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现行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对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公车上书”大书特书。按照这些教科书的说法，所谓“公车上书”，就是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所上者为康有为起草，主张维新变法的《上清帝第二书》；都察院推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由于“公车上书”，遂使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严肃的历史学家汪叔子、王凡两位先生，就已发表了《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1]和《〈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2]两篇精彩论文，以大量确凿的史料和严密的分析，证明历史的真相，与以上所云，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兹转录有关史料并略作补充，以飨读者。不过对某些史料的解读，则与两位先生微有差异。
1895年春夏之际，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为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而分别按其省籍联名上书。当时舆论称这一群众爱国运动为“公车上书”（汉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有当时各省举人的上书还保存良好，可调出查阅，其中就有由广东的举人们联署的两份公呈，一份由梁启超领衔，81人署名；一份由陈景华领衔，200多人署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份公呈与其他省份举人们的公呈一样，大旨皆以拒和、毁约、迁都、再战为要言，而都没有变法维新的内容，也没有康有为的签名。其他省份的公呈，当然更不可能有他的宝号了。
事实非常清楚：康有为根本没有参与“公车上书”！教科书所云，其依据不过是康党在事后逐次编织起来的宣传材料。
第一份宣传品乃是“光绪乙未（1895）上海石印书局代印”、同年又由广东文缘堂和文升阁刊印的《公车上书记》。该《记》说，康有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以四月“初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拟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第一天，集有“千三百”举人，但未定议。第二天，来者只有“数十百人”，“闻局已大定”，“群议涣散”。第三天根本没人来了，“议遂中寝”。真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使果真曾集有“千三百”举人，也并无定议，更谈不上什么联合签名上书、投递都察院、被拒绝接受等等了。
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的34天里，《申报》7次登出大版广告：“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寄售上海四马路古香阁书庄……每部实洋两角。”到了七月十一日，《申报》又登出豆腐干大小的一块广告：“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 本坊前售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因存数尚多，兹自七月十一日起，减价发兑：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要者请即购取。此布。四马路古香阁告白。”可知古香阁书庄只是“寄售”，而非真正的出版者。真正的出版者“都门友人”是谁呢？
1896年梁启超密函康有为：“……《第四书》粤中云已开刻……[3]前交与古香阁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车上书记》，彼恐不能获利，请改用小本，如《策府统宗》。此即万不可……商之别家，议复同彼。盖尝询之诸书贾，据云……《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而彼执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报馆自买机器印之。粤中能刻最佳……”可见“都门友人”就是康梁一伙。真相至此大白：原来《公车上书记》是康党自己炮制出来之后，交给古香阁书庄寄售的！不幸的是，尽管不惜成本做足广告，仍然卖不出去。新鲜出炉不过50多天，就要以近乎废纸的价格，一折两折大甩卖了！一年之后，古香阁老板仍然心有余悸，拒绝承印康圣人的其他大作（《策府统宗》是专供科举考试应用的小本“口袋书”，老板明知康党不会同意以此低格印此皇皇大著，借此推宕），任凭梁启超磨破嘴皮，执迷不悟如故。实在苦煞了梁任公，只好另想办法了。而从“粤中云已开刻”、“粤中能刻最佳”二语，可推断《公车上书记》的其他两刻本，也是康党亲力亲为的劳动成果。此情此景，对照康有为在其《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钞，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是时主和者为军机大臣孙毓汶，众怒甚，孙畏不朝，遂辞位》诗，题中所称《公车上书记》“为人传钞，刻遍天下”的豪言壮语，实令人忍俊不禁。
