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豳、岐与陕西丰、镐的聚落景观规制与秩序

在入主中原以前，周人也有多次迁都的历史。与文献对殷人迁都的过程言之过略有所不同，《诗经·大雅·公刘》和《诗经·大雅·绵》对周人两次重要迁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公刘是周人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的首领。按照《史记·周本记》的说法，周之先人为稷，善于为农，陶唐、虞、夏时，曾在中原腹地活动，其首领还参与王朝的农业管理。夏朝末年不窋为首领时，“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1《公刘》一诗就记述了他为求族群繁荣，迁徙至豳并进行建设的情形。

《公刘》一诗共分六章：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2

诗的第一章说公刘为了迁居不敢晏息，储蓄粮草，准备干粮，整顿武装，戒备森严地向目的地进发。第二章说队伍到了豳地，公刘带领大家上下左右察看，豳地里植被繁茂，地域开阔，形态合用，大家满意，于是公刘就确定场域，驱逐原住民，举行隆重的启动建设的仪式。第三章说公刘根据水源及地形条件确认用于建设聚落核心区的高地“京”，并以此为据安排聚落的一般居地，众人满意，心情舒畅。第四章则说依托“京”建立了“依”，建筑落成，杀猪宰羊，在“依”这个建筑中举行酒宴，尊享君王，拜祀祖宗。第五章写公刘根据地形和水源条件，依照军队的组织原则来分派耕地，以开展耕作。第六章则说建立哨卡碉楼，安排渡口，收拾兵器，划定边界，治水设壕，以确保聚落及人众的安全3。

由《公刘》一诗的叙述顺序和涉及内容，可以体会当时部族新到一个地方进行开拓建设的核心关切和过程。这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诗章用了相当的篇幅涉及到“依”的建设。从诗的叙述看，“依”是建于高地（京）上的聚落最为重要的设施。杨宽先生认为，“‘依’当读作‘殷’，古时‘殷’‘依’声同通用。例如《尚书·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按礼书记载，四方诸侯会集京师朝见天子，叫作‘殷见’或‘殷同’”4，所以“依”用作礼仪形式，乃是指各部首领大合会，用作设施指称，则是指用于这种大合会的建筑。从诗提供的大合会场景看，人们在这个建筑中进行聚餐、会饮，同时，祭拜祖先，朝觐首领。公刘生活的时代大致为商王朝的中期，其活动的地区与仰韶文化覆盖区重叠，根据该建筑的地位和功能，所谓“依”其实就是发展到某一水平的大房子或者干脆就是明堂。《公刘》诗中花了相当的篇幅谈防御系统的设置，却没有提到城墙，由防御设施水平不高和聚落核心建筑为大房子看，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都邑相比，周人的都邑构造还是相对原始，很可能和大地湾遗址的情况相似。

在公刘以后9个世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古公亶父当政，为了躲避他族的袭扰，周人又一次迁徙，将都城由豳迁到周原，即后世文献中所说的岐。关于这次迁徙，《诗经·大雅·绵》做了记述。《绵》共有九章，从叙述看，诗的作者应该是归化了周人的岐地原居民，他们本来生活状态似乎相当原始。《绵》的第一章提到周原原住民生活的基本面貌。第二章讲古公亶父相宅。第三章讲周原农耕条件优异，占卜得吉。第四章讲因势利导地进行规划。第五章到第七章涉及聚落的要素安排与建设情况，现引录如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5

