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宣传“尊君权”，策划捕杀慈禧太后的政变时声言“救皇上”，到海外后又组织“保皇会”，歌颂“光绪圣德”，最后又参与张勋复辟，虽当时国内人士多不信其所言，不直其所为，而今之论者多认其为清廷的孤臣孽子，实则大谬不然。《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生平著述中最耸人听闻而又最为当时人非议者。翁同龢与孙家鼐本来对康十分赏识，力为保奏，但读过此书后，印象即大变。翁谓：“此人居心叵测。”[42]而孙说康“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43]张之洞亦在多次劝说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说”无效后撤回了对康的支持。足见此说对康的仕途实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戊戌维新中，其他维新人士获得超擢，康、梁却始终屈居下僚，此为重要原因。康有为当然不会见不及此，而坚持如故，可见其中包含了康有为无论如何绝不放弃的政治理念。从1891年春在广州设长兴学舍收徒讲学开始，康有为就刻意模仿孔子，“南海圣人”之号，喧传人口。康门弟子亦比附孔门，私立名号，呼陈千秋为“颜回”，或曰“超回”，梁启超为“子游”，或曰“轶赐”，曹泰为“越伋”，韩文举为“乘参”[44]，如此等等。1894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上京会试，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有为在试卷中说，孔子诚然伟大，但万世之后，何尝没有比孔子更加伟大的人物出现呢？[45]既然他的门徒一个个“超回轶赐，越伋乘参”，不消说，这个比孔子更伟大的人物就是康有为自己了。
康有为从《孝经纬·钩命诀》中引了一段据说是孔子的话：“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复坐。子曰：‘居，吾语汝，顺孙以避灾祸，与先王以托权。’”纬书本为诬妄，但这段话正合康有为需要，于是大加渲染：“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与先王以托权。”[46]又说：“孟子……亦以孔子作《春秋》，继尧、禹、周公之事业，以为天子之事……庄子……且尊孔子为先王。《淮南子》……直以孔子为一代矣。”[47]孔子“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保，为大地教主”云云。[48]很明显，康有为反复渲染孔子的“天子”、“神明”、“圣王”、“教主”地位，目的是借宾定主，确定自己的“超天子”、“超神明”、“超圣王”、“超教主”地位。他在广西“刻俚言书多册分送”，“每说及己则称康子，而康字必大于余字数倍”，说明他企图把自我神化的宣传扩展到下层民众中去。汪大燮引陈谏墀来函，“言其所作所为，无不酷肖白莲教，一一仿洪杨故智，不爽毫厘”，自是确论。
“康子”是否仅满足于“布衣改制”呢？不然！他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圣王”。1897年4月20日，章炳麟致书其师谭献谓：“麟自与梁（启超）、麦（孟华）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49]其实，当时康有为已迫不及待地把“符命”造出来了。康有为自号长素，而《孔子改制考》大谈“素王改制”，故反康者指斥其“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50]，康之自辩则谓“长素”取“长实素心”之意，非谓长于素王。其实问题不在于“长素”原取何义，而在于康既号长素，而本人故意对“素王”大加渲染，招引攻击。这种反常的做法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康有为有意袭用刘歆改名刘秀，以应“刘秀当为天子”之符命的故智，以此证明自己受命于天。
1891年，康有为作《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同学，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隐道《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无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在乾元大统长。”[51]大同隐道，群龙无首，能兴灭继绝，光大圣统者为谁？请注意最后一个“长”字——与素王改制联系起来，其意呼之欲出。
1898年春，章炳麟在张之洞幕中主《正学报》笔政。一日，梁鼎芬问章是否听说康有为想当皇帝，章答以“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等语。[52]康有为既然在著述和讲学中强烈暗示，其弟子更在“符命”的启发下公言不讳，则其帝王思想就难免为人所知。章炳麟后来还说：“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圭（按：当作林奎，下同）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志固在革命者……曩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圭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53]要非无因。(www.xing528.com)
尽管康有为在其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表达对清朝的耿耿忠心，但在私底下，有时甚至在某些公开场合，康门师徒并不掩饰推翻清朝的企图。
1897年底，梁启超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行前，康门师徒在沪共商活动宗旨，罗列了四种方案：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南海（康有为）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54]是年稍早的时候，康广仁在和谢缵泰会谈时，曾说到要做好和平与非和平的两手准备，这时，康有为已更进一步把侧重点转移到后者了。而何树龄在前引给康有为的信中，就更直言不讳：“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于大浊国（清朝），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独夫（清帝）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55]
根据康有为“令卓如入湘……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的指示[56]，梁启超上任之后，果然按既定方针办，如在学堂日记批语中说：“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足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又上书陈宝箴，劝其效法窦融、郑成功，保境自立。[57]他当时还对日本人说：“中国之天下为满人所破坏，欲挽回国运，非摆脱满人之羁绊不可。”[58]
以上资料说明，康有为本来的政治理念，乃是推翻清朝，效仿穆罕默德，建立“大同国”，由康有为以“教主”和“圣王”的双重身份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