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雪秋（一作雪湫），广东潮州海阳县（今潮州市）人，华侨富商之子。自幼居新加坡，好结交会党。1904年秋，许雪秋与陈芸生（亦作宏生，海阳人）返潮州，结交饶平县黄冈三合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余通及其他潮属各县会党数十人，共谋反清举事。1905年，事泄失败，许雪秋重赴南洋，1906年，通过张永福介绍，谒孙中山，入同盟会。孙中山闻许雪秋自述其革命经历及在各地配备的潜在势力，深为嘉许，遂委任他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孙中山依据同盟会革命方略委任都督，实以许雪秋为第一人。
是年冬，许雪秋自汕头至香港晤冯自由，谓在潮州、嘉应州筹划起义渐臻成熟，嘱代电东京，请孙中山派同志回国相助。孙中山从其请，派留学生方瑞麟、方汉成、乔义生、方次石、李思唐、郭公接、张煊、谢良牧、李次温及日人池亨吉、萱野长知等先后赴潮汕。此外在香港就近策划进行者，有冯自由、胡汉民等；在新加坡担任接济饷项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受之、林义顺等。许雪秋定期1907年2月19日开始行动，计划派遣张煊、郭公接、李思唐、向大昌4人赴饶平，在浮山墟集兵袭潮州城；方次石、方汉成则往饶平黄冈调兵占汕头。许本人与方瑞麟、谢良牧带300人埋伏潮州城边，60人预伏城内以为破门内应。但许雪秋由2月20日凌晨等到天明，而浮山兵众不至，遂散去。
冯自由叙此役，谓：“乃期至而浮山之众因遇风雨大作，旋聚旋散，黄冈一部遂亦无法集合。”[1]此说既不合情理（潮汕2月非台风暴雨季节），亦与许雪秋的报告大相径庭，显然不足信。许雪秋呈孙中山的报告则说，向大昌、李思唐2月17日晚到饶平，2月18日传令，谓2月19日4时齐兵，但未说明是下午。饶平会党头目官话不熟，误听为10时。2月19日早，诏安人1000余名聚于浮山墟，至中午12点不见向大昌等人，即散去大半。漳浦、云霄两处数百人至浮山附近，亦从之而散。彭溪乡80人至八仙山，候至下午4时，始见张、郭、李、向4人。郭公接见仅存八九百人而胆怯，即令解散，散去300人后，他们才想起浮山也有会众，即带所余数百人至浮山，与此处未散之四五百人会合，共约有千余人，“若此攻潮，尽有余力，无料张、郭、李、向四君胆战心怯，不敢举事，李君即拟私逃，不通知同人，即先逸去。郭、张、向三君见李先逃，亦从而偕遁”。“黄冈之兵，一经饶事解散，各兵目被黄乃裳之门生陈芸生等乘机谣惑……亦为散去……调度若是周密，而竟被误！……闻黄君乃裳要来香港，与冯君（自由）领办潮事，力荐其门生陈芸生、萧竹猗（漪）以办潮事……仆可虑者恐黄、陈等难靠，他若举事，定于俺宗旨有碍……陈芸生私递一函与潮镇，道及饶平之事是仆为首……陈芸生之恶于此可见一斑。刻下将前镜秋兄所送与他之先生照片作为口实，藉先生之名以骗潮人，此辈诚有碍于大局不浅。”[2]
许雪秋把起义流产归因于指挥调度失当而不是“风雨”，当系事实，但他自诩“调度周密”，而把一切过失推给别人，把张、郭、李、向说得如此胆小糊涂，把陈芸生说成是告密的叛徒，证以后来之事实，显然不足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雪秋的计划中起义主力竟然不是潮州人而是福建人。舍近求远，说明许雪秋对潮州会党调度不灵，所有计划因此无不落空。胡汉民说：“黄冈起事前后，许之报告俱不实，余时时切责之。”[3]证以事实，当非妄语。
潮州事败后，孙中山电示，此后须与惠州及钦廉义师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令许雪秋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5月初，余既成、陈涌波到港，言拟举事，许雪秋欲动，冯自由与胡汉民劝其静候孙中山命令，并令余、陈返黄冈制止。但5月21日，清军捕余姓2人，余、陈急于营救，遂在5月2日在黄冈起义，占领全镇，25日，许雪秋赴汕头谋响应，但27日起义已失败。许应孙中山电召赴河内汇报，谓土炮不敌洋枪，为失败之主因，倘能从外国购运新式军械至惠州陆丰县汕尾海面，他可预雇大帆船数十艘在海上收接，随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孙中山采纳其议，即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械。
其实，起义军武器粗劣，固然是失败的客观原因，然而，按孙中山的计划，起义军正是要通过各路同时并举，使清军备多力分，顾此失彼，来减杀其装备上的优势。故黄冈起义在并非计划泄露、不得不发的情况下贸然单独发动，实为主观方面的失败原因。陈涌波、余既成违反指令，擅自行动，再次说明许雪秋对潮州会党无力约束。要使流民本性的会党俯首听命，本非易事，当初孙中山之看重许雪秋，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相信许在会党中有很大潜势力的说法，因而对许的失误一再宽容。但同年10月13日，许雪秋在汕尾接械行动中的表现，却令孙中山彻底失望了。