《绵》在这里涉及到的建筑有“庙”“皋门”“应门”和“冢土”等。在这个建筑罗列中，《公刘》中十分显眼的“依”不见了，用于供奉祖先的宗庙则特别突显出来。在各种设施中，诗首先叙及宗庙，显示出宗庙的重要性和建设顺序上的优先位置，与《礼记·曲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6的说法相呼应。“翼翼”为繁盛众多的样子。中国古代建筑组合中的主体建筑一般三间、五间，多则十一二间，不必用“翼翼”这样的词来形容，从当时的建筑设置看，只有廊子有机会随院落的范围随宜确定间数，间数可达十数间甚至数十间，所以“翼翼”二字表明了廊子的存在。使用廊子，即可形成平面为“口”字形的廊院，而“口”字型平面的廊院是宗庙格局的常态。《绵》中“百堵皆兴”一句还在《斯干》中出现过，过去都将这一句认作是众多建筑兴建的描述，其实从《绵》的叙述过程看，在描述宗庙和城门之间插进一般房屋建设的描述，似乎并不合理。廊子间数众多，其墙可有百堵，所以“百堵皆兴”是当时对于廊子建设的惯常性描述。这样，前文所及之在周原发现的凤雏西周甲组建筑遗址的状况就颇可作为诗中的宗庙格局想象的参考了。

在说完了“庙”之后，诗文提到了“皋门”与“应门”，所以此两门应为庙区的设置。按照后世的说法，应门当在皋门之内，所以这里的皋门或为宫庙区门，应门为庙堂院落门，这样，偃师商城核心区和洹北商城宫城颇可作为相关想象的出发点。注意当时岐地所建，只是边地诸侯之都，很可能其核心建筑功能与空间分化水平不高，祖宗祭祀、明堂朝会放在一个建筑组合中是可以设想的。这个建筑组合的功能，首在祖宗祭祀，故可将其称作宗庙。

在聚落的门防之后，诗文提到了“冢土”的建设。《诗·传》曰：“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在这里，“冢土”可以将前来窥探的“戎丑”吓退，一方面表示其规模巨大足以为军事力量雄厚的显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大社”及社祭活动在通常可以为“戎丑”所见，由是，周人此时的“大社”不在聚落当中是明确的。于是《绵》中涉及的周人所设之聚落是以宗庙为中心，外部有“社”呼应的格局。

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后，周人的社会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为其孙子周文王“翦商”奠定了基础。

商朝末年，为了逐鹿中原，周文王又一次东迁，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的沣水以西修造了丰京。齐思和说：“文王之迁丰，不徒便于向东发展，与商争霸，抑丰镐之间川渠纵横，土地肥饶，自古号称膏腴之地。”7更好的自然环境，当然也是周人进行力量积蓄的基础。

在丰京的主导构成元素中，灵台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诗经·大雅·灵台》传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灵台》诗云：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

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8

台是其上不设屋顶的砌筑体量。《初学记》卷二四引许慎《五经异义》说：“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9观象授历，古来是最高统治者的专利，是显示其据有通神优势的构成。这种灵台的定义与《诗》传所说的灵台建设的原因相对应，颇可见出灵台之设是文王获得天命支撑的标志。(www.xing528.com)

晋唐时还能看到周灵台的遗址。灵台遗址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尺寸相当有限10。从诗的描述看，灵台位于水草丰茂的地区，这对观察植物四时的变化，观察鸟兽鱼鳖的活动，了解气候变化以便更好地组织农业生产，使自己成为“天”的代言人是十分有利的。从灵台营造“不日成之”看，这个在当时的统治中起重大作用的设施建造花费却相当有限。对于一个正在兴起、羽翼尚未丰满的新势力，采用一个形式简单、用力不多却又与人民日常生活组织相关的设施作为权力正当的标志既减缓了商王的猜忌又贴近民心，确是一箭双雕的选择。

