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广州市第十中学。1963年初中毕业，我又就读广州市第二中学读高中。1965年母亲退休，越秀区教育局为我办了手续，可以马上上班，不过他们说我还是高中毕业后再来报到更好。翌年“文化大革命”肆虐，学校停课，只好天天跑到新华书店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和延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华月报》，获益不少。到了1968年4月，武斗仍此起彼伏，眼见拿到毕业证书已不可能，家庭经济亦难以为继。我就到越秀区教育局报到，分配到盘福路小学，后又先后调到旧部前一小和满族小学。
我主要教音乐课，也兼教其他，课余仍是跑新华书店。后来“评法批儒”，可看的书多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再版了，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再版了，不过加上了堪称奇葩的内容，如“武则天的诗”之类，令人忍俊不禁，不过也是形势使然，应予同情之理解。
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教育部为鼓励“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自学的年轻人，特准可以同等学力应试。我遂报了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这应算是我的强项，而王运熙是刘大杰的门生，刘先生的著作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反复读过。初试果然应付自如，不久，我就接到复试通知。复试是先笔试后口试，自我感觉都还好。
回来后，却收到不被录取的通知。我小学班主任冯少兰老师愤愤不平，向她好友的女儿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钟珍维老师咨询。钟老师说，考研录取与否，招生单位有很大自主权，录取名额又少，所以像我这样全无背景的“飞来蜢”兼同等学力，只能是陪太子读书（这是当时的情况，后来一位师兄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提议考华师的中国近代史专业，她尽量帮忙。于是我就在1979年报考了华师。(www.xing528.com)
幸运的是，华师历史系一位老先生把他负责部分的考题出得奇难，把绝大多数考生都卡住了。原计划中国近代史招四人，只得两人入围，我还高于第二名十多分。即使如此，指导组长却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需要阅读英文资料，我学俄语不合适。倒是世界近代史的指导教师因为招不到人，认为调剂我过去更合适。最后是系主任关履权教授指出招生简章已列明可选俄语，这一事件才尘埃落定。关教授确是我的恩人。
我1979年9月入学，半年后黄廷柱教授成为我的指导教师。黄教授很关心人，一次我摔伤了腿，他买了礼物和夫人一起到我家中探望，令我既感动又不好意思。他让我完全自由支配学习时间，我遂得广泛阅读，所知益多。到第三学期要准备毕业论文了，黄教授指定我以陈炯明为选题。我当时对民国史无兴趣，对陈炯明所知甚少，勉从师命，定题为《辛亥革命前后的陈炯明》。正开始收集资料，指导组长找我谈话，说以反面人物为论文主题不宜，应另选题目，这本是一番好意，我自然表示接受。但禀告本师时，黄教授坚决不同意。我提出折中意见，说是否可改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名异实同。黄教授仍然以为不可，我遂谨从本师之命，本着实事求是、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原则完成了论文。
论文答辩结束，评委投票，我的论文以5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通过。投赞成票的是陈锡祺、陈胜粦、张磊、关履权、黄廷柱五位老师，令我感激不尽。两位陈老师，尤其是陈胜粦老师对我的爱护，更使我没齿难忘。李吉奎、邱捷两位先生从旁出力良多，以后他们一直是我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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