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史事新说》：童年与启蒙，重返广州，童话故事的启示

1947年2月，我出生在广州大同路一家产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父母都是小学教员，一家住在华贵路厚生里。当时内战正酣，广州虽远离战区，也免不了通货膨胀、民生凋敝。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学校也以经费竭蹶，有裁员的考虑。于是一家人在1948年、1949年之交回到父亲故里新会县三江乡，父母都在乡小学任教。

1951年初，社会安定，一家人又重回广州。经过短期的政治集训和审查，父亲分配到码头工会，住集体宿舍；母亲则到东漖的芳村第一工农子弟小学任教。姐姐哥哥跟随母亲，我则到海珠桥南的同福东路安怀里外公家寄住。

当时广州河南还是半城半乡之地，今天市二宫一带还是农田一片。后来有人在此用竹搭起戏棚，用竹笪屏蔽，经常有粤剧班子来演出。我们小孩子自然买不起票，但竹棚疏疏落落，透过竹笪的小孔也多少能看到戏台上的一鳞半爪。等戏演到中场之后，特别是快散场时，守门人对我们就只眼开只眼闭，大可入场一饱眼福。看完“大戏”，我们自己回家也来“演出”。小孩子最琅琅上口的“名曲”是：“大王唔食辣椒酱，大豆芽菜炒猪肠。食到大王肚又胀，走去屎坑屙一场。”这应算是我接受的粤剧启蒙。

1952年初，母亲把我接到东漖和姐姐哥哥团聚。不过当地无幼儿园，只好让我“插班”到一年级读下学期，坐在最后一排。当时的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是“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青蛙……”。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外省的行酒令。当然革命内容也不少，如“石榴花开红又红，迎接亲人解放军”等等。读了一学期书，我的最大收获是识了不少字，可以自己阅读，不认识的字就问人。(www.xing528.com)

1952年六一儿童节，一个六年级的大姐姐送我一本苏联的图画书《大洗大刷》。内容是一对娇生惯养的学龄前小姑娘，当妈妈外出时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惨不忍睹；妈妈回来后，带领她们洗涤大扫除，从此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不久班主任又送我一本与普希金同时代的作家帕郭列尔斯基的童话《黑母鸡》，说的是圣彼得堡一所寄宿学校的小男孩阿廖沙，与化身为黑母鸡的地下小人王国首相的友谊，和阿廖沙的错误给地下王国带来的不幸及其自我反省。其叙事细腻生动，意在言外，而行文冷峻沉郁，犹如书中反复描述的圣彼得堡冬天。这可算是我的文学启蒙，对我后来的文风影响不小。

1953年，我随母亲调动回到老城区，翌年在母亲任教的麻行街一小重读一年级，三年级转到高第路小学。这时父亲在广州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学习，我就读他带回来的油印教材，以及他买而基本不读的《文艺学概论》、《中国文学发展史》、《诗经选译》、《离骚》、《九章》、《九歌》等。我当时读这些书多是似懂非懂，不过也记得不少，为几十年后的文史工作打下了基础。相对来说，我同时读的外国文学历史著作就好理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