《灵台》表明，在灵台左近，设有辟雍。灵台与明堂都有观象施化的功能，带有池沼或辟雍的明堂，应该是商王在安阳小屯殷墟首创，这里可以把带有辟雍的灵台视作小屯殷人明堂的某种替代。不过要特别注意，《灵台》诗明确显示，此时灵台边上的辟雍已经不是环绕在其外的水沟或池沼，而是可以在其中敲钟击鼓的房子。戴震《毛郑诗考正》：“周鼎铭：王在辟宫，献工锡幸。”11《史记》：“丰、镐有天子辟池。”12明方以智撰《通雅》卷三十八《宫室》说：“谯周曰：‘成王作辟上宫’。周器之铭多有曰：‘王在雍上宫。’”13前文说过，“辟雍”本指小屯明堂周边用以分划空间的水体。那么“辟宫”则是用以分划空间的宫室。“雍上宫”与“辟上宫”意同，均应指与用以分割空间的水体“辟雍”相伴随的宫室，或者说，“辟上宫”是在“辟雍”边上起围护、区隔作用的房子或者廊庑。这种房子的建设，在灵台或明堂周边增加了一个视觉辨识性远比原来的水体要高的起空间分划作用的对象，以至于逐渐地人们把“辟雍”二字放在它的身上，最终“辟雍”成了这种起围护、区隔作用的建筑的指称。由于灵台的功能与明堂相似，所以在其边上起围护作用的房子或廊庑也就称作辟雍。结合明堂周边的水体设置围廊，不仅能使得空间更加隆重，并且提供了新的室内空间，借此可以将原本聚集在一个空间内、随着社会变迁而复杂化且开始相互干扰的各种功能加以分割，把一部分原本要在明堂或灵台主体建筑上进行的活动放到这个围廊当中，使得明堂的各种功能执行起来更加各得其所，秩序井然。从史籍的表述看，在一定时期，人们就把曾经在大房子中进行的养老诲稚的功能放到了这起空间分割作用的设置中。《白虎通》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14《五经通义》则说：“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15因为明堂、灵台的特殊，以至于在其边上起分划阻隔作用的水体，也获得了特别的象征意义。作乐，是教化与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辟雍又是作乐之处。周王在灵台辟雍中作乐并非后世所谓之娱乐，灵台辟雍的、鼓都是通神与教化的工具。

麦尊铭文云：“王客（格）京祀，粤）若（翌）日，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侯乘于赤旂舟从。”静铭文说：“惟六月初吉，王才（在）京，丁卯，王令（命）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暨）服眔小臣眔尸（夷）仆学射。 于）八月初吉寅庚，王以（与）吴（ 、吕（ ） （ 合） 、邦周射于大池。静学（教）无（ ），王易（锡）静。”16伯唐父鼎铭文则有：“乙卯王 京，王，辟舟临舟龙，咸，伯唐父告备，王各乘辟舟，临白旗，用射、虎、貂、白鹿、白狼于辟池，咸，王蔑曆。”杨树达比较前两段铭文，认为麦尊的辟雍，即是静簋的学宫。结合后一条铭文，可以明确，由于“辟雍”已经改指建筑，所以原来用作空间区隔的水体就改称“辟池”，“辟池”并不是一条简单的水沟，而是与小屯殷墟宫殿建筑周边水体相类的可以行船的池沼。

从核心功能设置和空间的基本构成看，周人在丰京建设的灵台与小屯殷墟的乙组台基构成的巨大明堂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但称作“台”，就意味着其主体只有一个凸出于地面的实体，其上不设屋顶。中国古代常规的祖宗祭祀是在“庙”中进行，所以灵台的环境条件未必能满足常规的祭祖要求，丰京之灵台不能像小屯殷墟乙组台基所成的建筑那样用于祭祖，因而从一开始，周人就必须要另择他地建设宗庙。

最初，在丰京似有一定的祖宗祭祀设施。文王晚期，周人又在沣水东岸，丰京的东北方相当的距离修造了镐京。镐京又称宗周。“宗周”这一命名表明，这里正是周人新的祖宗祭祀中心。文献表明，在这里建有供奉周人始祖后稷、文王、成王以及康王、夷王的祠庙17。这些庙有些可能是由丰京迁来18。周人克殷后，在镐京的宗庙里举行隆重的献俘礼。如果周礼因于殷礼，那么很可能在西周时期，镐京一直是举行最重要祭祀和礼仪活动的场所19。镐京处在建有灵台的丰京的东北，并且拥有宗庙，这和殷墟西南有明堂而东北有洹北商城的结构方式相同（图5-1）。