孙中山和胡汉民事后对许雪秋都有极严厉的批评。孙中山致信萱野长知，谓：“此间得阁下倩精卫代作之书，其时已了然于东事之失败，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而许氏乃过事仓皇，侦候不明，不知有兵舰，预备不周，不能雇备大船，报告不实（指李子蔚之报告日船），以致虽已运送到目的地之军械而仍不得其用，故曰其责任全在雪秋一人也。而且雪秋关于潮事至此已三度失败矣，伊自乏条理，而其左右如李子蔚、林鹤松辈才尤劣下，故此后各事不敢复信用于雪秋。”[4]胡汉民则说：“许雪秋者，一浮浪子弟……敢大言……实胆怯畏死……时党中竭力购得日械千余，以某公司船密运至汕尾，使许与余纪〔既〕成部接收之，并资为他部之接济。余为具体方案，使许执行，许承诺担任。余使先期十日往预备，且如其所要求者给以费用。及某公司船至，则驳船夫役一切俱无，乃云方始着手。来船候之三日，许仍旁皇无措。适清兵舰过，某公司船乃驶避至香港口岸，事遂败。许辄往河内见先生（孙中山）与精卫自陈，而欲卸责于余，精卫以电话问，余乃以当时计划布置之详情及许妄言无实不负责任之种种，具为报告书，凡万余言。”[5]许雪秋不服孙、胡的批评，是他后来脱离同盟会的主要动因。因此，这些批评是否属实，实有探讨的必要。
一、责任问题。由日本随船至汕尾的邓慕韩记：“许雪秋身任司令，乃于发难前不妥为办理雇船接械各事，以致日轮抵步多时，久无船只接应。又使日人损失如此。其贻误军情，失信外人之罪不能辞也。”[6]冯自由说：“于是半载经营之雇船运械空前大计划，受雪秋之筹备不周，而致功败垂成。”[7]又谓：“查此役失败之原因有二：一、许雪秋身任司令，乃于发难前数日尚逗留香港，不亲往办理雇船接械事，以致日轮抵汕尾多时，久无帆船接应，自难免清吏之起疑；二、日轮之搭载军械，乃友谊的而非雇用的，故不克守夜间入港及红灯为号之约，即其一去不复再来，亦由于此。”[8]可证孙中山所谓“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实为公论。不过，冯自由所记的“原因之二”所谓“夜间入港及红灯为号”，与邓慕韩所说的“日则以白旗为号，夜则以红灯为号”[9]不合，按邓谓：“冯自由……有所记载，而尚有与事实未符者，慕韩是役中之一人，见闻自确，故特著是编，以补冯之不逮，欲成信史耳。”[10]平心而论，邓所记自较冯为可靠，冯所谓日船亦有责任的“原因之二”不能成立。
二、邓慕韩记：“六日天未明，幸运丸依期到达距汕尾约十里海岸，各人均起，纷纷预备登陆发难。讵料船停屡发信号，无有应者，缘远近均无船只，日人用望远镜瞭望，亦无所见，相顾愕然。延至十时，始见一小舟以白旗为号驶来，问其何以久候无人起卸，来者谓昨晚已聚数千人，见船未到，故散去。又问其前订预雇渔船廿艘，何以延至数时始得一艘来，则偌大军械，何以运去。彼语塞。”[11]冯自由亦谓：“初六日上午船抵汕尾海面，久未见有渔船接应，停泊三句钟，始见许雪秋驾一小舟来探消息。”[12]则胡汉民所谓“妄言无实不负责任”，诚非虚语。
三、邓和冯均谓：“至九月初一日，械船各事妥备。翌日由长崎出发，即电香港言初二日启行……初二日香港得接出发电，即通知雪秋。雪秋遂偕柳聘侬、谭剑英等于初三日附轮赴汕尾，讵下船时，猝见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之侦探同舟，惧而登岸折回，仅遣柳聘侬等先行。”[13]则胡汉民所谓“实胆怯畏死”，亦具体有所指。
四、上文已引冯自由“许雪秋身任司令，乃于发难前数日尚逗留香港，不亲往办理雇船接械事”数语，可见许雪秋拖延到10月8日收到萱野长知的电报后才决定在次日动身（由于“惧而登岸折回”，实际出发还要再晚一天），并非出于冯、胡之意，实许雪秋自误而已。胡汉民谓：“余使先期十日往预备”，或以为子虚乌有，然参照冯自由所述，当为事实。至胡谓“来船候之三日”，则似为“三句钟”之笔误。此点固不尽实，但只是夸大而已。谓许雪秋无备误事，诚无可辩，并非“诋毁”。
可见，孙、胡对许雪秋的批评基本是实事求是的。自此以后，许雪秋已不复为孙中山所信任。但随后许要求往南洋筹款，冯自由、胡汉民得孙中山同意，仍为许写了介绍信，信中对许之误事有所开脱。1908年，许雪秋至南洋，筹款无所得。同年，陶成章亦至南洋，散发《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继又另组光复会，在同盟会之外别树一帜。许雪秋、陈芸生既对孙中山不满，遂入光复会。关于许、陈在潮汕光复期间的活动，冯自由谓，许雪秋“至辛亥九月粤省光复，始偕陈宏生、陈涌波等回粤组织南路进行军，光复潮汕，设司令部于汕头旧道署”。[14]陈芸生“偕许雪秋陈涌波、余既成等回汕头，先后光复饶平、潮安（潮州）、惠来、大埔诸县”。[15]今人之论许、陈事，多以此为据，然广东光复时，冯自由远在北美，此处所记，实耳食之言，查无实据，而与当事人之回忆大相径庭。
林百举记：“潮城平后二日，陈芸生率陈涌波、辛子基等由香港回汕。”[16]方瑞麟记武昌起义后，方次石“首先回潮，道过星洲，往访许雪秋不遇，留书促许速归国谋响应。既抵汕头，许迟久不至，而时机已迫，各地义军纷起”。[17]张立村、徐彰国、翁辉东、萧文等人叙及汕头、潮州、饶平、大埔的光复经过时，列举了一大串参与者的名字，其中偏偏都没有许雪秋、陈芸生和陈涌波。[18]可以肯定，许和二陈都是在潮汕光复后才回来的。林百举原文说得很清楚，所谓“潮城平”是指1911年11月19日平定潮州知府陈兆棠之反抗，则二陈之返汕，在11月21日，距11月10日汕头光复已11天了。而“许雪秋由星抵汕”更迟至“陈涌波起于饶平”之后（按：“陈涌波起于饶平”，并非反清起义，而是逐走已秉政权的革命党人，见下文）。[19]
