武王死后，辅佐成王，在克服了周初的诸侯叛乱，安定政局后，周公把最高统治权还给成王。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人格和制礼作乐的历史功绩为后世的儒者乐于称道，大邑成周的营造就是他制礼作乐的重要成绩。

《逸周书·作雒解》在罗列大邑成周的主要设施时说：“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享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则土于周室。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63由前述可知，这里有一系列设施并不处在成周城内，所以在西周初年，“大邑成周”是一个指涉范围包括成周大城、王城和丘兆在内的名称。

大邑成周主要设施的安排，较之古往，确有诸多创制和发明。

依《诗经·大雅·绵》的叙述顺序，古公亶父时代周人都城用于人祖的祭祀设施最为重要，与人祖祭祀对应的则是能平九土的土地神的祭祀。把这样的土地神作为自然神灵中最为关键的祭祀对象，显示出武力在当时周人生存上的特殊地位。但在雒邑，充满杀伐之气的“冢土”不见了，取而代之用于供奉最主要自然神的设施，则是用于供奉“上帝”的祭祀丘兆。而以祀求丰饶为主的后稷、日月星辰以及先王等则成了上帝的陪祀。这样的变动，暗示着统治合法性认证重点的迁移。在商代开始认同的“天命”，在广域王国的政治生活建设上的首要地位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景观与空间表达。大邑成周的主导景观构成显示的是政治合法性，是对天命的服从与理解。

“丘”指台、坛，“兆”则是用墙垣在“丘”之外围括出来的一个场域。按照后世的办法，人们要根据所祀日月星辰和先王的特质把他们的牌位安排到丘兆的不同方位，形成一个上帝与后稷相对，各路神灵环伺，由十字型轴线作为控制依据的秩序。这样的格局，或者取法于古老的明堂。在中原地区更为古早的祭法中，明堂是祭祀天神之所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明堂放在宗庙以西或西南。当“帝”还指一般天神时，这种安排还差强人意，一旦“上帝”的观念出现，也就是至上神的观念出现，将祭祀包括上帝在内的天神的设施与宗庙并置，甚至占用的是次一级的位置就有了问题。商代末年，正是至上神的概念逐渐形成和确定的时代，以其至尊的地位，祭祀天神的场所应该占据十分特别的地位。因为用宗庙独占了都城主体部分的核心，这种设施就只能在城外占据最为关键的地位，并与宗庙遥相呼应，互相生发。天在上，属阳，南方为一天里主要的太阳所在方，以这种对天的属性的理解为据，将丘兆安排到都城外南方是合理的。

在新的设计中，原来在郊的大社转移到了“国中”，并且大社的使用与诸侯的分封联在一起。在《作雒解》中，虽然没有明确大社的位置，但是考虑到已有王社置于宫殿区以北,从设计逻辑性着眼，这个处在国中的大社放在宗庙以南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较为合适，这样它和宗庙遥相呼应共同满足诸侯分封仪式的要求。人们在凤雏甲组基址以南约40米处发现凤雏三号基址，该基址“主体形状呈‘回’字形，建筑由北面的主体台基、东西两侧台基、南面门塾台基组成，中间为长方形的庭院，南北残长46～48米，东西宽56～58.5米，总面积2810平方米。这是迄今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该基址的建造时间在西周早期，废弃于西周晚期。最令人瞩目的是庭院中有立石和铺石的遗迹，立石通高1.89米，地面以上现存的部分高0.41米，原本应更高。发掘者推测，立石和铺石遗迹应分别为文献记载中的的社主和社坛，而凤雏三号基址应属社宫，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国家形态社祀最明确的实物证据”64。我们知道，凤雏甲组基址是宗庙，所以凤雏的社宫与宗庙的关系及社宫的形态均可作为成周大城中社坛定位及其形态的参考。新的大社一方面是要弱化大社的杀伐属性，另一方面也要与宗庙的体量协调，自然也就放弃了原本以体量取胜的做法，为了明确其神性并与空间占有的本意相关，采取了“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的形式。通过“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的办法，建构大社与空间占有的确切关系，明确天子的中心地位和诸侯的从属身份，更好地把礼仪活动与政治秩序的建设联系起来。

