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幸而言中，汪、曾此行，终于惹出了大麻烦，并成为孙、康关系和汪、梁关系同时破裂的导火线。接着发生的事情，记录在汪康年收到的一系列书信中。
1898年4月25日，汪大燮致函汪康年说：“昨日菊生（张元济）来言，译署接裕朗西（驻日本公使裕庚）函，言孙文久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当即往见樵（张荫桓字樵野）言狱不可兴。樵深明此意。惟谓长（康有为号长素）、卓（梁启超字卓如）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设以此言告之，则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皆旧党，虽瓶公（翁同龢字叔平）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并致电尊处，未知作何动静。鄙意且弗张皇为妙。君客腊神山（日本）一夕之谈及交姚某带去之函，均登东报，此间颇有人知之。行事如此，真可谓不慎矣。如有主意，望密示，惟断不可瞎撞瞎跑。卓有令君出游之说，未见高妙，似且以镇定为主……又前与卓如来往函皆见过。”[30]由“译署有东海”一语来看，此处所谓“东海”非指徐世昌。5月15日函又谓：“裕事近已无复言者，惟恭邸病则又愈矣。前此所以询君且急急者，其时菊生言译署人颇有讶之者，且欲兴风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此事宜静不宜乱，诚恐其弄出大乱子也。自抵京后，与兄（汪大燮）未一晤。渠来两次未值，而兄去四次亦不值。因此事又往访之，亦不见。其弟康（广仁）、麦（孟华）见兄垂首速去，似不欲见兄者，是以愈疑之。”[31]5月28日函谓：“此间谣传湘帅（陈宝箴）过申而君匿避，有谓湘帅欲杀君而君避至东洋者，有谓君尽以报馆存款畀孙文作乱者。”[32]其后一函又谓：“近此事已寂寂，可无虞。老六爷（奕）将死，往后更无风波……惟长素在此开讲，夙与台谏联络，自谓足以笼罩而出言无忌。近有潘安涛（庆澜）劾之，请封其万木草堂。全台诸公翻然欲与康敌。幸其门大同学会四字早刮去，否则牵连更甚也……卓如自到京后，仅到兄处一次，兄往访四次不得见，其忙固然，亦有避兄意，故亦不往矣。公度（黄遵宪）情形，袒粤摈浙……”[33]6月2日函谓：“裕函到京，闻康、梁去〔等〕皆支吾欲归咎于弟（汪康年）。兄往访三次不见。有一次正投刺，见康之弟及麦博孺（孟华）出门，门者以兄刺示之，二人俯首速行，并不请见。兄知若辈终日营营，不知所为何事，大惧，大惧其欲借题陷弟，告子封（沈曾桐）、菊生，子封又为嘱菊生及他人察其举动……康以茶会讲保国事，为人所击，道不行，于是无能为。论其初心，实怀叵测。行者（孙中山）之无能为，君知之耳，岂能遍喻于人。形迹之间，不可不审也。”“康保国会开讲数次，兄皆未到。彼出知单必有兄名，而知单从未至兄门，其奇如此。同人有赴者，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谓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从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去冬有一陶姓人来，穗卿（夏曾佑）、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近来仲韬（黄绍箕）等均恶康甚，畏康甚。其形迹宗旨实已大露，其人将来亦不能默尔而息，然必无所成就，此可断者也。菊生又言康在桂管刻俚言书多册分送，其中说话亦无甚奇，惟每说及己则称康子，而康字必大于余字数倍。陈谏墀来函，言其所作所为，无不酷肖白莲教，一一仿洪杨故智，不爽毫厘。今御史有劾保国会者，而《国闻报》将所有赴会听讲之人姓名籍贯尽刻之。兄揣其用心有二端，非刻论也：一则藉众人以自保，此浅说也。一则甚欲兴衣冠大狱，狱兴则人心去，又此辈多豪杰，借国家以除之（原注：既杀人又可以罪国家），其有不尽者则归彼矣。彼无成事之才，彼固不自量也，然其意界限极分明：其门墙中之私党为一类；其平日来往知名之人是面子之党，为一类，叫人替他出官，可谓之官党。官党为之前驱，若能多死数人，便有生法，此深说也。此种人不必与之为难，亦何可为其所愚。特述其大凡，惟子培（沈曾植）、芸阁（文廷式）数人可告之，余不可说也。”“京中谣言至谓弟逃走，怪诞之言极多。大抵由同乡（按：二汪余杭人）传回兄耳。而其发端之处，则无从查考，然大率可揣而知耳。”“来函言陈（三立）、邹（代钧）不喜康，邹并不喜黄（遵宪），而欲弟去（按：指脱离《时务报》馆）。此以鄙人揣之，尚是爱弟。见邹函颇恳切婉款，君子人也。”“来函当示仲韬、菊生，或示季直（张謇），余皆密之。”[34]7月8日，汪大燮致汪诒年（康年弟）函谓：“兄以为此时凡有与康、梁有瓜葛之事，皆不必沾边……彼等终日卖人，必为人卖，正不必仇视也。惟穰卿（汪康年）有目不识人，至为可恨。”[35]