潮汕革命党人从光复伊始，即出现分裂。同盟会南方支部曾计划在广东的东、北、西、韩四江流域发动4支革命军，实际只落实了一半。陈炯明起义于惠州，号称“广东省第一军”。[20]汕头则在11月10日起义，建立第四军，推举张立村为第四军司令，孙丹崖为副司令。而“梁冠三（金鳌）、张玉堂以不得副司令，次日遂发布告，自称司令，各自招兵，扩充势力”。[21]张立村、孙丹崖正副司令的职务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的正式委任后，“许与余既成、陈涌波等佥谓胡都督不念旧谊，且并不征求众意，遽用局外人为正副司令，咸忿形于色”。[22]陈涌波派人以武力逐走第四军司令部委派的黄冈民政长翁辉东，据饶平为己有。[23]至于陈芸生，“立村以其为黄冈起义旧人，请任第四军副司令，芸生不甘居孙丹崖下，先争名次权限，继并副司令不居，而在汕又设一司令部……分遣多人，往各县招兵筹饷，搜集民有枪枝，各县绅民新举民政长官请第四军加委者，多被更易，各县遂复汹汹不安，赴诉于潮，而司令部不敢问”。“于是第四军司令部，号令不出潮城与汕埠之一隅，日用军饷日见困难。”[24]“内外党人纷沓而至，各树一帜。有如张立村、孙丹崖、梁金鳌、何子因、陈芸生、许雪秋、陈涌波、刘任臣、方云藻、萧公溥、萧敏吾、辛子基、张玉堂等（或谓无玉堂，而有余阮〔既〕成或方次石），俗所称十三司令是也。此起彼落，状如雨后春笋。随处筹饷，搜罗枪支。旗帜臂章，光怪陆离，触人耳目，难以认识。其紊乱程度，实非常理可喻。”[25]
11月28日，梁冠三赶至广州，称请胡汉民正式加委司令，据说他得胡汉民同意，取代了张立村的地位，因而引起张向广东都督府的抗议。但林百举却说梁“未得明令而返”。12月14日，梁带了一小支人马由穗返汕。不久，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外国领事们来讨论市政问题。12月20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军事负责人。[26]无论梁冠三是否确实获得胡汉民的委任，由于实力不足，他“统一”潮汕的努力并无成效。其他“司令”都不把他当一回事。
12月21日，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南京，副都督陈炯明任代理都督。张立村赴广州，任职都督府，所部精壮亦调广州改编，张临行，推汕头商会会长、汕头民政长、同盟会员高绳之为第四军司令。
为结束潮汕的混乱局面，香港潮帮南北行商人联名呈文都督府，谓已集资10万，足购枪械，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澄海县人陈宏萼另组正式军队。陈炯明允所请，即委陈宏萼为潮汕安抚使。1912年1月10日，陈宏萼部下武装齐备的五六百人在汕头登陆，随即建立了安抚使署和自治会。陈宏萼得到部分“司令”的拥护，遂着手编组正式军队一协，自任协统，孙丹崖（驻潮州）为第一标统，陈涌波（驻饶平）为第二标统，何子因（驻揭阳）为第三标统。其余各军则尚未能收编，其中包括驻于汕头的许雪秋、陈芸生部。
陈宏萼上台后，潮汕地区的商业得到很大恢复。但是，还有相当多的民军不愿归附，更严重的是，陈宏萼顺从地方上的意见，拒绝向广东都督府上交盐税和其他饷项，扣留自用，从而激怒了陈炯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孙中山这时虽远在南京，仍注意到潮汕的混乱局面和许雪秋的动向。1月28日，他致电陈炯明及广东同盟会组织，谓：“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27]次日，同盟会广东支部复电称“岭南同盟会并无于[与]光复岫[会]轧轹事情”。[28]今之论者，往往引此两电，论断陈炯明不顾孙中山的劝止，剪除异己，歧视、打击许雪秋、陈芸生等光复会领导人，然而实际情况比这些简单化的结论复杂得多。
诚然，“许雪秋、陈芸生在汕头，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29]这是孙中山致电的原因，充分表现出他尽弃旧嫌，致力团结的广阔胸襟。不过，实际在汕头的“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中，与许、陈“不合”者只是一部分，远非全体；而在“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之间，“势成水火”者亦比比皆是，具体情况将在下文继续详述。很明显，岭东革命党人的内讧并非以同盟会、光复会为分野。至于陈炯明，恰好是与陈芸生为盟友的同盟会员。
武昌起义后，“东江诸同志咸集香港图举义，适林激真自安南携巨款回港，访寻接济，由陈云〔芸〕生将各同志秘密通讯处告知，始得集合会商，九月初旬在湾仔廿二号最后议决，举陈竞存（炯明）为总司令”。[30]参加惠州起义的梁乃澄亦说陈炯明正组织起义，“时有南洋华侨林激真，从南洋回抵港，携有三万元助军费，亦将返粤参加”。[31]至于冯自由说“宏生于九月至香港，知陈炯明、邓铿、林淑（激）真等将起兵惠州，乃力筹义饷二万余元以助之”[32]，看来是对同一事件走了样的报道。因为当时陈芸生正要回潮汕组军，急需巨款，不可能有如是之多的义饷可以助人。又林百举谓，林激真与陈芸生“在越、暹素稔”，[33]则所谓陈芸生所筹之义饷，实即林激真所带回者。而陈芸生介绍林激真见陈炯明，助以军饷，可见陈芸生、陈炯明关系之融洽。