大庙、宗宫、考宫是周人用来祭祀其始祖后稷以及文王、武王的庙堂，设置三个在都城大格局上均独立占有一席之地的庙堂，显示出祖宗祭祀的特殊地位。大邑成周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居九鼎”。《墨子·耕注》说及九鼎云：“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65可见在当时，九鼎的据有，是天命转移的标志，已经成为政权正当性证明的必要。如此重要的用于祭祀的礼器，本身就要占据中心以方便与上帝沟通。按照《吕氏春秋》，大庙应该占据天下的中心，九鼎应该放在大庙里。九鼎的加入，当然强化了宗庙在都城功能与景观组织上的主导性。

西周时贵族或者官员的册封主要在宗庙进行，与册封有关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多有涉及位于成周之天子宗庙名称者。这些设在成周的天子宗庙名称有“京室（何尊）”“京宫”“康宫（令彝）”“周康寝（师遽方彝）”“周师彔宫（四年兴盨）”“成周司土淲宫（十三年兴壶）”“成周大室（静方鼎）”“周宫（庚嬴鼎）”“大室（免尊）”“大庙（免簋）”“周庙（盝方彝）”“康宫（卫簋）”“师戏大室（豆闭簋）”“周康宫（辅师嫠簋）”“周师彔宫（宰兽簋）”“师司马宫大室（救簋盖）”“周穆王大室（曶鼎）”“周司马宫（师员簋盖）”“周康昭宫（颂鼎）”“屖（同夷）宫（害簋）”“周昭宫（鼻阝簋）”“师汓父宫（牧簋）”“周康穆宫（㝨盘）”“穆庙（大克鼎）”“周康剌宫（克钟）”“周康夷宫（此鼎）”等。66

以上青铜器铭文提供的宗庙名称有的只有一级地名，有的则有两级地名，从命名的习惯看，涉及两级地名时，一般上一级地名为区域名，下一级地名为地点名，下一级地名所设空间范围应是上一级地名的一部分。这里同时有两级地名的有“周师彔宫”“师戏大室”“师司马宫”“周康昭宫”“师汓父宫”“周康穆宫”“周康剌宫”“周康夷宫”。注意到这里的一级地名即区域名只有两个，即“周师（宫）”与“周康（宫）”，由此应可推认，当时在成周大城里有两个不同的宗庙区，每个宗庙区内包括一系列的宗庙。案：“师”，《释诂》云，“众也”。“京”的意思为“大”。“众”“大”意义相通，“京”即为“师”。所以前及之《令彝》提到的“京宫”和“康宫”，应分别指涉两个庙区。《作雒解》中提到的宗庙名称有三个，“大庙”“宗宫”“考宫”。既然“京”“师”均有“大”的意思，所以大庙亦即“师”或“京宫”。“大庙”既可以指周人始祖之庙，也可以指包括始祖庙在内的还有其他宗庙的宗庙区。在都城设置两个宗庙区的做法在偃师商城宫城三期和洹北商城中已经见到，按照一个宗庙区安排迁都之前去世的王、公，另一个宗庙安排迁都后去世的王、公的办法，京宫或大庙庙区有明确的明堂色彩，其应是祭祀成周设置之前去世之先公先王及同族烈士的地方，把“宗宫”“考宫”及与“师”有关的宫视为“大庙”的一个部分是合理的。周康王应是在此设都后首位在雒邑设庙的君主，所以用其名号作为安置此后去世之周王的庙区的名称。在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中两个宗庙区一大一小，前后序列安排。考虑到殷人都城规制对周人的强烈影响，很可能在成周大城中的两个庙区仍是一前一后的顺序安排。

周代文献中常提到“天室”“大室”。如《逸周书·世俘解》说武王克殷后凯旋镐京，在“天室”举行献俘礼：“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室。”67《谏簋》：“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逨鼎》：“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剌鼎》：“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褅。用牡于大室，褅邵王。”《颂鼎》：“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各大室即立。”有的学者将这里的大室解释成明堂68。从历史看，某个时期的明堂确实可以称作大室，并且明堂中也包含称作大室的部分，但从上面的引文看，这些大室都是宗庙的一部分，因为不可能每个宗庙中都有明堂，所以这里的“大室”应该是指一组建筑中最大的房间。建筑的格局不同，所谓的大室的位置也不同：建筑为亚字形平面时，中央一间为大室；如果为排房，一般当心间最大，大室就指宗庙主体建筑上的当心间。除了上引文中“周师录宫”中有大室，“周康穆宫”中有大室，“周康昭宫”中有大室，还有“司土淲宫”大室，“周康新宫”大室，“师戏”大室，“周康宫”大室，“师司马宫大室”，“周般宫”大室，“周康昭宫”大室，“师汓父宫”大室，“周师量宫”大室，“周康夷宫”大室。如果每个宗庙都有大室，那么，周人的宗庙就不像殷人宗庙那样，许多祖宗共占一幢房子，实行同堂异室供奉的格局，而是每个设庙供奉的祖宗都单独拥有一幢建筑甚至一个建筑群。又，《 敦》“王才周邵（昭）宫，丁亥王格于宣榭”，《虢季子白盘》“王格周庙宣榭”，《师汤父鼎》“王才周新宫才射（榭）”，可见宗庙中不仅有大室，还有“榭”，《尔雅》“榭亦谓之序”，《唐韵》“古者，序榭同”。前文已经指出，“序”可单指学校，而周人的大学设在明堂周边的廊屋中，故“序”应即为廊庑。由此看，大邑成周的单个宗庙当由正殿和周边廊庑组成，亦即采用的是廊院格局。