在丰、镐二京之间，有一道沣河，而在小屯殷墟与洹北商城之间，则有一道洹水。灵台处在池沼丰沛之处，小屯宫殿区周边也池沼丰沛，镐京为宗庙所在，洹北商城亦为宗庙所在，环境细节的对应，也促使我们倾向于认为，丰、镐二京的安排，其实就是模仿殷商晚期都城的结果。在前朝原本是因为意外才产生的城市格局，转而成为后世王朝的都城追慕的对象，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在当时人那里，洹北商城是殷人都城的核心内容，终其一朝，洹北商城一直被当作不可或缺的存在。

参照殷墟的总体安排，丰京或者不设城墙而镐京则有城墙回护。一开始就把某种程度上等于明堂的灵台安排在丰京，所以镐京中心区就不必像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那样安排明堂，也就是说，正是在镐京，天子的宗庙第一次独自地、制度性地占据都城主体部分的核心。宗庙对于都城主体部分核心区的占据，使王朝都城的主导部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成为了特定宗族控制的空间，而这很可能就是周人所希望的，其景观格局的意义主旨正和周人的主要以血缘为依据的分封制度相应和。正是在丰、镐二京，明堂之属被正式地放在城外，被进一步边缘化了。

图5-1　西周故都丰、镐地区遗址位置图

《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20现在看来，如果“庙”指仅仅供奉祖宗的设施，所谓“古之王者”，最多也就上溯到周文王，除非把明堂或者大房子也算作“庙”。由《墨子》将宗庙置于正坛的说法，到《吕氏春秋》的将宗庙置于中心的主张，显示出人们设想的都城空间构成逻辑与模式的改变。《吕氏春秋》如此强烈地主张将庙置于天下之中，不仅强调了都城作为祭祀中心的特性，并且要求形成单一极点的宫城甚至是单一极点的都城。这其实不仅意味着要放弃偃师商城那样的宫城，甚至意味着要放弃丰、镐二京两区并置的都城。以时君地位不断上升为背景，宗庙独自占据宫城中心，在特定的文化脉络中，有着某种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丰、镐二京对于小屯殷墟和洹北商城的模仿，也不是全然被动。至于镐京的具体布局，由于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操练水军，致使镐京遗存的主体部分几乎全部被毁，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作特别深入的了解了。

商朝晚期，小屯殷墟是商王活动的主要场所。商王日常起居的宫殿在明堂一区。依此，用于周王起居的主要宫殿，恐怕也要与丰京的灵台同在一区。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丰、镐二京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周王的正式寝居之所在丰京，同时又要到宗庙主持各种礼仪活动，路途颠簸，相当不便，这种情况应该会促成在镐京布置一定水平的用于日常起居的宫殿，从而事实上强化了镐京的主导地位。

丰、镐二京既然模仿商朝王都，为何这里不像小屯殷墟和洹北商城那样，两个部分在空间上基本接续地、甚至连为一体地发展？朱熹《诗集传》引张载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则迁于丰。至武王又居于镐，当是时、民之归者日众。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迁也。”21常规上，新的居住空间的实现，单从设施利用的经济性和都邑的中心性制作的要求看，在原来已有且要持续使用的丰京基础上实施扩建最为合适，不需要另起一集中建设地段。参考晚期商朝朝歌的缘由，可以认为，这里的“其地有不能容”应指丰京一区人口聚集水平过高，所要配置的田亩量已经过大，使得在离丰京核心区最远之耕地上耕作的农人在战争爆发时撤回所需的时间已经难以接受。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镐京的建设。镐京的建设一开始就肩负着形成新的城邑覆盖的耕地、增加京畿地区的人口总量、以形成更为强大的都城防御体系的任务。