惠州光复后，陈炯明自任第一军司令，而潮汕的第四军“事前已有与陈炯明联络，这个番号是陈炯明所支配的”。[34]因不得为副司令而在汕头自树一帜的张玉堂为嘉应州（梅县）人，向与惠州会党有联系，遂秘密往惠州请兵求援，其时当在1911年12月。而陈炯明已在11月29日至广州，初任副都督，旋代理都督；临行，任命林激真为岭东镇守府司令，指挥留驻惠州的第一军。林激真以惠州各属不及潮汕富庶，且认为既名为岭东镇守府，则惠、潮、嘉各属均应在镇守之列，企图将势力扩展至潮汕，遂许张玉堂以代请陈炯明准复再行。
由于当时陈炯明已批准陈宏萼另行组军，张玉堂的请求曾被搁置。但其后陈宏萼扣留税饷，尾大不掉，陈炯明无法容忍，遂命林激真由惠州乘船至广州，准备换轮开赴汕头，夺回对潮汕的控制。“宏萼闻之，大加反对，合汕、港两地，纷电请阻，词极激昂，而汕头《图画报》与新设某报（按：《汉潮报》）助之，力诋激真，称为林贼，大倡潮州人之潮州说（按：林激真、张玉堂、陈励吾、张则通为嘉应州人，梁冠三为香山人），于是土客意见渐成。”陈炯明决心动摇，嘱林暂缓启行。旋“有专事调查都督府人物出身履历者，适查得陈宏萼在日本为政闻社社员，显属保皇党，因而嘉属在省之军政界人员，亦起诘询。炯明不得已，乃令林开拔，一面电宏萼，谓仍将饬林回惠，毋生冲突”。[35]
1912年2月15日，林军轮船抵汕头妈屿口外，陈宏萼派兵满布沿岸，并在炮台列炮，直对口门，拒绝进埠。有英国驻汕头领事乘坐的英国“守门神”号鱼雷驱逐舰公然也出港阻拦，英国领事通告林激真，谓除非林激真与陈宏萼达成协议，否则林军轮船不得进港。林军在口外停留两日后，折往陆丰县碣石港登岸。“在由广州任命而长期遭到当地反对的（汕头）警察局长的亲信部队与潮汕地方武装之间，战斗已经不时发生。”[36]
林军经惠来开赴潮阳，击散了袭击林军的潮阳民军萧公溥部。陈宏萼闻讯，态度稍缓和，经中间人调停，林表示稍驻汕头后即回惠州，陈宏萼亦应林之要求，命孙丹崖、陈涌波陪同林激真到汕头。3月12日林军乘张玉堂所雇渡轮，抵达汕头，在城郊建立了司令部，林军巡行各街一周后，驻于市郊。林激真与高绳之、陈芸生在国外从事革命时已相识，林往谒高、陈，相见甚洽，高允疏通各方，并济军需。不过，此前“潮汕地区的商人派人去请往在广州和香港的潮汕籍商人代表他们向陈都督恳求，这些商人极力说明，林激真来后，使当地鸡犬不宁，商业萧条。陈当时对此表示同情，并电告林激真避免与当地武装发生冲突”。而“潮汕人不仅继续拒绝把盐税和关税收入送交广州，甚至还以每年50万元的价格承包了盐税”。[37]陈宏萼觉得有恃无恐，对林军“终不相容，召集军事会议，增兵增械，务必勒令缴械出境”。[38]
3月15日，双方爆发激战。据指挥林军的骆凤翔说：“陈军俟林军驻营市郊时，拂晓即向林攻击。林队骆标已早作准备，除迎击外，又迂回分进合击，战至下午，陈军据点全失，全部被缴械。”[39]对这场战斗及其前因后果，4月间张永福等一批潮汕籍同盟会员在一份致孙中山的呈文中作了详尽的报告：“讵有不肖会员林激真，竟敢破坏本会宗旨，违抗都督命令，于陈宏萼安抚潮州统一军队之后，突统大兵，雇轮犯汕，迭经都督严电阻止，仍悍然不顾，率〔卒〕致外国兵轮干涉，不得上岸，始迁〔迂〕道由碣石袭惠来，攻潮阳，击杀防兵，诱胁代表，于三月十二号再犯汕头，与梅军（按：嘉应州光复后州人恢复梅州旧称）曾伯谔、第四军张则通及陈芸生、梁冠三、许雪秋等连合，围攻安抚使署，枪杀潮军无数。旋复击商团，抄商会；毁演说所，毁筹帐〔赈〕所，毁《汉潮报》，毁《图画报》；劫掠由暹回汕侨商，焚福合埕一带店户百余家；购拿总商会总理赖文教、自治会长吴子寿；奸淫妇女，抢劫银庄，生拿平民，剖挖心肝，悬诸竿中，游行街市。种种惨酷，罄笔难书。嗣又暗通驻潮梅军李驾千、彭仲淹等，预蓄火油危险等物，为暗袭潮郡之计。及事机败露，经陈涌波、方云添〔藻〕、孙丹崖等起出一切内应证据。又利用电局梁纪梅、《中华报》林伯〔百〕举暨谢逸桥、吴金铭等，控电诬报，播弄是非，鼓动土客风潮，欲激成两州人民恶感，以掩饰其个人抗命犯法之大罪。”[40]林百举与林激真为嘉应同乡，“林激真到汕，以族谊见访”，其记事亦多为林军回护，称：“当时汕头尚有梁冠三军外，潮人陈芸生军大部分……与曾伯谔之梅军一部……及潮城陈励吾、张则通等，均作壁上观，并未牵入，故宁谓陈、林之战耳。战后，市面萧索，各军放哨戒严，犹有人譸张造谣，谓林军掳掠焚劫，有杀人以食、剖心割腹等语”。[41]但骆凤翔说：“林激真入汕后，竟对潮汕人民肆意欺压，引起人民反感，加以林为嘉应州人，潮人对之更有地方主义之见。于是潮汕各属团体及海外华侨、会馆、校等均函电纷驰，声讨林激真盘踞潮汕，违法乱纪，种种罪恶。”[42]法国驻汕头领事的报告也说：“林军则有客家部队、一些革命的潮汕民军以及忠于美籍归侨——广东商人梁匡山[冠三]的部队助战，商会被抢劫，因为它支持了陈。《图画报》报社——一家支持陈的报纸——也被捣毁了。”[43]许雪秋“为汕头商会长赖礼园（文教）控省，称劫掠其家，勒索兵饷云（赖与许略有亲戚关系）”。[44]则林激真、许雪秋之纵兵殃民，实证据确凿。陈宏萼战败后，逃往台湾。