图5-9　宗庙的两种布局

根据文献，清代学者任启运画出了周代天子及诸侯宗庙布局的平面示意图（图5-9）。图中显示，诸侯的宗庙和天子的宗庙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总平面格局。天子与诸侯宗庙的大门均设在宗庙区的西南角。这是常规的接近神圣目标的办法，与在二里头和偃师商城见到的从宫城外接近宗庙的方式一致。进入宗庙区后，路径就不同了。在天子宗庙区，进入者要在到达庙区中轴的地方转向，然后正北面对太祖庙，这时，位于中轴的一系列门洞与太祖庙共同形成强有力的中轴，塑造着接近太祖庙的路径，形成特别隆重的行进过程。诸侯庙则在进入庙门后，随即向北转，虽然路径上也有一系列门洞形成某种空间约束，但前方没有主体建筑作为底景，路径两侧的建筑又不对称，环境的隆重性不能和天子的宗庙相比。天子宗庙中的主导行进线路虽然隆重，但一部分庙宇放到了进入路线的左侧，进入这些庙宇，就不再用“由西南入”的办法。在殷人的同堂异室的宗庙中，确也存在位于中轴西侧的房间，只是在各为庙区的构成中，将这一点特别地凸显出来，由于这种做法发生在天子之庙上，诸侯之庙反而将所有庙室放在进入路线的东侧，进入每个庙堂都要采用由西南入的做法。这种设置当然暗示隆重的庙区中轴的做法地位更高，这就会形成对以从西南入为神圣规则的某种消解，使得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由西南方接近通神节点的规则被搁置，相应做法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逐渐地遗忘。这种搁置或遗忘，则是新型宗庙布置规则成立的基础。

在秦都雍城发掘到的秦人宗庙遗址，就是宗庙主体部分放弃由西南接近神灵的办法的例子（图5-10）。巫鸿曾对任启运所为之宗庙平面图进行分析，以为宗庙的轴线暗涵时间追索的意思69。这种含有时间追索意思的空间组织，可能引出对“深密”型空间的偏好。对“深密”型宗庙的偏好，在洹北商城宗庙区的安排上已可以看到，周人单一宗庙区当由多组建筑构成，使其获得深密感当要求更大的空间范围。从后世的建筑看，深密型空间偏好在世俗建筑上也有表现，之所以如此，当与在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核心部分总是有通神的需求相关。

周人自称其宗庙为“清庙”。《周颂·清庙》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汉书·韦云成传》云：“议者又以为《清庙》之诗，言交神之事，无不清静。”贾逵《左传注》说：“肃然清静，谓之清庙。”古释清庙皆以清静得名。想要清净，当然要远离一般居住地段。所以可以设想，与洹北商城的情况相似，位于成周大城中心宗庙主体建筑部分与围括它们的围墙之间，也有足够的距离，在围墙和建筑之间应该充满树木以隔绝尘嚣。

