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说的百越文化，可说是岭南文化的“底色”。作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最早就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融合而衍生的。
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郡县如下：
（一）南海郡，辖4县：
1.番禺县，南海郡郡治，已筑城；秦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龙川县，赵佗任龙川令之初，即筑土城，兴衙署。今龙川县佗城镇，即秦城旧址。
3.博罗县。
4.揭阳县，唐《元和郡县志》称其辖境相当于唐代的潮州府。
以上四县名，沿用至今。前两县的县治，可准确定位；后两县县治，亦大致知其所在范围。
（二）桂林郡：大体相当于今广西及今广东省的西部，辖2县：
1.布山县，桂林郡郡治。县治在今贵港市（原贵县）。
2.四会县，县治在今广东四会县。秦代四会县大致为桂林郡属今广东的部分。
秦桂林郡治及辖县县治，均在今两广之白话区。(www.xing528.com)
（三）象郡，主体在今越南，辖2县：
1.临尘县。
2.象林县。[6]
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对象郡的情况可不讨论。而秦代在今两广地区所设郡、县治，以及其他军事、政治区域性中心，无疑都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最早碰撞、融合之地，广义地说，都有资格称为广府文化的早期“源头”之一。[7]
当然，这些“源头”的影响力可以相差甚远。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若干个“源头”产生最大的影响。番禺县作为秦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疑是最重要的源头。而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当时的四会县境内的今广宁县，同样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碰撞、融合相当显著的源头之一。
1977年，在广宁县南街镇发现铜鼓岗墓葬。省博物馆派出人员，共清理22座墓葬。墓葬规模多小型，但都有青铜器随葬，其中14、16号墓各为30多件。出土随葬物共357件，其中青铜器295件，其余为陶器，以及23件砺石等石器。青铜器中最多是兵器和工具，有鼎、盘、剑、矛、钅尊、钺、镞、斧、凿、锄、锸、篾刀、削等。有的青铜鼎底部布满烟炱，说明其不仅是随葬品，而且是当时使用过的实用器具。还有柳叶型的篾刀72把，长10厘米左右，用于削竹篾。这些器物未作年代测定，当时根据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其年代为战国晚期。[8]
1995年6月，在广宁县南街镇之龙嘴岗墓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宁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于1996、2005、2010年先后三次清理发掘，共清理墓葬36座，出土随葬器物586件，包括生活用器、生产工具、乐器、兵器等四大类，主要有陶器、石器与青铜器，其中青铜器395件。陶器有陶瓿、陶钵、陶碗、陶盒、陶罐与陶瓮等；石器有砺石、石玦等；铜器有铜斧、剑、矛、刮刀、削刀、鼎、盘与铃等。这些器物亦未作年代测定，当时根据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这些青铜器随葬品反映出浓厚的军事色彩。这些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墓葬主人为何在战国秦汉之际驻扎于此？战国至南越国时期粤西绥江流域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解开这个谜团，对于研究粤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历史具有极重要的科研价值。[9]
广东省博物馆和广宁县博物馆的专家认为，先秦至汉时，今广宁首约铜鼓岗、泽村山仔岗、都巷塔岗、莫二红岗、榕村茅岗、横山石仁岗、金场龙颈松岗等山岗附近，都是当时居民聚居点。这些居民的构成，可能是土著住民与移民融合体，也可能是先秦时期戍守的士兵，例如铜鼓岗和山仔岗，从出土的青铜兵器和工具看，较大可能是持矛佩剑参加作战的戍守战士。而从其余地点的出土文物看，较大可能属于一般土著住民或土著住民与移民融合的居民点。[10]这个观点有理有据，值得重视。
与广东其他地点出土的从先秦到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器相比，铜鼓岗与龙嘴岗出土的青铜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数量多，占这一时期广东全省出土青铜器总量的三分之一，与番禺南越王墓出土者相当。二是其他地点的青铜器多出土于部落贵族的大墓之中，以兵器和礼器为主，生产工具稀见；而铜鼓岗与龙嘴岗出土青铜器的墓葬规模多小型，显示墓主地位并不高，且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生产工具为主，没有乐器钟和象征权力的人首柱形器等物；底部布满烟炱的青铜鼎显然也是生活实用器具而非礼器。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墓葬的墓主是一般的军人或劳动者而非贵族，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在广宁青铜已大量制成生产工具，民间已普遍使用，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这无疑是土著住民与移民融合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历史背景考察，这一融合应该发生在秦军平岭南之后。这就说明，秦代四会县也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碰撞、融合相当显著的源头。
有必要一提的是，如果将这两处墓葬仍按当初的判断定为战国晚期，则今肇庆市在战国晚期已开始了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较深度的融合，远早于广东其他地区。但在发现更有力的佐证之前，仍以持慎重态度为宜。无论如何，广宁这两处墓葬都肯定是秦平岭南前后，广府文化在肇庆萌芽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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