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康有为不拘一格，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无论是会党、革命党、儒生、官僚、将弁以至光绪帝，都在其利用之列。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对日本人说：“彼满洲党、老臣党，毫无政策，徒偷生贪禄者，不必言矣。至芳草（草茅）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等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1898）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权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幡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之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59]对康党在这方面的任何自我表白，都不宜轻易相信，照单全收。不过，梁启超说在戊戌变法之前，康党鉴于在上层的政治活动屡遭挫折，决定重点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当是事实；前述其与兴中会的合作，在广西散发的“俚言书”，及在湖南活动的方针与言论，均可为佐证。而关键性的一步，则是组织保国会。
王照说：“及丁酉（1897）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之谓也。”[60]1898年1月5日，康有为在北京邀集粤籍人士20余人成立粤学会，随后又策动林旭组闽学会，宋伯鲁组关学会，杨深秀组陕学会。此前，康党已组大同学会，以上各学会显然都是大同学会的外围组织。4月17日，康有为在粤东会馆集会演说。恰如汪大燮所言，其演说大半是说“国家将亡，危亟之至”，结论是“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61]此意康有为后来讲得更清楚：“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陵夷，当时那拉揽政，圣上无权……望在上者一无可望……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62]联系上文所引何树龄函及梁启超对日人谈话，足证保国会之“保”，确如时人所云，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正因为这些话不能明说，所以才“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从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元济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自非刻论。而唐烜更谓，康有为“又纠合同党，立为保国会。大意谓：欲保全中国数千年来之道统，与四百兆人之性命，非专攻西法不可，而于朝廷无涉也。何也？盖自古无不亡之国，中国时势已不可为，将来易号改朔，有伊等一辈人，自能立致太平云云”。[63]在会前和会上，康有为都未对其党外的与会人士提及保国会。会后，他却宣称保国会已在这次集会上成立。
5月2日，潘庆澜参劾康有为成立保国会“聚众不道”。康党偏偏随即在5月14日的《国闻报》上发表了共有186人的《京城保国会题名记》，把所有参加了4月17日集会，但对所谓“保国会”毫不知情的人士都列了上去。[64]此举用心叵测，于是“榜上有名诸人，各怀愤恨，多致书诟詈之”，如乔树枏致函梁启超谓，集会时“实未闻贤师徒道及保国会三字”，“而滥列多名，乘机作乱，居心狡诈，行同诳骗”。[65]汪大燮亦谓：“康保国会开讲数次，兄皆未到。彼出知单必有兄名，而知单从未至兄门，其奇如此。”他认为康此举用心，是“欲兴衣冠大狱，狱兴则人心去”，“既杀人（消灭竞争对手）又可以罪国家，其有不尽者则归彼矣”，与乔树枏所言相合。
为了“兴衣冠大狱”，康有为早在1898年3月已策划了一个大动作。[66]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说：“且康有为又曾在奴才处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奴才倡言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其单内所开多台谏中知名之人，而宋伯鲁、杨深秀即在其内……奴才于其开单之时，即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乃杨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处，仍申康有为之议。”[67]康有为亦记此事：“时御史文悌素托大言，谓欲愿一死以报国，又见华再云煇（华煇）、高理臣（高燮曾）、王佑遐（王鹏运）等，劝共联入乾清宫，伏阙痛哭，请拒俄变法，文悌许之，杨漪川亦许之。吾爱漪川，欲留为他日，乃为文悌草折，及彼上时，自改请令使俄辩之，若不许，则自刎俄人前。”[68]杨深秀正是汪大燮所说的康氏“门墙中之私党”为一类；而文悌则只是“面子之党”、“官党”，康有为怂恿文悌鼓动言官集体伏阙痛哭，力请变法，未尝不知道这是“国朝大禁”，会兴大狱，所以才不让杨深秀倡言，以“留为他日”，却诱骗文悌当牺牲品。此即汪大燮所谓“官党为之前驱，若能多死数人，便有生法”。但文悌不上当，计划流产。(www.xing528.com)
光绪帝名义上是一国之尊，实际权力却控制在慈禧太后手里，康有为当然清楚他急欲摆脱慈禧的压制，真正能乾纲独断，故早就视其为理想的利用对象。1895年6月间，康有为已表示：“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按：张柬之废武后，扶唐中宗复辟），新政必无从办矣。”[69]就在上文所引奏折中，文悌紧接着说：“且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晤，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则是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概可知也。”[70]文悌的《请拒俄联英折》是1898年3月26日递上的[71]，而俄舰入旅顺湾，占据旅大，事在1897年12月15日，文、杨之谈话，当在此两日期之间。至其具体内容，因情节严重，文悌未公开，当系拟待召对时再密奏，倒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透露了一点真相：“御史文悌满洲人也……经胶、旅后，虑国危……适同侍祠，竟夕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诚。乃告君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屡君之泄漏而败事也……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72]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亦记：“深秀尝与文悌值宿斋宫，尽闻宫中隐事，夜半奋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宾王）矣。’”[73]
梁、胡政治立场相反，而所述大体相同，可证确有其事。另据记载，杨深秀对人说：“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74]“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75]无论是参考这些旁证或从事理分析，这一类话显然都出于杨深秀而非出于文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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