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作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最早是中原文化与以古代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百越文化融合而衍生的。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郡县如下：
（一）南海郡，大体相当于除肇庆市外的今广东省，辖4县：
1.番禺县，南海郡郡治，已筑城；秦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龙川县，赵佗任龙川令之初，即筑土城，兴衙署。今龙川县佗城镇，即秦城旧址。
3.博罗县。
4.揭阳县，唐《元和郡县志》称其辖境相当于唐代的潮州府。
以上四县名，沿用至今。前两县的县治，可准确定位；后两县县治，亦大致知其所在范围。
（二）桂林郡，大体相当于今广西及今广东省的肇庆市，辖2县：
1.布山县，桂林郡郡治。县治在今贵港市（原贵县）。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都证明布山县是秦桂林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四会县，县治在今广东四会县。
秦桂林郡治及辖县县治，均在今两广之白话区。
（三）象郡，在今越南，辖2县：
1.临尘县。
2.象林县。
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对象郡的情况不必讨论。而秦代在今两广地区所设郡、县治，无疑都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最早碰撞、融合之地，都有资格称为广府文化的“源头”（秦代的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今天的主体居民是客家人和潮州人，这一方面是后世多次移民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多方面的同源性。刘镇发指出：“词汇方面，客家话跟广州话跟其他的方言比较之下最像，而在语言年代学的计算大概是700年前分支的。语法方面则基本上跟广州话一致。”[6]笔者倾向于认为，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均产生于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后出现的共同“文化母体”，分化是在元代之后。有人看到一些族谱关于其先祖自中原南迁的记载，就断言某某民系是华夏正统，有别于广东其他民系。其实，广东99%以上的汉族族谱都宣称先祖是中原望族，安有轩轾？故以此立论，殊不足服人）。当然，这些“源头”的影响力可以相差甚远。而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当时的番禺，即今天的广州。
近时有人提出新说，以封开县为广府文化的源头，主要说辞是：“古广信是岭南地区最早首府地，古广信还是海陆丝绸之路最早和最主要的对接通道，今天封开县的‘封川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的声母系统，这是粤语起源于封开的直接证据。”实事求是地说，汉武帝平南越后，广信在300余年间确是岭南首府。但此前南越国作为汉帝国的地方政权，其国都番禺何尝不是岭南首府？鉴于广信在广府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说“粤语起源于封开”确有相当大的可能（但同样有起源于番禺的可能，未易定论），但以“今天封开县的‘封川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浊塞音’的声母系统”为证据，则逻辑上尚似有未足。即使这一陈述正确（学术界颇有不同意见），我们只能由此得出“封川话”、“是早期粤语不可多得的活化石”的结论，却不能作为“粤语起源于封开的直接证据”。作为一种语言特征来说，“最后保存地”与“起源地”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这应该是常识。
有的学者则力图以先秦史料来论证。此种探索精神，固极可贵，而学术规范，亦应顾及。《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论者冀以此证明封开在远古已有中原文化传入。[7]然而，有关五帝的记载，史学界基本上都视为传说而非信史（当然其中部分内容可能是真实历史事件的曲折反映），若无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支持，以此立论是远远不够的。
秦征服岭南之后，徙中原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于是论者说：“大量的移民当是循潇水一封水线而来，而其人数较多的聚集点，自然是广信县一带地方了。当时广信和‘封中’一带地方，经过与秦军几年的残酷战争，伤亡惨重，幸存者也会逃散，粤人更为稀少。大批的移民填补真空，在这一带定居下来，中原汉语也就首先在广信一带传播开来，与处于萌芽状态的粤语融合和发展。为什么这大量的移民选择广信一带定居，而非番禺呢？因为当时番禺的粤人势力仍很大，任嚣和赵佗虽然占据了番禺，但他们清楚地看出这种形势，因而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任用官员上下多是粤人，连赵佗自己也着起粤人的服装学习粤人的样子生活，自称‘蛮夷大长’，因而秦汉时代的移民，大都在西江中部落脚。”[8]这一大段论述全为主观想象（“当是”、“自然是”），无任何史料依据，且与史料直接冲突。(www.xing528.com)
首先，秦向岭南的移民是强迫移民，定居点必然服从指令，目的是使与百越杂处，以巩固其在岭南的统治基础；移民不可能自由择地，到越人稀少之地“填补真空”。何况秦平岭南后的今封开一带并非“粤人稀少之地”。《南越国史》据史料记：“苍梧王……姓赵名光……系赵佗之宗室。秦末，桂林郡之西瓯族人趁机而动，至有‘南面称王者’，赵佗平定之，及至称王之时，为了强化对西瓯的统治，赵佗特册封了一个同姓王，并把该地从桂林郡划出而王之，以便就地处理政务。”[9]足见今封开一带秦时恰是越人势盛之地。而今封开一带设置较高级别的行政机构，是从南越国开始的。
其次，任嚣和赵佗身处越人之地，自然要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以求“以越治越”。南越国建立后，岭南曾与中原隔绝，赵佗甚至在一些生活习惯上从越俗，并自称“蛮夷大长”，但这主要是为了取悦越人，消除隔阂，是一种统治艺术。通过南越王墓和其他南越国遗址、墓葬、器皿等文物可明显看出，南越国尽管吸收越人进入政权，并在一些方面从越俗，却仍在极大程度上完整地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制度和文化。秦帝国动乱之前，中原人士无疑是任嚣和赵佗统治南越的支柱力量，其作用是本地越人不可替代的。《史记》载，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如果让这些移民远离其统治中心番禺及其他郡县治的周围，岂非自弃羽翼，势力益孤？其不合情理，显而易见。
《南越国史》指出：“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字在岭南开始流通。经过南越国时期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和普及，汉字已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汉字的推广，使岭南地区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速了汉越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南越地区文化水准迅速提高。汉武帝平南越后，岭南地区的文化开发更加深入，岭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校；西汉末东汉初，苍梧郡的陈钦、陈元父子，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经学大师，汉文化已替代南越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10]这是有充分史料依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概而言之，前214年，秦统一岭南，汉、越开始民族融合，是广府文化的萌芽时期，其中心地区是番禺。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将南越故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个郡。前106年，为了便于监督各郡官吏，汉朝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其中设在苍梧郡广信县的交趾部，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广信由是取代番禺，实际成为岭南的政治、文化重心所在。中心转移到广信之后，广府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进入日趋成熟、初结硕果、影响扩大的时期。东汉末，交趾部改为交州，除了原来的监察权，还拥有军政大权，成为郡上一级的政府，地方行政制度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广信成了岭南名副其实的首府。211年，孙权迁交州治至番禺。番禺（广州）由是重新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广府文化中心，直至今天。
（刊于《客家研究辑刊》2011年第1期）
【注释】
[1]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年，第100页。
[2]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年版，第100—104页。
[3]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5页。
[4]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年版，第133页。
[5]赵立人：《就〈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一书中有关问题与刘平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6]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年版，第131页。
[7]陈乃良：《封中史话》，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8]陈乃良：《封中史话》，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9]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10]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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