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信时期广府文化的基本形成-《粤海史事新说》的发现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前106年在苍梧郡广信县（地跨今肇庆市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设交趾部刺史治，由此至211年交州刺史治由广信迁番禺的300多年间，是广府文化形成过程中有关键意义的阶段。

封开一带设置较高级别的行政机构，是从南越国开始的。《南越国史》据史料记：“苍梧王……姓赵名光……系赵佗之宗室。秦末，桂林郡之西瓯族人趁机而动，至有‘南面称王者’，赵佗平定之，及至称王之时，为了强化对西瓯的统治，赵佗特册封了一个同姓王，并把该地从桂林郡划出而王之，以便就地处理政务。”^[11]陈泽泓还指出：“中原移民沿西江走廊入粤实现会聚于苍梧。西汉平南越时，苍梧郡人口已多于南海郡，此后增长速度又明显高于南海郡。”^[12]可见，早在南越国时期，封开已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将南越故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个郡。他有意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置于岭南西南一带，故西汉中后期岭南的文化中心，在苍梧郡而不在南海郡。前106年，为了便于监督各郡官吏，汉朝设立13个常驻监察机构，称为“十三部”，其中设在苍梧郡广信县的交趾刺史部，专门负责纠核岭南九郡，刺史每年由苍梧郡出发巡行部内各郡。广信由是取代番禺，实际成为岭南的政治、文化重心所在。苍梧郡公私积极办学，民俗日益汉化，学术活动频繁，各类人才空前涌现，文化盛极一时，超过了南海郡。^[13]两汉之际，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北人南迁，岭南人口成倍增长，广东境内西汉时共约4.9万户，25.6万人。到了东汉，有10.7万户，63.3万人，户数和口数分别比西汉增加2.5和1.5倍。户数增长超过口数增长的比例，体现出移民是实现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迁入苍梧的人员中，有一批当时的知名学者，对提升当地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影响的又一次大规模南下，开启了南越地区文化进步的一个纪元。^[14]这是广府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

《南越国史》在概括这段历史时期时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字在岭南开始流通。经过南越国时期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和普及，汉字已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汉字的推广，使岭南地区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速了汉越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南越地区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汉武帝平南越后，岭南地区的文化开发更加深入，岭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校；西汉末东汉初，苍梧郡的陈钦、陈元父子，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经学大师，汉文化已替代南越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15]值得一提的还有《牟子理惑论》。从《理惑论》的序传中可知，其作者牟子是东汉末年灵帝、献帝时人，原籍是苍梧。他精通儒家经典，博览诸子百家的著作，为避乱来到交趾。《牟子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全书正文37章，正文前有牟子的传记作为序，书末有跋。作者自设宾主，以问者和牟子各为一方，采用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论说。问者对佛教提出种种疑问和责难，牟子引经据典，逐一加以解释或辩驳。在一问一答之间阐述了佛教的义理。问者提出的问题代表了当时的人对佛教的困惑，牟子的答辩则代表了信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理惑论》一书从两个侧面反映了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作为中国人论述佛教的早期著作，《理惑论》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经学和佛学都属于高层次的“精致文化”，只能在成熟完善的文化氛围中产生。而经过数百年的碰撞磨合，“替代南越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的“汉文化”显然已不是中原文化的简单复制品，而是融合汉越的新形态地域文化了。广府文化由此基本成型。

概而言之，前214年，秦统一岭南，汉、越开始民族融合，是广府文化的萌芽时期，其政治中心是番禺。但南越国时期，其境内苍梧王国的首府苍梧，也是南越国境内重镇，人口不亚于番禺，而其地位亦极可能仅次于番禺。广宁县铜鼓岗与龙嘴岗墓葬更为我们提供了汉、越早期民族融合的生动标本。前106年岭南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广信之后，广府文化基本成型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是日趋成熟、初结硕果、影响扩大的时期。东汉末，交阯部改为交州，除了原来的监察权，还拥有军政大权，成为郡上一级的政府，地方行政制度也就从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广信成了岭南名副其实的首府。211年，孙权迁交州治至番禺。番禺（广州）由是重新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广府文化中心，直至今天。

（刊于《文史纵横》2014年第1期）

【注释】

[1]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2页。

[2]《肇庆文物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1996年版，第23页。

[3]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4]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与几何印纹陶的关系》，载《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5]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2—63页。(www.xing528.com)

[6]参考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4页。

[7]秦代的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今天的主体居民是客家人和潮州人，这一方面是后世多次移民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多方面的同源性。刘镇发指出：“词汇方面，客家话跟广州话跟其他的方言比较之下最像，而在语言年代学的计算大概是700年前分支的。语法方面则基本上跟广州话一致。”见刘镇发：　《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学术研究杂志社2001年版，第130页。

[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期。

[9]尚杰、张演钦：《广宁龙嘴岗墓地青铜器 种类丰富为近年少见》，载《羊城晚报》2010年6月10日。广宁县博物馆：《龙嘴岗战国墓》（未刊稿）。

[10]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期。陈昭华：《古代移居广宁若干姓氏居民源流初考》，载《广宁文史》。

[11]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12]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3]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4]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2页。

[15]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