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我被分配到广州外贸学院经济系，这是刚从中专升格的大学，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条件简陋，反正我一向随遇而安，故无所谓。先安排我上选修课中国对外贸易史，以后经过进修，再考虑上其他课程。
在从事外贸史教学的基础上，我与黄伟合作，在《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发表了《黄埔港的变迁》一文。当时广州从事外贸史研究的学者，往往误以为清代文献中的“黄埔”就是今天的黄埔港（其实一查《番禺县志》便知真相），以致20世纪80年代后期，广州华侨志办公室得到一本《新加坡先驱人物》，里面有一篇《黄埔先生胡璇泽》，如获至宝，立即委托黄埔区侨办查询，答复是黄埔区的胡姓人氏中没有此人。本文揭示了广州外港从扶胥迁至黄埔洲，清代鼎盛，至民国复回扶胥而沿用“黄埔港”之名的史实，首次纠正了1949年后在这方面以讹传讹之说。自此以后，海珠区黄埔村在外贸史上的地位才重新被社会认识。丁邦友、夏建国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发表《广州古村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说，古村落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真正开始重视古村落的研究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广州古村落研究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赵立人、黄伟撰写的文章《黄埔港的变迁》。
由于家人健康急需照顾，我不得不考虑调回市区。中山大学陈胜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方志钦两位老师都表示欢迎。出于有较多自由支配时间和离家较近的考虑，1987年12月，我被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旋即兼任《广东省志·人物传》编辑，参与编辑和撰写。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
我在社会科学院的一项工作是协助方志钦老师处理广东康梁研究会的事务，每五年组织一次海内外学者参加的大型研讨会。2006年方老师倦勤之后，我被推举为该会会长。1998年，余英时发表影射文章《戊戌政变今读》，但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引用的几乎全是已被史学界否定的不实史料，而国内某些无知的公知还大声叫好。我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发表《读史必须辨伪——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质疑》，从纯史料角度批驳，余英时始终不回应。
1997年，蔡国颂老师就有意推荐我进广州市文史馆。几年后，杨光治老师更极力说项，得关振东老师支持。卢延光、郭岳两位馆长先后力促其成。2009年，我终于成为文史馆员，而蔡国颂、关振东两师之前已先后归道山，思之恸然。(www.xing528.com)
2011年12月，我被发现已罹重疾，文史馆张嘉极馆长、朱顺贤处长等领导，馆员陈泽泓、林子雄、邱捷等挚友亲临慰问，增强了我的信心。
2012年4月25日，我接受了手术。手术前两天出席了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会长。5月1日，我在发现疾病后抢时间完成了《康有为》一书出版。
（刊于《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广州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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