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康有为觉得机会来了，策略有所调整。当然，这不是说真要放弃暴力夺权，改取和平演变，而是要打起“尊君”的旗号，发动自上而下的政变。“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76]康党终于将政变计划付诸行动。
首先是拉拢将领。康有为说：“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袁世凯）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77]王照说：“在袁氏奉诏来京（按：事在9月14日）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嗣同）、徐莹甫（原注：子静名致靖，莹甫，子静次子仁镜也）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原注：义甫名仁录。按：即康有为所谓‘徐仁禄毅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原注：某太史今之大伟人。原编者按：指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78]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说，谭嗣同“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袁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7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按：袁绍字本初）健者莫轻言。’”[80]此诗并见于《晚翠轩集》及《闽侯县志》，惟略异，《闽侯县志》并指出“千里草指董福祥”。[81]又魏元旷《坚冰志》亦记：“谭嗣同以袁世凯可属大事，谋使以兵劫颐和园，先行废弑，乃临朝堂大诛拒命者。林旭以诗止之曰：‘本初健者莫轻言。’”[82]唐烜亦云：“伊等死党，已定议召外兵，劫大内。林逆意在召董星五军门，而谭逆则欲召袁慰亭廉访。”[83]不过，被康党召到北京参与密谋的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则说用袁世凯是康有为的主意，谭嗣同力争无效。[84]无论如何，康党意图劝诱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三名将领参与政变，并最后选定了袁世凯，是确凿的事实。(www.xing528.com)
康有为戊戌年策划“去太后”的经过说明，其动机并非扫除变法障碍（当时慈禧尚支持变法），而是执行既定方针。当然，康、梁在戊戌变法期间未获重用，更坚定其发动政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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