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纵横》2001年第2期所载袁钟仁先生《碧琅玕馆春光常驻》一文,提到冼玉清教授1929年10月到北京,结识了张荫棠等名士。张荫棠是什么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张荫棠(?—1935),字憩伯,广东新会泷水乡(今双水镇,盖此处“泷”读作“双”音)人,清末户部侍郎张荫桓族弟。行文至此,恐怕会有读者说笔者弄错了:张荫桓明明是佛山人,怎么可能是张荫棠的族兄呢?其实,张荫桓祖籍也是新会,从他祖父开始,才举家迁居佛山,有的辞书想当然地把张荫棠的籍贯也说成是南海佛山,这必须纠正的。
与张荫桓相比,张荫棠在科场上要幸运一点,考到了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纳赀为内阁中书,翌年又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其后任职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二年(1896)随驻美公使伍廷芳赴美,为三等参赞。次年改任驻旧金山领事,不久调驻西班牙代办。
张荫棠在出国之前,即已关心西学。光绪二十二年,他串联了陈昭常、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以上皆粤人)、张元济、夏偕复等人筹设西学堂。经费无所出,他们就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呈文,请出面提倡。张荫桓最热心,约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张之洞、王文韶等人都有捐款,共得几千元。张荫棠等人就在宣武门内象坊桥租了一间大房子做校舍,严定章程,广购书籍,聘常驻教习一人,帮教一人,教授英文和数学,其中之一是严复的侄子严君潜。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1897年2月12日,时张荫棠已出国)开学,学生四五十人。西学堂虽非由政府部门正式出面筹办,但朝廷仍非常重视。当年十二月奏准改用严复另定的新名“通艺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召见张元济时,还特别问到通艺学堂的情况并作了指示。同年,通艺学堂并入筹办中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艺学堂是北京大学最早的前身。
戊戌政变后,张荫桓被革职充军新疆(后被杀),张荫棠也受嫌而去职,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复出为直隶补用道。是年初,英军第二次入侵我国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拉萨,旅居于青海、外蒙古。英国强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认为损害主权太甚,电示驻藏大臣有泰勿签字,并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梁士诒、张荫棠为参赞,赴印度谈判。翌年,在加尔各答展开交涉。由于英人态度强硬,谈判旷日持久,毫无进展。清廷命唐绍仪回国,由张荫棠继任全权代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中英谈判移至北京进行,唐绍仪复任全权代表。四月初四日(4月27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该约承认了《拉萨条约》,英国则承允不兼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清廷随即命张荫棠以副都统衔前往西藏查办事件。七月二十二日(9月10日),张荫棠由印度启程,十月十三日(11月28日)到达拉萨。达赖代理人及四噶布伦(达赖属下的四名政务长官)均亲自郊迎,藏民万余夹道焚香顶礼欢呼。十月二十日(12月5日)清廷命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来京当差,以帮办大臣联豫为办事大臣,张荫棠为驻藏帮办大臣。但张荫棠即电辞,请求查办事竣,即回京复命,获准。十一月十八日(1907年1月2日),张荫棠参奏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满、汉、藏官员贪污腐化、鱼肉藏民、媚外乞怜、颟顸误国之罪。清廷据奏将有泰等革职查办,全藏上下,民气大振,无不交口称赞。