《公车上书记》卖不出去，达不到宣传效果，加之《公车上书记》牛皮吹得还不够大，特别是其中虎头蛇尾，第二、三天即已作鸟兽散的描述，实有损康圣人的英明神武。到了羽翼渐丰的1896年，康党有意重新包装，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由于书商们不肯为康圣人的千秋大业作出牺牲，拖了一些日子，直到同年梁启超所说的“报馆自买机器”终于实现之后，此书才由《时务报》馆印出。书中的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属草既定，将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递之。执政主和者恐人心汹汹，将挠和局，遂阴布私人入松筠以惑众志，又遍贴匿帖阻人联衔；尚惧事达天听，于己不便，遂于初八日趣将和约盖用御宝。同人以成事不说，纷纷散去。且有数省取回知单者，议遂散。”为了破坏康圣人的壮举，“执政主和者”不惜动用大量资源，又是派遣特务，又是遍贴匿帖，又是迫使光绪皇帝提前将和约盖用御宝。整个朝廷都被弄得团团转，则康圣人之伟大为何如哉！所以虽然仍是谈不上什么联合签名上书、投递都察院、被拒绝接受等等，但已可说是虽败犹荣，而且光荣得很了。
不过，康有为仍居国内之时，其编造英雄史诗的才能终究会因有所忌惮而未能充分发挥。1898年戊戌政变后，他跑到国外，就可以畅所欲言了。梁启超在海外发表的《戊戌政变记》说：“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宗旨则以变法为归……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由此，康党的牛皮跃上新的台阶：《上清帝第二书》不仅已有1300人连署，而且已经呈送到都察院了。只是都察院收到后，大臣压置起来，不为代奏于朝廷，实在可恶得很。
徐、梁两说，尽管都无疑是出于康有为的授意，却互有抵牾，殊不利于对外宣传。于是由康有为亲自出来统一口径。光绪二十四年（1898）岁暮，推出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在肯定梁说的基础上，作出权威性的修正：松筠庵会议之期改定为四月初六、七两日，“初六、七连日大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把“不为代奏”改为“却不收”，显然是康有为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如果只是“不为代奏”，则公呈应犹存于都察院，若较真起来，岂不是要露出马脚？好了，现在是“却不收”，公呈仍在康有为手里，世人无从查问，一切干净熨帖，天衣无缝。现行教科书所云，根据的正是康圣人最后一锤定音的这个版本。
正所谓“医得头来脚反筋”，康有为为都察院“却不收”制造的理由是“既已用宝，无法挽回”，殊不知由此露出了更大的破绽。原来，光绪帝确是在初八日谕准和约，但正式用宝加玺，却在初九日。而且，都察院从四月初四日起分批代奏各省举人公呈，且恰恰以初八日转递上奏的各省举人条陈件数为最多，共8件。初八日之后，都察院也并未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而拒收，而仍然不断接收并代奏，直至四月十五日，都察院还代递了江西、云南举人的条陈，故宫档案俱在，皆可稽查。所谓“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无非一派胡言。(www.xing528.com)
行文至此，情况已很清楚：所谓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签名上书、投递都察院、被拒绝接受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现在只剩下一个疑问：康有为说曾联络到1200余人（有时又说1300人）集会，这又是真是假呢？
康有为当然有领袖群伦的伟大抱负，并为此而煞费苦心，不遗余力。问题在于心想不等于事成。如果他真有这等本事，广东举人上书时，就该由他领衔了。但冷冰冰的事实是：广东公车上书不但不是由康有为领衔，而且根本没有他的签名！这显然不是他拿架子不想参与——那时他还是吴下阿蒙，哪有什么架子可拿！而是多数与其事的举人老爷们不愿接纳他，坚决拒之门外。至于梁启超、麦孟华等一两个康党当然拥护他，但势单力薄，无法把他拉进来。说这样一个在本省举人中近乎彻底孤立的孤家寡人，竟能振臂一呼，十八省（包括广东）1300名举人就纷纷奔聚其门下，岂非痴人说梦！
康有为1891年刊印的大作《新学伪经考》，信口开河，把一大批儒家经典都说成是伪经。结果遭人严劾，旨令毁版。《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其事云：“（光绪二十年）七月，给事中余晋珊（联沅）劾吾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时褚（成博）方劾（两广总督）李瀚章，而予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粤城谤不可闻。”陈景华绝非等闲之辈，后来加入了同盟会，是民国广东首任警察厅长。他是否确如康有为此处所云，已无可考。但康有为既如此说，则两人无疑是冤家对头。
康有为既然刚刚犯了“官非”，对他的“毁谤”更传遍广州城，使他成了众矢之的，广东上京会试的多数举人老爷们自然不愿与之为伍。加以领衔上书的陈景华又是康有为的死对头，康有为未能参与“公车上书”，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仍说他是“公车上书”的领导人！
（刊于《文史纵横》2005年第2期）
【注释】
[1]《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
[2]《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