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不少学者相信康党为动员政变力量而宣传的“太后将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也相信康有为的自辩，认为“围园”之谋是慈禧太后的诬陷。其实，关于前者，当时人所作的《戊戌朝变记闻》已说：“夫太后、荣相（禄）每以为此其时矣，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故知断非来天津行废立也。”[85]胡汉民也说：“康有为说戊戌变政，都因皇太后不爱变法，恼着皇帝独断独行，一般满州[洲]旧臣，更吵闹着要杀皇帝，所以太后要借天津阅操为名，要把光绪来杀……这些话，说得实在没道理。且不说光绪皇帝要维新变法，于太后身上，没有好大的防[妨]碍，太后未必找他晦气，找他晦气未必就要他性命，就使真个要他性命，宫闱之内，何事不可做？皇太后如果真个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他为什么要到阅操的时候，带他到天津方去下手？”[86]均可谓一语破的。关于后者，经过杨天石等学者努力发掘史料，人们才确信果有其事。但仍有不少人认为是因为慈禧太后极力阻挠变法，甚至企图发动政变废光绪帝，康有为才不得已行此险着。但事实并非如此。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递《上清帝第六书》，3月11日上达光绪帝。其后，康有为又递4件变法条陈和4部鼓吹变法的新书。4月13日，光绪帝命将所有这些文件都“恭呈慈览”[87]，而“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命总署五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太后曾有懿旨焉”[88]。“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适德人假细故攘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89]6月1日和8日，由康有为代拟的杨深秀《请定国是目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和徐致靖《请明定国是诏》分别递上。两折都在当日“恭呈慈览”，马上引起共鸣。“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90]同一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而决定这一重大国策者，显然就是慈禧。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赴颐和园见慈禧请训，“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91]说明她始终掌握新政的最终决定权。
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谕旨，实际上已相当超前，而仍能获得慈禧通过，可见谓其极力阻挠变法，并非事实。故王照谓：“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92]其他人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93]
既然如此，何以光绪帝在9月15日给杨锐的手诏中说“近来联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呢？[94]
光绪帝此诏，主要针对两事而发。
一是“十九日（9月4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95]此事之起因，为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皇上奉太后巡视中外等，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不肯代递。为此，光绪帝在9月4日将许应骙、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王照则超擢四品京堂。正如孔祥吉所说：“光绪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很不冷静的。因为礼部六堂官的情形各不相同……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革职……不利于分化、争取守旧势力，相反，只是给了他们反对新政的借口。”[96]慈禧“以为过重”，可谓公允。
二是“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从康请也。蓄心多日，未敢发端，恐太后不允。至是决意举办，令谭嗣同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谕旨拟诏，定于二十八日（9月13日，按：光绪帝赴颐和园实在9月14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97]慈禧支持变法的底线是对她的实际权力不能有丝毫触动，在她有生之年，光绪帝永远当傀儡。而开懋勤殿意味着光绪帝建立自己名副其实的权力中心，这当然是她决不能容忍的。康有为不可能见不及此（王照屡次劝他应尊重慈禧的权力，“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但康有为不听，“坚执扶此抑彼之策”）[98]，他提出这一建议，目的明显是挑动帝后矛盾，以便乱中夺权。
此外，8月29日，光绪帝将一道裁撤冗官的朱谕送呈慈禧，而“西后不肯裁漕”。[99]他只好又从谕旨提及应裁的冗官中，删去“漕运总督及卫所各官”。[100]当时人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101]足见裁冗之举虽属必要，谕旨却失之操切。慈禧对涉及面最广的漕运要求缓裁，不无道理。
可见，光绪帝的谕旨并不足以证明慈禧在百日维新时期反对变法。它恰恰说明，慈禧“但知权利”，帝后矛盾之所以陡然激化，不是在应否采用西法方面有争议，而是因为光绪帝在康有为的怂恿下向慈禧要权，触动了她在这方面极为敏感的神经。(www.xing528.com)