张荫棠入藏后,每日接见噶丹池巴(噶丹寺法台,喇嘛教黄教总主教,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商上(西藏地方政府的会计出纳办事处,相当于财政厅)、噶布伦、三大寺(噶丹、哲蚌、色拉)大堪布(大住持)等,商议善后办法,据此制定了《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交商上和三大寺。商上百般推诿。十二月(1月),张荫棠亲至大公所会议,力陈“物竞天演之公理”,以印度、哲孟雄(锡金)之覆辙为戒,藏众感泣。他收集了西藏僧俗官吏、寺庙喇嘛讨论《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后提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治藏刍议十九款》提交外务部,内容包括优加达赖、班禅封号,厚给岁俸,复立藏王体制,代达赖专管商上事(其用意为实现政教分离);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一员,统制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宜;拨北洋新军6000人驻藏,三年后递撤回,改募土勇;招藏人10万为民兵,由中央派武备生统带训练,并供给军械子弹;接通巴塘至拉萨电报线路,赶修商路;广设六年制汉文学堂;鼓励开矿;革除重役苛刑,定出人口税则;设银行;办巡警;办汉藏文白话报,以激发爱国心,进以新知识;教藏民种茶等等。由国家岁拨经费200万办理。以上建议均为清政府采纳,确认为新的治藏政策纲领。三月初十日(4月22日),张荫棠向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提议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巡警九局,作为执行新政的机构,并为之创定草章。噶厦情愿遵办,张荫棠即会同驻藏大臣联豫,选派藏官筹办。(www.xing528.com)
五月初九日(6月19日),外务部电派张荫棠往印度西姆拉,与英方代表会商江孜开埠事宜。他乃将刚刚开始的新政和其他事宜交给联豫接办,六月三十日(8月8日)起程。张荫棠去后,新政落实者不多,至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只有分设9个局的措施付诸实行了。除工商、路矿、学务之外,其他6个局都大体遵照他提出的原则沿袭下来,直到西藏和平解放。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2日),张荫棠与英方全权代表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条约通商章程》。该约虽然承认英国在西藏各商埠享有“治外法权”,但否定了英国企图以西藏地方当局为直接交涉对手的妄想。故英国侵略西藏的急先锋和吹鼓手柏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这个条约的缔订,是驱逐英国势力出西藏,是他们在西藏从未遭受过的“约束”。
四月初五(5月4日),张荫棠离印回国。六月二十三日,授外务部右参议。次日,署外务部右丞。十二月七日(1909年1月8日),改署外务部左丞,宣统元年正月初三日(1909年1月24日)实授。六月二十七日(6月12日),任美、秘、墨、古公使兼宪政编查馆一等咨议。宣统三年(1911)墨西哥内乱,大批华侨被劫杀。张荫棠与墨西哥政府交涉,争还赔偿费310万比索。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九月初四(10月25日)他即辞公使职。翌年中华民国成立,张荫棠出任首任驻美公使。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不久辞归。1935年病逝于北京。著有《使藏纪事》5卷。
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评述张荫棠之治藏,说:“此最高委员所行改革,不适合拉萨大多数官吏之脾胃,故彼等行之颇为困难而不纯熟,但西藏人大都视彼为抵抗英国侵略之干城。彼又新立开发西藏之规划,故初甚得众心,其后计划未有结果,彼又喜干涉旧习惯,于是众望渐减,然西藏人今日犹多敬仰此‘海外驻藏大臣’也(因其由海道至拉萨,未经西藏东部陆路,故藏人称之为海外驻藏大臣)。”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说:“张荫棠在印与英交涉诸事……争回权利甚多,实为外交之良才,惟处于国势孱弱之时,其中仍不免有委曲求全之处,然贤于前任藏臣动辄授人以柄者,其亦远矣。”黄奋生《藏族史略》也说:“张荫棠是清末颇有抱负、远见,并有一定爱国主义思想而又清廉自持的人物。”“他的治藏方针的某些方面赢得西藏人民的若干好感和拥护。尽管这些具体措施最终因清朝腐败而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是他的主张却给西藏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西藏解放前,他的政绩仍在僧俗人民中间继续流传着。”他带到西藏去的一种花卉,直到今天还被藏民称为“张大人花”。
张荫棠查办藏事,何藻翔始终协助,贡献良多。何藻翔(1865—1930),字翔高,号溥廷,广东顺德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在外务部主事任上,随唐绍仪赴印度参与中英谈判。次年随张荫棠入藏,参与草拟有关奏稿、章程,后病逝于香港。著有《藏语》。此书今希见,尚幸华南师范大学李育中教授家中有收藏。
(刊于《文史纵横》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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