由于林激真所部以客家人为主，而响应他的潮汕民军除许雪秋、陈芸生与梁冠三等部外，亦多为客家人，遂加深了土客之间的成见。孙丹崖说，陈宏萼败后，潮州“城中兴宁兵（按：实泛指客籍民军）四五千人，密谋作林激真之内应，且电促梅州司令熊长卿顺流南下，事为潮阳县商团侦悉，密报于余。余乘其不备，先发制人，以八百之兵，历四小时，将其全部解决，分别遣散回籍”。[45]林百举斥之为“绝非事实”。[46]但3月22日，方云藻曾电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救援，指责“林激真违抗粤督命令，擅率兵糜烂汕头，焚毁掳抢，全埠搬徙将空，仍思以兵犯群，民心惊恐。而驻郡（潮州）北伐第四军队显为内应，密购多数煤油膏草手斧，豫为焚抢。现内应虽行解散，林兵在汕头未撤，潮境岌岌可危”。[47]足证确有解散客籍民军之举。
至于梁冠三，其妹梁定慧曾参与惠州起义，随林激真在博罗制造炸弹。[48]导致汕头战乱的林激真、陈芸生、梁冠三均与陈炯明有程度不同的联系，这是耐人寻味的。
汕头战乱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国海军陆战队以“护侨”为名在汕头登陆。接着，250名日军也借口保护领事和台湾银行分行进入汕头。[49]远在南京的孙中山不断收到潮汕人士对林激真、许雪秋等人的投诉，其中有3月25日上海潮州会馆致孙中山等人的急电，内称：“潮汕事更危急，乞速救援。”[50]“上海的潮汕商人对孙中山可能也有相当影响。据孙的一位发言人说，南京政府曾筹集一百二十五万元借款，其中约有五十万元是向上海的潮汕和广州商人的会馆借来的。”[51]
汕头战乱使陈炯明十分狼狈。广东临时省议会于3月18日通过议案，谴责林激真导致汕头的动乱。[52]“广东大都督府收到控林函电，无日无之。林本为陈炯明副都督委派，然在此人民群起反对的形势下，陈亦无法袒护。不得已只好调林回广州加以处罚。”[53]“陈炯明都督收到来自商人、报界和省议会越来越强烈的呼吁，要求他派遣一支部队到潮汕地区来。”“美国领事认为，是因为他们向陈都督提出了当地形势威胁着外国利权的警告，陈才答应派遣部队。”他委派已反正的前清南韶连总兵吴祥达为潮汕绥靖督办，3月30日，率2500名士兵乘特派的英国军舰驶赴潮汕，并于4月2日和3日全部抵达。[54]
但吴祥达无意与林激真对抗。4月初，曼谷一个华侨团体致电孙中山，称：“吴军到汕，林竹（？）复肆抢勒，吴不敢问，反拟筹巨款与林出境。”[55]张永福致孙中山的呈文也说：“幸各埠各界函电号救，得蒙都督派吴督办祥达驰往查办。乃吴督办到汕，林激真仍抢掠商店，日凡数起，督办绝不过问。今复迫令商家缴纳巨款，始允离潮……虽林等行为，自属军法制裁。先生今在解职之时，福等未便强先生以干预，但为全潮人民生命及吾党名誉起见，福等仍恳先生转致都督，秉公严办。”[56]
4月25日，已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与胡汉民同返广州。当晚，陈炯明宴请孙、胡之后，避走香港，行前书就署26日之咨文一件致省议会谓：“出府省亲，公事暂请胡君汉民代行，俟汪君精卫回省乃交卸。”[57]4月27日，临时省议会表决，请胡汉民暂行权理广东都督。孙中山不满这个决议，即谓“亟应即日举定胡汉民为正任都督，以安大局，否则乱象立生”。[58]胡汉民遂再任都督。
陈炯明既已下台，潮汕商民遂公开指责其处理潮事失当。5月1日，旅港潮商聚和堂急电胡汉民、孙中山，称：“林激真统兵乱潮，屡经电禀在案。嗣因陈督笃念旧交，授意吴督办借款赀林出境。政府既不惟[惜]枉法以徇私，商民自不敢不含冤而茹痛……乃林激真、梁金鳌、陈芸生等，近闻陈督去任，连日复肆劫商号仰记等二十余家。惨急呼号，莫可控诉。伏乞俯念潮州久受涂[荼]毒，民不聊生，请迅饬吴军严重剿办，援民于水火。若政府仍执前策，忍弃潮州，吴军不肯实力保护，请乞明白宣示，准于[予]潮人招兵自保。”[59]
5月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广东陆军总司令。同日，潮州旅省同乡会在广州的八邑会馆为孙中山开欢迎会，张永福为主持人，潮汕政局不免成为欢迎会上无法避开的话题。孙中山在会上演说，提及“潮州之扰乱为甚”。[60]并谓“潮人须摒弃私见，力顾大局”，针对潮州军人立论，语甚沉痛。[61]
孙中山对潮汕的关注当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自孙中山回粤，胡汉民复任都督之后，潮汕的局势出现转机。
“1912年5月6日，林部约一千二百余人登轮赴穗，同时，另有四五百名客家部队去往香港。据说当地商人不得不付给林激真八百多万银元……据说这笔钱分给梁匡山[冠三]部每个士兵二十元，林部每个士兵五元，大约有二万五千元分给林激真，还有适当的金额分给各方官员。”[62]林激真在部队出发前一个星期，挟款潜逃到香港，6月间被暗杀。“其在潮城之第四军陈励吾、张则通所部，（张）立村托熊长卿由省至潮，以梅军司令名义率之回梅，给资遣散。其孙丹崖、陈芸生、梁冠三、张玉堂、何子因、刘任臣暨各部新组民军，均以都督令结束解散，或自行消灭。”[63]林部甫抵黄埔，即被陈炯明勒令缴械，遣散回籍。
广东军政府对汕头政局的处置，恰以孙中山回粤、胡汉民复任为分界线。此前陈炯明“笃念旧交”，“枉法徇私”，授意吴祥达姑息林、许，以致战祸蔓延，民生涂炭。孙中山抵粤后，胡汉民即改取强硬手段以结束战乱。林激真、梁冠三、张则通等部撤走遣散后，许雪秋、陈芸生部仍驻汕头，不走不散。5月12日，许、陈被吴祥达枪杀。关于具体经过，冯自由说：“民元三月二十日（按：似系旧历，相当于新历5月12日）祥达忽夤夜以降卒围攻汕头旧道署。宏生与许雪秋、陈涌波等事前毫无戒备，均遭惨杀。”[64]“事后吴祥达电告都督陈炯明，诬称雪秋等纵兵殃民，故不得已行诛等语，陈炯明入党日浅，竟直吴而曲许，不为申理，潮人莫不冤之。”[65]冯自由非当事人，这些传闻之词至少有两点不符事实：第一，陈涌波死于1912年7月，并非与许雪秋、陈芸生同时被捕杀。第二，许雪秋等被杀时，陈炯明不仅已不是广东都督，甚至连副都督也不是了。因此，冯自由所记的可靠性应大打折扣。杨天石引1912年5月14日上海《神州日报》的《香港专电》，谓：“5月初，新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下令遣散广东各地民军。同月，吴祥达于深夜包围许雪秋设在汕头道署的司令部，将许部缴械，并逮捕许雪秋。12日，奉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令，将许雪秋枪杀。”[66]当属可信。