图5-10　陕西省凤翔县秦雍城秦人宗庙建筑基址平面图

根据《礼记·王制》，周代天子、诸侯的宗庙一年四季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加上群臣要共同参与的“衣祭”等，构成“常祭”的基本内容，“常祭”即按规定到时候一定要举行的祭祀。至于非常之祭，次数没有限制，所谓有事则祭，如行事告庙、献俘馘、诛罪人、灾变祈禳等都需要进行宗庙祭祀70。这么多的宗庙加上这么多的祭祀，当然是一份巨大的花费。并且，当时是两京制，这种花费还不止一份。此外，对此时技术还不够成熟的木构建筑进行维修，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西周晚期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在宗庙上的花费给王朝带来的压力会更加明显。为了振兴朝纲，周宣王进行了一定祭祀制度的改造。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自厉王失政，猃狁荆蛮交侵中国，官政坠废，百姓离散，（宣）王乃修复宫室，兴收人才，容纳规谏，安集兆民，命南仲、召虎、方叔、吉父并征定，复先王境。”71如何“修复宫室”？《汉书·楚元王传》记刘向说：“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朝。”72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或可认为，由于厉王失政，国家的礼仪活动坠废，宗庙宫殿败坏，周宣王在进行宗庙宫殿修复时，采取了缩减宫庙规模的办法。后世以为的周制单一庙区、中含七庙的做法，应该始自这个时期。在“天子七庙”的供奉格局中，将供奉对象分成两段，以呼应过去的两区：前一段为始祖庙及文、武二庙，这三庙永不迁毁；后四庙为时君以上四代周王，随时君的更替迁毁。新的庙制，仍然包括两个庙区的意涵，但却不再分开布局，单一的庙区有助于造成更单纯有力的都城中心形态。

在宗庙设置之后，《作雒解》接着说到路寝，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寝在空间位置上处于宗庙之后与之构成前庙后寝的格局。由殷墟的情况推论，这时的路寝应该在成周大城以外西南方安置，因为《作雒解》在述及路寝后单说明堂，所以，周人路寝的内容只包括朝宫与寝殿。

《作雒解》将明堂放在路寝之后单列，叙述格局已经表明这时的明堂已经不再是路寝中的一部分了。将路寝安排在明堂之前，也暗示雒邑的明堂地位又不如前。时君的地位上升，更多政务活动集于一身，针对时君的活动，需要安排更多的设施和仆从，路寝规模的扩大可以预期。相反，当明堂本来的祭祀功能被析出几尽，特别是将祭祀上帝、日月星辰、先朝圣贤的功能移至南郊后，把明堂放在丘兆、大社、宗庙甚至路寝之后也是理所当然。

西周以后，明堂的地位比宗庙低，先秦文献屡有显示。如《礼记·明堂位》说“鲁之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就是说鲁国最高等级的建筑大庙的规格，只与天子的明堂一致。因为明堂规格低于大庙，为了避嫌，所以周公在将政权交还成王之前，把他自己大朝诸侯的活动放在明堂进行73。这样的明堂首先被定义为“明政教之堂”，从而与国之大事的祭祀关系疏离。《明堂位》说：“明堂者也，明诸侯之尊卑也。”74这话说起来响亮，内容却相当空洞，因为册命仪式是在宗庙中进行，日常的政务活动在路寝展开，这些活动都是最好的明辨尊卑的场合。

《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对于这段话历来人们关注的是明堂建筑形态的变化。其实，由世室而重屋而明堂不仅是相应建筑形态的变迁，更是相应建筑功能内涵、礼仪制度、聚落主导元素和聚落关键空间组织格局的变化。由仰韶文化大房子到周人明堂的种种转变，构成了中国早期聚落空间及营造制度变迁史的十分特殊的篇章。

西周雒邑的明堂、路寝等共同构成了王城，在成周城外西南方水草丰茂之地安排，具体格局如何，因为水毁，遗迹已不复可寻。幸运的是，春秋战国的晋新田和赵邯郸的考古发掘，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依据这些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揣测西周雒邑王城的格局。

晋新田是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晋新田未发现大城，遗址由一系列小城和遗迹点构成。在整个遗址的中部，发现有呈王路13号地点建筑基址。该基址东面有北西庄和二水厂祭祀遗址，东南有省建一公司加工厂祭祀遗址，南面有侯马盟誓遗址，西南有煤灰厂祭祀遗址，祭祀遗址的分布方式，有助于认定呈王路13号地点建筑基址为这一地区的中心性设施。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主体建筑两侧有“厢房”。《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加上在其南边发现大量祭祀坑，研究者普遍认为，呈王路13号地点建筑基址的性质不同于一般宫寝，应为晋国的宗庙75（图5-11）。在呈王路13号地点建筑基址以西3000米，有“品”字形排布的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小城。这三座小城位于汾河与浍河的交汇处，具体环境与西周雒邑王城所处十分相似，地面水丰富，有利于安排明堂、灵台等要求有池沼配合的设施。晋新田的宗庙在东，宗庙以西相当距离为水草丰茂区的情况，与西周雒邑的宗庙居中的大城在东，王城在其西南的基本格局基本对应，有利于我们设想三座小城的内涵与雒邑的王城相类（图5-12）。