面对“神色异常”的慈禧，光绪帝知难而退。在吃了大亏之后，他不再让康有为出主意，而在9月15日，向“军机四卿”中最稳健，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杨锐咨询：“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102]密诏没有提到康有为，当然不是偶然的遗漏。杨锐领会此意，未对康有为泄露，而在复奏中有“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103]光绪帝采纳其议，并在9月17日诏令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104]《康南海自编年谱》说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并不符合事实，康不过借此发泄因杨对其保密及促成康被逐出京而产生的怨愤。
心怀叵测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在9月12日以“个人游历”的身份抵达天津，14日入北京，与康有为等人频相过从。后党因此大为恐慌。9月18日，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105]这些话当然能打动正对光绪帝的要权企图十分恼火的慈禧，但从史料和情理分析，尚无证据表明当时已令她马上作出囚禁光绪帝、扑杀康党这样极为严重的决定。
不料，林旭在9月18日把密诏传到康有为手中。康有为即歪曲其意，把它作为“围园弑后”的动员令。9月18日夜间，谭嗣同持密诏抄件夜访袁世凯，劝诱他率兵包围颐和园。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当然不愿意葬身于一场无异自杀的军事冒险之中，遂告发密谋，引发了戊戌政变，终结了百日维新。
近时屡有人提出戊戌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其主要论据都是袁世凯《戊戌日记》。如谓袁到天津已晚，当晚向荣禄告密后，不可能在政变发生前及时报告慈禧。其实，袁世凯到达天津是在9月22日下午3时，并不晚[106]，荣禄完全可及时向慈禧报告。《戊戌日记》所谓“抵津，日已落”，完全是撒谎。论者为袁辩解，说是指从火车站下车，与迎接的官员应酬，再到荣禄处，需3个小时，故到荣禄处“日已落”。其实《戊戌日记》明明说：“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107]可见：一、袁说“日已落”是“抵津”之时，不是见到荣禄之时。二、袁抵津“即”谒荣告密，时间紧密相接，从行文上看不出有3小时那样长的间隔。因此论者的辩解是难以成立的。更何况在判断此事真相时，袁世凯只是一个“污点证人”，以他死后多年（1926）才在《申报》发表、可信性十分可疑的所谓“日记”来否定当时留下的记载，说服力似嫌不足。
《戊戌政变实录》中，有蔡金台致李盛铎书云：“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庆亲王奕劻）达之，而杨莘伯（崇伊）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颐和园内有昆明湖）呈递。”辑者并谓：“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真相。……时盛铎方为驻日本公使。世间记戊戌事，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唯此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108]
唐烜在是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说：“是日在署，忽喧传步军统领衙门奉皇太后懿旨，查抄张荫桓，并捕拿康有为等辈……及探听数四，始知系奉口诏严拿康某。”从“奉口诏严拿康某”可知此系根据临时获悉的情报，因事出非常而匆猝采取的紧急行动，故来不及拟旨，而并非早有预谋。10月4日的日记中记其在刑部同事中听到的情节：“时袁方来都。陛见后，谭逆突于夜半叩袁寓门求见。袁延之入，匆匆寒暄毕，卒然问袁曰：‘君欲得侍郎否？’袁大惊异。谭乃告以所谋，并云已得旨矣。袁唯唯。谭去次日，即请训，召见时上令其带新练军三千人入京。袁退下，始信谭语非妄。当日诏袁开臬司缺，以侍郎候补。先是都下有知其逆谋者，喧传已旬余矣，众咸弗信。唯夏间文侍郎悌参杨深秀折内，有杨深秀到臣宅内二次，向臣亟称康有为之贤，且有臣所不敢出口之言，隐约其词，当即指此，故士大夫中亦间有虑及者。自袁召对后，事益急，谋益泄，袁侍郎急驱出都，由轮车抵津，谒长白相公〔国〕，具陈逆状。适江苏杨星伯崇伊侍郎亦赴津告变，长白相国微服旋都，直至颐和园求入见。皇太后立召入，碰头泣诉。太后具悉伊等奸状，立传内侍启銮还西苑，时初四日。既驻跸，太后尚迟回未发，佯语上以初六日卯刻还颐和园。至是日，上御中和殿看版毕，至西苑送皇太后还颐和园毕，回宫办事，召见军机。及上至，太后已御便殿，召见军机大臣，拟旨示上。上始知为康有为等所惑，力请皇太后训政，密诏拿康有为。”[109]按光绪帝9月15日召见袁世凯，已命以侍郎候补，无待谭嗣同9月19日才问袁“欲得侍郎否”；袁世凯请训及抵津向荣禄告密，均在9月20日，故荣禄之告变也不可能早至初四日（9月19日）。不过，此记虽由于辗转口传，细节间有失实之处，而消息来源可靠，与蔡金台函可相参证，可谓大端不谬。
正如孔祥吉所指出：“如果袁世凯不是在事先告密，而是在政变发生之后，才去告密，那么，荣禄很可能把袁世凯视作康有为的同谋，而绝对不会像日后那样宠信，更不会让袁氏在荣禄赴京时署理直隶总督。如果无告密之首功，袁世凯就不会有日后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正是因为袁世凯、徐世昌在戊戌政变的关键时刻有重要表现，因此他们在事件发生后非但未被视作康党的‘同谋’，相反还备受宠信。戊戌八月初十日（9月25日）清廷‘电寄荣禄，着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可以推想，倘若清廷在戊戌政变已完成之后，袁氏再去告密，狡诈多端的荣禄似不会在如此紧要的时刻，将护理直督的重担交付给袁世凯的，更不消说在己亥、庚子之后对袁世凯的信任与拔擢了。”[110]相反，最早揭发康有为“逆谋”的御史文悌政变后仅赏授河南知府（任御史前本来就是河南知府），而以“苦缺”贵西道终[111]，杨崇伊亦未见官运亨通，可见袁、徐之“功”，极不寻常。遗憾的是，否认袁世凯事先告密的论者，对此却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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