至许被杀之由，冯自由说是“降将吴祥达挟汕尾旧恨忌之”。[67]所谓“汕尾旧恨”，是指汕尾运械时，吴正任碣石总兵，汕尾在其防区内。然此役许、吴并未交锋，而且正是由于许之误事，使吴得以轻易“立功”，吴对许说不上有什么“旧恨”。即使退一步说，吴出于反革命本能，不管有无“旧恨”，都非要杀许雪秋不可，则当时正在广州的孙中山，正在广东都督任上的胡汉民，为何都听之任之？显见许、陈之被杀，非仅出于吴祥达之私意。
虽然孙中山对许、陈被杀之表态，未见在现存文献中明白宣示，却仍有间接的反映。1924年，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咨议的张永福呈文孙中山，请明令褒扬黄冈起义先烈，建墓纪念。但呈文只提及余既成、余通、陈涌波，而不及许雪秋、陈芸生。孙中山对呈文的批令同样不提许、陈。[68]结合1912年4月张永福向孙中山控告林激真、陈芸生、许雪秋等人为祸潮汕、杀人抢劫，要求军法制裁的呈文，显见张视许、陈被杀为罪有应得，故将其排除于黄冈起义先烈之外，而孙中山则表同意。
至于冯自由说“潮人莫不冤之”，实从方瑞麟“识者冤之”一语扩大而成。方氏谓：“广州光复，雪秋因事晋省，将军队交其部属海阳人蔡某代率，纪律渐弛，不无滋扰情事，外间颇有烦言，雪秋在省固不知也。及归抵汕头，次日即为吴祥达所害……为部属所累，死于非命。”[69]实已承认（尽管是轻描淡写）许部殃民的事实，唯诿为部属所为。然林激真入汕时，许雪秋率部响应，亲自参与抄抢，见于张永福、赖礼园等多人当时的控状。方瑞麟之言不足以代表多数潮人。
又，许无畏谓：“雪秋误于衣锦还乡之念，独树一帜，不为远大着想，自有误处，然亦何至于死？……据一方控诉之词，果于杀戮革命志士，终非革命之福。而假手谁何，略不措意，不越年而革命果实尽隳，拥袁世凯为之爪牙与革命作死敌者，即吴祥达等辈也。果何利焉？许雪秋自事败后……改合光复会，赞同陶成章在南洋活动筹款，由是与同盟会争愈剧，芸生亦然，为其死因之重大者。至于陈炯明，本属粗材，但具枭桀之资，对于革命，仅能短视，以为定乱取功，合污同流不计，故对同志无所顾忌，此就其后之背叛革命足以证之。雪秋适处二憾之间，遂以身殉。”[70]然控告许雪秋者不止赖礼园，非仅“一方控诉之词”。如按张永福呈文之内容，则情节严重，不能说“何至于死”了。吴祥达其人如何，与本案之处置当否无关，俱见上文。至任用吴祥达是否铸成大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有必要指出，当“二次革命”失败已成定局之际，广东军队几乎无不倒戈拥袁，李福林、陆兰清等革命多年的民军首领与吴祥达那样的前清军官并无二致（吴祥达宣布拥袁后很快就病死了，来不及“与革命作死敌”）。另一民军首领王和顺甚至在此以前已投靠袁世凯。[71]少数能坚持反袁的军人中，既有黄明堂这样的民军首领，也有洪兆麟那样的前清军官，故以此衡量是非得失，未必能说明问题。
把许雪秋之死归因于陈炯明之独断专行，同样缺乏根据。枪杀许雪秋、陈芸生之令，当由陈炯明签发。然在孙、胡回粤之前，陈炯明对林激真、许雪秋等一直姑息回护。许雪秋、陈芸生之被杀，恰发生于孙中山正在广州、胡汉民重任都督之时，其非陈炯明专擅，至为明显。
许、陈之被杀，本与其助林激真据汕有极大关系。而方瑞麟、许无畏却偏偏都回避了这一关键问题，如是立论，自难中肯。许无畏指光复、同盟两会之争为许、陈“死因之重大者”，则仅是揣测之词，于事实多所不合。与许、陈合兵占据汕头的林激真、梁冠三、张则通等均为同盟会员，即一明证。
由于冯自由的误记，现时一些论著以为陈涌波与许雪秋、陈芸生同时被杀，不确。陈涌波在陈宏萼抵汕后即隶宏萼部下，在潮汕战乱中，属于与许雪秋、陈芸生敌对的派别，然亦为商民控告。1912年5月2日，汕头沈大犹等呈孙中山、胡汉民称：“饶平被匪陈涌波占据，惨杀男女数十，焚祠屋百余间，禀吴督办不理。请电饬林君激真派兵救援。”[72]7月，陈涌波为吴祥达所杀。[73]
综观孙中山与许雪秋关系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自1906年许雪秋通过张永福介绍初识孙中山，至1907年10月汕尾接械失败，是时孙中山对许雪秋信任有加，委以重任。其二，自接械失败至1912年3月林激真、许雪秋控制汕头，是时孙中山不再信任许雪秋，但仍视为革命同志，力图化解矛盾。其三，1912年3月后，孙中山不断收到潮州商民对许雪秋的控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应为张永福的呈文。对许雪秋被杀，孙中山至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孙、许关系的演变，张永福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刊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注释】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