图5-11　晋新田呈王路13号地点建筑基址平面图

在三座小城中，平望古城在北，略为南北长1300米，东西宽860米左右的矩形。南垣中部、西垣北段各发现一座城门。城内正中稍偏西北有一大型夯土基址，自底至顶分为三级：第一级平面为边长75米的方形，南部正中有宽30米、长20米的凸出部分，正南有宽6米的路面向南延伸；第二级较第一级收缩4～12米不等，高出地面4米，南部边沿的正中间呈坡状，西部边沿发现一块石灰岩残石；第三级位于第二级北半部，东西长45米，南北宽35米，距地表高8.5米，顶部覆盖有1米厚的堆积，包含有板瓦、筒瓦残片。基址东部发现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建筑群，东南发现长约90米的类似围墙的条状夯土，西南发现密集而规模较小的夯土建筑群，南部有水坑及大沟。台神城址占据着三座小城的西南部，平面为东西1660米，南北1250米的矩形。西垣上有两座城门，南垣发现一座城门。城内主要夯土遗迹有7处，其中5处居中，呈南北一线分布。在古城外北临汾河处，有三座夯土台基，相互间距40米，中间大者平面为南北100米，东西80米左右的矩形，基址高出地面7米左右。牛村古城占据“品”字形的东南一方，平面为南北1400米，东西1100米左右的矩形。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有内城，约500米×600米，未发现内城的西南城角。在牛村古城西垣南端与台神古城东墙间有一“缺口”，与内城西南角缺失有某种呼应。内城西北部有一大型夯土台基，正方形，边长52.5米，顶部北高南低，现高于地表6.5米，上部有近1米厚的建筑物坍塌堆积76。位于东南方位的牛村古城里的设施特别令人关注。首先，这个设施的台基平面为正方形，表明其上的建筑也大致为四方面阔均等的形状，而这种形状，正是西周明堂的特征之一。第二，外城西南角设有“缺口”，内城城墙缺少西南角，两相对照，显示人们接近上述方形平面建筑要从西南入，这也是明堂建筑的要求。所以，牛村古城中的设施为明堂一类。位于北面的平望古城中的土台分为三级，显示出强调设施高度的意图。三层的分划，或者可以分别对应观天文、观四时施化、观鸟兽鱼鳖的需求。结合周人在丰京的建设，这里对应的设施当为灵台。台神古城位于以上两个小城的西边或西南边，以上两个小城中的设施均含祭祀功能，台神古城的位置暗示其内部的设施当为尊长之处，该古城中的主要设施为五座串在一条轴线上的宫殿建筑，其格局与偃师商城的前朝后寝的宫殿部分一致，由于明堂已经单设，所以这里应是日常朝会寝居之所。将明堂、灵台和路寝分别安排，并分别在其外用城墙围括，当然有助于表示相应建筑的隆重，从建筑空间组织的角度看，这也是明堂、灵台建筑本身及相应的礼仪难以与其他建筑兼容的结果。

图5-12　山西省侯马市晋都新田遗址平面图

单从晋新田遗址的三个小城看，内有明堂的牛村古城位于该单元的东南角，但若将三座小城与宗庙区联系起来看，它则位于日常朝寝之所的台神古城与宗庙区之间，含有某种居中的意味，似乎位置更为重要。台神古城虽然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但其使用更为频繁、实际构成更为复杂、建设规模最为庞大，在时君地位不断提升、明堂和灵台的地位渐次下降的背景下，将其作为这三个小城的代表而将之统一称为“王城”是可以设想的。具体位置、所处环境和所具有的功能与西周雒邑王城相似，使我们有条件据此推测西周雒邑王城的格局。