晋人徐广说：“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去丰二十五里。”22晋朝一里约为432米，而周代一里约为350米，即依周制，丰、镐之间的距离约为30里。周代30里为一舍，一舍为当时大部队常规条件下一日的行程。这就是说，丰镐之间的距离使得可能处在丰、镐之间的敌军与两者间的距离都在军队的半日行程之内，这种距离，当然有利于丰、镐的守军快速地对敌军实施夹击。并且，沣水的存在，也使得处在丰、镐之间的敌军，无论其攻击对象为何，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背水为阵。在日常，沣水确实是丰、镐之间的阻隔，但在战时，正是沣水使得两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丰、镐间敌军不可容留的空间。三十里地夹一河的安排，使得丰、镐二京间有了更有效的军事协同。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在“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之后说“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23。照此，周文王为了在其京畿地区集聚更多的人口，以形成防御能力更为强大的都邑，成倍地扩大了直接支撑其京畿防御人口存在的田亩空间覆盖范围。在京畿的中心区设置相距30里互为犄角之势的丰、镐二京，就是实现都城覆盖农田扩张的两个核心。齐思和已经表明，丰、镐二京之所在土地肥美，即所谓的“上地”，只有“上地”才能以最小的范围支撑足够的人口，保证在其上耕作的人按照指定的时间集中到京畿中心区。可见丰、镐二京的地点选择，从一开始就考虑了尽可能多地集聚人口，增强京畿防御的问题。假设周人设定的在最远农田上耕作的农民返还核心区的时间与殷人相同，那么丰、镐二京各自承担方七十里的农田覆盖范围，二者相加，略为方百里的土地面积。可是，因为丰、镐二京的间距为30里，所以其土地覆盖范围中有相当一部分交叠，也就是说，这样距离的两个方七十里的面积，凑不够一个方百里的面积。实际上，在方七十里这一尺寸确定上起关键作用的是撤回的时间，按照这一标准划定城址附邑农田时，以京城中点为圆心，半径为49周里的圆圈内的各个地点都可以满足要求。把满足与中心间距不过49周里的土地都算作都城附属农田。间距只有30里的丰镐二京所对应的农田配置空间范围大体上正是一万平方里，即方百里的规模（图5-2）。

像丰、镐二京那样的附城田亩涉及空间略等于方百里的京畿地区，按照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可以“为田六百万亩”。这六百万亩耕地若均为“上地”，则可按“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计24，其所可能集聚的人口约为6万户，30万人，再考虑都城的其他人口，当时这个京畿地区可能容纳的总人口大致为35万。这时，相当一部分居邑农人下地的出行距离当在10千米以上，这样他们在耕作期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要超过半天，走到地头，已经精疲力竭，耕作效率当然很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采用了所谓的“春出冬入”的耕作制度。

图5-2　周文王“百里之壤”解析图

《汉书·食货志》说：“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汉书》所引之《诗》句来自《豳风·七月》，传统的说法以为《诗经·豳风·七月》写成于周公时期25。由此可推断，在商周之交，周人们就实行了让农户春“毕出”于野而冬“毕入”于邑的“春出冬入”的耕作制度。

“春出冬入”的耕作制度，是让居民由春天起就住到地头侍弄庄稼，到冬天时才回到城邑内居住。这种做法最直接的效用，是可以让方七十里的范围内的族邑在更小的范围内集聚，甚至让居民都集中于单一城池之内。因为采用 “春出冬入”的办法，就不必考虑居民下地当日往返的问题，这当然不仅可以让那些独立的族邑的空间关系更为紧密，并且在必要时，可以将其全都连为一体。

将人口密集地集中于京畿核心区带来的好处前文已经提到，采用“春出冬入”的耕作方式除了强化了相应的好处之外，又带来了另外的好处：首先，由于非耕作期农户都住在核心区，使得都邑一年里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处在随时可以应敌的状态；其次，居邑农夫在田间居住的时段气温较高，不需建造特别坚固的建筑，所居住的是窝棚，当时称作“庐”26，这样，战时农户退守后，在京都核心周边相当范围内不留可为敌人利用的坚固的人工设施。