[2]《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128页。
[3]《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17页。
[5]《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6]《革命文献》（第6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版，第74页。
[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页。
[9]《革命文献》（第6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版，第72页。
[10]《革命文献》（第6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版，第70页。
[11]《革命文献》（第6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版，第72页。
[1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页。
[13]《革命文献》（第6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版，第72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2页。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www.xing528.com)
[1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页。
[16]“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6页。
[17]“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主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360页。
[18]各人回忆录均见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主编：《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370页。
[20]“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2、488页。
[21]“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6页。
[2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270页。
[2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24]“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6—487页。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26]爱德华·弗里曼：《革命运动还是流血事件——潮汕地区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5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8页。
[2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页。
[28]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页。
[2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30]林希衡：《辛亥九月惠州首义事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73页。
[3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
[3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1页。
[33]“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9页。
[3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35]“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8页。
[36]《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37]《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页。
[38]“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9页。
[3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40]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5页。
[41]“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9、490页。
[4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43]《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页。
[44]许唯心（无畏）：《革命烈士许雪秋传记》，新加坡1962年版，第25页；又见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4月3日。
[45]“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79页。
[46]“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9页。
[4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3页。
[4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49]《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189页。
[50]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3页。
[51]《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页。
[52]《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9页。
[5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54]《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9页。
[55]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8页。
[56]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5—516页。
[57]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58]《申报》1912年5月4日。
[59]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536页。
[60]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13日。
[6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0页。
[62]《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9页。
[63]“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三册，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489页。
[6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3—264页。
[6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
[66]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37页。
[6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
[68]纪念黄冈革命烈士筹备处编：《纪念黄冈革命报告书》，1929年版。
[69]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0版，第1303页。
[70]许唯心（无畏）：《革命烈士许雪秋传记》，第25页。
[7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72]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6页。
[73]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珠海市政协编：《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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