汪大燮提及的邹代钧致汪康年书，末署日期为十二日，当即闰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2日），时邹代钧、陈三立均在湖南。内称：“昨又见徐君勉（勤）致韩树园（文举）信，言公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名声，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极言公荒谬，甚至目公为小人。若辈议论若此，知卓电有自矣。”“卓如致公度电，有‘容甫（按：容甫，汪中字，借指汪康年）东游，牵动大局，速派人接办报事’之语。”“揣其语意，不可测度，可以无事，可以兴大狱。兹师徒聚处都门，不知又作何计较。思之思之，此语不能不告公，使公知备。”要汪亟筹之，因虑其以此事构陷。[36]7月18日，邹复致康函，谓：“东游事，公之心鄙人与伯严（陈三立）都知之，惟若辈甚欲以此相陷，公度已将此电节庵（梁鼎芬），伯严极言公度不可如是，公度始改悔，而康党用心尚不可知（徐勤屡缄言）。鄙人甚不愿闻有此事，若辈陷公固不可，若辈自陷亦不可，惟愿此后无事也。”[37]
汪大燮本为京师强学书局中坚，一向力主维新，与康党交往密切，是年初尚谓“康水部到京，颇有鼓动。此公摄力胜人，或能有所振发”[38]，其所云与顽固派的造谣攻击不可相提并论。而且这些信函均属内部通报情况，研究应对策略，当然力求真实。
兹结合其他史料，对上引信函涉及的事件进行综述和分析。
孙、康两派合办横滨大同学校仅数月，即已出现权力之争。日本官员的内部报告说：“该校总理以下职员属孙逸仙派者仅五六名，其余悉属康有为派。该校实权自然落于康有为派之手。孙逸仙一派大不平。”[39]适于此时，汪康年、曾广铨到日本与孙中山会面被当地报纸披露。裕庚侦知此两事，遂在1898年4月间报告总理衙门。汪大燮获悉后，一面向张荫桓疏通，一面密嘱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镇静处之。梁启超欲令汪康年逃往国外，而汪大燮不以为然。为此，“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正在横滨的徐勤双管齐下，一面唆使陈和泽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出“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按：此事发生的时间不明确，一般系之于1898年冬。然记载又谓，是时横滨侨商纷纷支持徐勤，倒戈反孙。[40]适与裕庚报告中所谓孙中山“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相合，当在同时，即1898年4、5月间。又同年9月25日天津《国闻报》刊登“从东友处辗转传抄”的《中山樵传》，大揭孙中山隐私以中伤之，亦显示在日本的康党与孙中山反目，不会迟至是年冬），以示与孙中山划清界限；一面致信在湖南的韩文举，声称汪康年东行见孙中山，完全是汪的个人行动，与康党无关，要黄遵宪、梁启超马上向北京的士大夫申明此意。
徐勤的这些动作与国内康党完全一致。梁启超本曾与汪康年磋商东游见孙事，但3月3日，忽致函汪康年，大翻其脸，要求汪辞《时务报》经理职[41]，此时更乐得借此夺权，遂落井下石，指责汪东游牵动大局，要求黄遵宪速派人接办《时务报》。而黄遵宪为徐、梁所惑，竟电告梁鼎芬，实际是企图向张之洞揭发汪康年“通逆”，幸而梁鼎芬本与汪康年为旧日朋友，未加陷害，又经陈三立劝阻黄，事态未扩大。
康有为在北京，一面刮去其门“大同学会”四字，以消除与孙中山联系的痕迹；一面避而不见汪大燮，并散布谣言，谓汪康年尽以报馆存款供孙中山作乱，汪已逃到日本等等。
康党的这一系列动作，其目的十分明显，一是为自己开脱“勾结乱党”的罪名，二是乘机全面控制大同学校和《时务报》，并将汪康年置之死地，消灭维新运动内部的竞争对手。盖维新派内部实有粤、浙两系，粤系即康党（不一定都是粤人），浙系则有沈曾植、沈曾桐、张元济、张謇、汪康年、黄绍箕、邹代钧诸人（不一定都是浙人），故汪大燮有黄遵宪“袒粤摈浙”之语。不过，奕正巧于此时病死，对汪康年东游事的追查不了了之，未兴大狱。但康党与孙、汪的关系由此都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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