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兴中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已有意与康有为结交。陈少白说：“那年（1894）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康有为），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3]按当时康有为正与梁启超同入京会试，至6月始南归广州，可为印证。冯自由则说：“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4]两说不同。按陈少白是当事人，且无隐瞒事实真相的必要，而冯自由所述则显系耳食之言。康有为为人固妄自尊大，但当时他虽有万木草堂一班生徒，在社会上的处境仍相当孤立，求友若渴，不是对主动上门的志同道合者摆架子的时候。而且他既非权势显赫的大官僚，社会上亦不承认他是士林共仰的大儒，并不具备要求来客“先具门生帖拜师”的资格。就事实而论，康有为的几个得意门生如陈千秋、梁启超、陈荣衮，最初均是以客礼谒见康有为，经晤谈后，服膺其说，始执弟子礼。[5]后来谢缵泰与康有为商谈合作，亦未闻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故当以陈说较为可信。
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并决定归国实行起义。1895年初，孙中山到香港，筹设香港兴中会，并派陈少白往上海向郑观应等寻求帮助。时康有为与梁启超进京会试，途经上海，恰与陈少白同寓于洋泾浜全安栈。陈闻讯往访，三人议论融洽。陈少白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已很危急，满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康有为也说：“很对的。”并问以长江一带情形如何，人才多少，陈略述局面，康亦点头称是。[6]关于此事，冯自由则记：陈少白痛陈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7]按陈所说，康有为所同意者，仅为“改革”，但按冯说，则康有为已明言同意推翻清朝了。当仍以当事人陈少白之说较为可信。
另一名维新派人士汪康年对孙中山的动向也非常注意。1895年1月，他从武昌致函时在广州的梁启超，询问孙中山的情况。3月14日，梁复函谓：“孙某非哥（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张之洞）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8]汪之所以会注意到孙，或以为是因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万国公报》第69、70两期刊布了“香山孙文”的《上李傅相书》。然而，梁的答书提及孙“愤嫉时变”，“其徒”如何，显示梁知道孙已建立组织，并有以激烈行动改造中国的意向。这与《上李傅相书》中的温柔敦厚形象完全不同。而梁书开门见山就指出孙的“愤嫉时变”，只字不提《上李傅相书》，亦显示汪之来函，亦仅就孙之“异动”倾向而言，与《上李傅相书》无涉。孙中山1894年春夏间曾居沪数月，分访王韬、郑观应、陈廷威、宋跃如、盛宣怀等人。孙平日议论纵横，其真实政治主张宜为人知。时汪康年任两湖书院分教，往来沪、鄂之间，当由两地诸友获知孙中山的动向。至于梁启超复函时，则似尚未与陈少白见面，否则不会不提此事。因为当时梁、汪关系良好，向汪提供真实信息，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绝无隐瞒的必要。
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在谋求外力援助时，索性把康有为说成自己的同党。1895年3月1日，孙中山往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求其援助起义，说：“其党称为兴中会……其中有哥老会员……统领为广东省海南岛人康祖诒（原注：儒者，其著作被禁止印行），原任神户领事吴（原注：名逸，号汉涛），曾纪泽之子某等四人。”[9]所谓“海南岛人康祖诒”，当然就是康有为；所谓“曾纪泽之子某”，当即下面要提到的曾广铨。所谓康有为任统领，当然只是孙中山的宣传技巧，不可能是事实。但毫无疑问，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上海之晤，使孙中山更确信大家都是谋求激烈变革的同道中人。此外，据一些非当事人的记载，孙中山是年在广州开办农学会（实为兴中会机关）时，曾邀康门师徒加入，而康未同意。[10]其真实性待考。
10月，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因泄密而流产，孙之动向因此更为人所注目。汪康年收到的亲友书札中，颇有涉及此内容者。如11月24日其堂兄汪大燮来书谓：“广东孙文之事，几成燎原，然目前亦不过一时平静耳。”[11]1896年4月25日，时在北京与梁启超共事的吴樵来书谓：“孙氏（原注：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12]这一信息虽不确，但足以反映维新派人士对孙中山的关注和同情。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10月，孙中山被诱囚于清廷驻英公使馆，未几得释，经美加赴日。曾广铨（曾纪泽子）时任使馆三等书记官，奉派沿途监视，同至日本。[13]曾广铨旋回国，任《时务报》英文报译员，与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太炎诸人共事。《时务报》诸人此时对孙中山自更为关切。如是年11月8日，吴樵来书询问汪康年：“粤中逸仙先生近况何如？”[14]联系日后汪、孙之晤，此时两人似已有联络。
与此同时，康有为则通过其弟康广仁，与兴中会的其他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896年2月21日，兴中会领导人之一谢缵泰在香港与康广仁和康党的其他成员会面，讨论了“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10月4日，谢缵泰与康有为在香港会见，谢记：“我们讨论了中国的政局，我建议在伟大的维新工作中必须联合与合作。康有为拟出了维新计划大纲……经过秘密交换意见后，我们同意联合与合作。”1897年3月21日和9月29日，谢缵泰和康广仁再次会谈。康广仁表示，他和他胞兄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正在力图进行一次“和平”革命。他说：“我们应当把两党的‘上层’人士召集起来开一次会议。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但是，我们还必须作好准备，随时采取行动。”“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10月3日，谢缵泰把与康广仁会见的结果，通告当时在南非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1月8日，康广仁从上海致函谢缵泰，谓梁启超赞成联合与合作。[15]兴中会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杨衢云、谢缵泰虽在权力分配上与孙中山有分歧，但在以暴力革命改造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康党对此当然很清楚。他们策划与这些“逆党”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其真实目的不在“保救大清”。