战国晚期的赵都邯郸由大北城和位于大北城西南的赵王城组成。赵王城也由三座“品”字形排布的规模差不多的小城构成，其总体平面与晋新田的三座小城极为相似，并且也处在池沼丰富的地区。在这三座小城中，北城的西垣内外有两大夯土台对峙，中部近南墙处另有一较小台基。西南城大体为方形，中部偏南有一大型夯土台，南北296米，东西265米，基本为正方形，残高19米。东南城为纵长方形，城内近西垣处有大型夯土台基两处，南侧另有大、小台基五处。从城内的设置情况看，东南城内所存台基的分布状态与晋新田的台神古城相似，西南城中台基的分布状态与牛村相似，而北城的台基分布格局与平望古城相似。似可推断邯郸赵王城之东南小城内安排的是时君朝寝，西南小城内安排的是明堂，北小城内安排的是灵台。赵王城的三座小城与晋新田的三座小城在要素设置上虽然相同，但相应要素的位置安排却有差异，具体地说，就是二者的“明堂”与“朝寝”在位置上实行了对调。在晋新田遗址上位于整个单元外缘的朝寝在赵王城中占据了原来“明堂”的位置，而明堂则移到了整个城区的外缘。从大格局上看，这也可以说是朝寝取代明堂占据了相对中间的位置。《史记·赵世家》说在赵武灵王元年“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又，“（赵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77。古人称土星为信星，《史记·孝武本纪》：“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飨。”司马贞索隐：“信星，镇星也。信属土，土曰镇星。”78在五行中，土居中，故“信宫”的意思为“中央宫殿”。从相对位置看，赵邯郸王城东南方小城中众多台基的组合可以认作信宫。这时信宫并未占据大城中轴，可是已经替代明堂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信宫”这一名称的使用，显示出对时君宫殿重要性的强调（图5-13）。

按照晋新田和赵邯郸的情况，可以认为，当时大邑成周的王城部分，或由三个尺寸大体相当、空间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分别为灵台区、明堂区和朝寝区。在西周初年，明堂应该还占据着相对重要的东南位置。在其西侧，则应安排为路寝，西周初年因为具体条件限制而产生的灵台，此时已经成为有专门功能指向的建筑类型，被安排在上述两个设施的北部。

图5-13　赵邯郸三小城图

《逸周书·作雒解》在罗列了大邑成周的最重要的聚落元素后，花了相当的篇幅对所涉及的建筑进行描述，说这些建筑“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惷常，画。内阶，玄阶， 堤唐， 山廧。应门、库台，玄阃”。综合各家注释，大致可以说：“四阿”是指其屋顶为四面坡；“反玷”是指建筑台基四个角部成方台凸起，它使台基主体轮廓为亚形；“亢”即“梁”，“重亢”指建筑为抬梁构架；“郎”即“廊”，重廊为中间隔断、两边设为房间或通道的廊子；“常累”或指重叠的斗拱；“复格”是指屋面瓦下设双重木板；“藻棁”指画有藻饰的梁上短柱；“移”或为“簃”，应指廊庑局部加宽，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屋，或如二里头一、二号宫殿的东厨；“旅楹”指在当心间两侧露明的柱子上进行某种加工；“内阶”当为台阶收在台基内或施于屋内的做法；“玄阶”是指黑色的台阶；“堤唐”为高出地面其状如“堤”的庭中道路；“山廧”是指在建筑两端墙上画上山纹；一般认为“应门”指宫城正门，此处或者是说入口均设为门塾；“玄阃”是指使用黑色的门坎；“惷常”“画”和“库台”不能确解，但应指施加于建筑某些部分的特殊做法79。整个看下来，这里没有文字提及建筑间数和具体尺寸，所涉及的都是可能具有象征意义或巫术价值的建筑处理。这并不是说，建筑的尺寸、层数等对于环境规格的确定不重要，而是说，《作雒解》提到这些做法在当时是保证“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价值和神圣性的基础性手段。《礼记·明堂位》述及鲁国都城主要设置，也不涉及建筑的具体尺寸，而是着力于记述“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这些“天子之庙饰” 。80这里所谓的“饰”，是指建筑主体局部的形态或处理，从建筑投入看，建筑主体一般占大头，而“饰”，如果不是特别过分的话，投入就相对有限。如果把《作雒解》和《明堂位》同样强调用“饰”来确定环境规格的做法和儒家希望统治者“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它们表达了一种建筑制作导向，并希望通过这种导向来降低整个社会的建设成本。

在建筑规格的认定上强调“饰”的作用，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为凸显身份高贵而造成的建筑投入竞赛。不过引导是引导，在实际的操作中，用更大的体量、更大的规模应当仍是最有效的显示等级高贵的方法。从历史上看，一旦既有的制度约束和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当那些本来投入较少的局部建筑处理方式可以不受约束地使用时，提升建筑规格的主要出路只能是强化建筑本身的投入，制作更大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