当时的农户是聚族而居的，把方七十里内田亩上耕作的农户都集中于一个面积有限的城址内，就是使本来相对松散分布的族邑紧密地靠在一起。这种集聚，当会要求更为严格的管控，以保证内部的安定。管控手段很自然地要包括更加严格的族邑外部界限的确定和族邑门防的管理，甚至会引导方格状路网的产生。因为方格网道路能在建设密集的情况下提供有序的交通路径，所以这种集聚也会引导方格状路网的产生。《管子·八观》说：“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可见里坊界限及门防的管控，主要着眼于族邑间人际关系的控制27。

丰、镐虽实为一体，可二者之间毕竟隔着沣河，且有一定距离，许多设施难以共用。镐京建成后，一些时候周王要住在镐京28，这时要使用灵台、辟雍，就相当麻烦。在自身实力足够或者是在克商以后，周武王又在沣河以东，镐京南边的近水之处，修造了明堂，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灵台的替代。镐京明堂的建设使得在明堂和灵台之间作某种功能的区别成为必要，从后世的文献看，灵台更加关注观祥氛，而明堂则强调朝诸侯，序尊卑。这样，原本的大房子的功能又一次分化，明堂在整个建筑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从《诗经·斯干》看，镐京的明堂周边也有辟雍存在29。

《逸周书·明堂解》佚文说，宗周的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广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广四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左为左个，右为右个”。30依此，这个明堂的规模相当有限。若当时一尺为20厘米，这个明堂主体部分的台基方为22.4米，高为0.8米，中央太庙为12米见方，明堂、青阳、总章、玄堂的深度为4米。主体建筑到台基边缘为1.2米。建筑上所设之门的高度为1.6米，宽0.8米。这些尺寸所表明的建筑主体，覆盖范围与大地湾F901相仿，明堂的门高仅为1.6米，暗示与原始社会半穴居门洞的关联。其实，《明堂解》佚文所列之明堂尺寸较《考工记》提及的明堂还要大些。《考工记》说：“周人明堂，设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31按一筵九尺，那么这个明堂的东西宽只有16.2米，南北深只有12.6米。这种差异，或为文化传承的系统不同所致，但都显示出周人明堂的建造受到久远传流的规则制约。比起殷墟小屯的明堂，周人的明堂在尺寸设置上似乎缺乏扩展的冲动，这既是周人的营造文化传统所致，也与明堂在其高等级建筑系统中的地位不高有关。

《礼记·明堂位》记述了周公在明堂大朝诸侯时的人员位置安排：“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32这种安排的南面较其他方向空间层级较多，东、西、北三面的所设层级则相同，表明其以南面为正。从仪式组织的角度看，为显一视同仁，位于东、西、北三个方向的九夷之国、六戎之国、五狄之国都应与明堂主体有直接的视线关系，所以镐京的明堂不应像小屯宫殿区的明堂那样，在其北部存在一个与其相连的体量巨大的寝宫。为照顾参与仪式的人依各向轴线顺序定位，在明堂四个方向的相当范围内也不应设其他建筑，这样的明堂和相应的礼仪，造成了一个图案自足性超强、难以与其他设施空间兼容的建筑。它的功能落实，需要足够大且较少受到干扰的空间，在其附近若要安排其他主体性设施，在二者之间设置某种强势的间隔物以分别成区是较为合理的。

在丰、镐二京的组合中，镐京应为主导，可丰京也有灵台、寝宫等重要设施，其功能与景观分量都不容小觑，加上二者间距离较大，且中有一河间隔，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观念上都难以造成金字塔式的单一极点的空间层级秩序。双城并立的局面，与日渐增长的天子独尊概念的表达需求并不对应。新的社会组织构架，要求形成单一极点、秩序严整的都城，新的都城建设要在丰、镐二京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某种改造，是可以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