尽管康广仁说“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但这并不表明康党反对暴力革命，因为“和平革命”只是“希望”，只是“力图进行”，而侧重点则是“但是，我们还必须作好准备，随时采取行动”。所谓“采取行动”，无疑就是诉诸暴力手段，而这正是康党联络兴中会的目的。这一点，可与日后康有为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围园劫后”相印证。(www.xing528.com)
康广仁对谢缵泰说不能同孙中山联合，恐怕只是康有为企图利用兴中会的内部矛盾，以夺取联合后领导权的纵横捭阖手段。因为事实上康有为同样与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并有进一步的实际成果。
1897年8月，孙中山抵日本横滨。10月，孙中山在横滨与宫崎寅藏笔谈。笔谈中提到，孙中山抵日后，康党成员何树龄有信寄到日本，似有所表示。孙说：“何君信内所陈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并为康先生所许，方敢发此言也。是则此意非一人之私，实为中国群贤之公意也。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一人之所敢言也。”又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来与否，弟尚不能料。”宫崎认为大事不能载于书信，“我国政府助先生之事，不言为可”。孙说有密语，外人不能知，只说有急务欲见。宫崎说：“康先生或梁先生此两人中一人来此地与先生商议，万事可望也。”孙说：“康断不能来。因他在中国未有公然出名，此指新闻纸而言。若他来此，必大招物议，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别位已可。”[16]何树龄在致康有为函中，就有关于孙中山的情况汇报：“武子（孙武子，借指孙中山）果然在日本处曾见伊藤博文云。窥其行径，大约有联英日以拒俄之说动日政府。中朝托俄为腹心，正犯英日之大忌。彼在英国，大约亦见尼希利党人，与之同病相怜矣。”[17]
何树龄，字易一，广东三水县人，邑庠生，1883年到南海县银塘乡，在康有为家中设馆任教。康有为说：“易一聪明过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馆于我。”[18]梁启超在《康烈士广仁传》中也说：“君与何树龄为兄弟之交，同居十载，抵掌对足，穷极议论，故于中外之故、天人之理亦无不究焉。”又说：“三水何树龄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十年馆于南海家。”[19]何树龄是康有为的第一个追随者，与康氏兄弟关系之密切，超过所有康门弟子。其在前函中直言：“先生平日得罪于人而不自知者多，安知人不思复报也。”[20]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康党中最接近决策核心，最了解内部机密，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孙、宫崎所谈，不久就成为事实。1897年秋，横滨中华会馆侨商发起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校董欲由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就商于孙中山。孙乃荐梁启超充任校长，并代定名为中西学校。该校总理邝汝磐持孙中山介绍函专程赴上海见康有为。[21]康以梁方任《时务报》主笔，特派徐勤代之，并助以康门弟子林奎、陈汝成、汤睿、陈和泽等，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到日本后，与孙中山、陈少白时相过从，讨论时政，异常亲热，无分彼我。[22]
横滨大同学校设立后，成为孙、康合作的基地，康有为在北京也公开挂出了“大同学会”的招牌[23]，还设立了大同书局[24]。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密折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25]9月27日，御史黄桂鋆奏折中特别提到：“甚至有徐勤等赴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26]黄桂鋆并非捕风捉影，1897年冬天，孙中山确曾派人到北京与康有为联络，并为人所知。汪大燮1898年6月2日致汪康年函谓：“去冬有一陶姓人来，穗卿（夏曾佑）、菊生（张元济）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孙中山）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汪大燮），穗卿未尝言也。”[27]
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梁启超离沪赴湘。12月，汪康年与曾广铨同游日本，为时一月。行前，汪康年曾与梁启超书信往返商酌。梁在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复信谓：“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成〕、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然今日实到山穷水尽之时，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结，此惟兄相时而动。若此信到时，而德事尚未了，则往复之变，殆不可问。兄或以春初姑往一观之，亦未为不可。惟切须慎密，无待多嘱。”[28]所谓“德事尚未了”，是指是年12月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事。1898年1月26日，此信才到上海，汪康年和曾广铨却已于此前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离开日本时，孙中山还到横滨二人居所送行。[29]由梁启超强调“不可轻于一掷”、“切须慎密”来看，汪氏此行实为冒险之举，其中的一幕重头戏即为与孙中山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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