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育家、外交家周汝钧的成就

晚清教育家、外交家周汝钧（1858—1906），上番禺慕德里司南岗乡（今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岗村）人。南岗乡是多姓杂居的大村，其中之周姓，由于始祖不同，分为西周和东周，而东周又有一分支称庙前周。村中之周姓宗祠，属西周者为“周氏大宗祠”，属东周和庙前周者为“潜圃周大夫祠”和“信夫周中宪祠”。

周汝钧属东周一系。据《周一本堂大族谱》记，其始祖周柏庄是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十一世孙，堂号“一本堂”。周柏庄于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从广州西村弦歌坊迁来南岗开基立籍。^[1]从周柏庄开始，至今已有25代。据不完全统计，今日属该堂之周姓，有东周550人，庙前周400人，花都蓝田村700人，军田村200人，共约2000人。

始祖周柏庄原居村西南。七世祖周天统（1469—1527）重金买下村中东向地场，统一规划，20年间建成整齐划一精致美观的麻石脚青砖镬耳屋，横五间、深八座，40座住宅相连；又建祠堂、花厅，形成颇有气势的建筑群。其始建应在明弘治、正德年间，至今已有500年，仍相当坚固。可惜在1978年10月5日，一场强台风摧毁了其中四五间的“镬耳”，修复时改建成金字顶。其后，又有若干间住宅在维修时为预防台风再次来袭造成损失，亦改成金字顶。今天仍保持原屋顶结构特色的“镬耳屋”，已只剩11间了。

《周一本堂大族谱》记载至十三世祖而止。自十四世祖开始，即分属各支谱。周汝钧属《南山支谱》。其十四世祖周之则（1702—1797），字进文，号南山。

周一本堂代有名流。周汝钧的曾祖父，十七世祖周日新（1785—1854），字起彪，号辉谷。20岁考取邑庠生（俗称中秀才），翌年即在南海贤僚村设馆教学。清嘉庆丙子科（1816）中式举人后，设教馆于番禺县松州冈村，又掌教于香山县前山厅的凤山书院。道光壬午恩科（1822）中式进士，殿试二甲，钦点即用知县，分发湖南临湘县。道光五年（1825）到任后，观风问俗，平反冤狱。欲迎母就养，母以道远不行，即辞官归，署事未满三月。致仕后不复出，乃授徒养母，在广州海味街、雨帽街、双门底（今北京路）等处设教多年，每年都有100多名学生，门下人才辈出，仅入翰林者即有香山鲍俊等5人。后主讲香山阖邑丰山书院9年、广州禺山书院4年。1841年，英军进攻广州，他督率各乡团练，倡建升平公所，事定后力辞奖叙。周日新堂弟周日襄，道光壬辰科（1832）举人，任乐昌县儒学训导。又有十九世祖（不属《南山支谱》）周椿龄，为道光己亥科（1939）举人。^[2]

周汝钧，名常俭，字约存，别字节生，号省斋，为《南山支谱》二十世祖。兄弟四人，他是长子。1858年2月28日出生，12岁随叔父在广州卫边街广府义学读书，曾蒙广州知府冯端本当面奖励。16岁回乡；17岁在本族大祠堂任教；20岁到南海县浮山乡教学。1877年考取入县学广额第一名，后在学海堂学习3年。1882年应壬午科乡试，中式举人。1892年中壬辰科进士，钦点主事，分刑部贵州清吏司行走，兼刑部司务厅督催所。1893年回京供职，钦派顺天恩科乡试武闱收掌官。历充昭西陵工程监修、定东陵工程监督、东陵红场工程勘估监督。他为人和平忠厚，勤谨持身；安贫自适，不预非分之事，不受非义之财；慎交游而笃于故旧，能济人之急；无书不读，尤留心西学。1895年，曾先后任礼部侍郎、署工部侍郎的李文田在北京病逝，由他代理丧事。友人梁莘在北京去世，他亲自料理丧事，并代筹运棺木回乡，人皆颂其风谊。

1895年夏秋，北京的维新人士筹立团体，康有为欲自为领袖，然不洽于众，故团体尚未成立，即已于10月17日被排挤出局，离京南下。此后，汪大燮在11月10日致函汪康年、汪诒年说：“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11月19日，又致函汪康年、汪诒年说：“兄（汪大燮）初十左右即移居强学书局。”11月24日，再致函汪康年、汪诒年说：“强学书局已开，兄已于十月十一日（11月27日）移住局中。”^[3]由此看来，团体最后定名为京师强学书局，当在十月初一日（11月17日）成立，而强学会之名在北京则最终未采用。

《德宗景皇帝实录》1896年1月20日记：“御史杨崇伊奏《京官创设强学书院植党营私请旨严禁》一折……着都察院查明封禁。”但2月4日又记：“本日御史胡孚宸奏《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一折，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寻议，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特派大臣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人，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由管理大臣详定章程，定期开设。从之。”^[4]按总理衙门2月5日覆奏谓：“查（胡孚宸）原奏内称：京师近日设有强学书局，经御史杨崇伊奏请封禁……惟局中所储藏讲习者，首在列圣列训及各种政书，兼售同文馆、上海制造局所刻西学诸书。绘印舆图，置备仪器，意在流通秘要图书，考验格致精蕴。所需费用，皆系捐资集股，绝无迫索情事。所刻章程，尚无疵谬。此次封禁不过防其流弊，并非禁其向学……请旨饬下总署及礼部各衙门悉心筹议，官立书局，选刻中西各种图籍……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该御史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自系为讲求实学培养人才起见……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所需经费，由总理衙门于出使经费项下，每月提拨银一千两……至建设学舍地方，或假官房，或租民宅。”^[5]其后，工部尚书孙家鼐上《官书局奏定章程疏》称：“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1896年3月4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设官书局请派大员管理》一折，着派孙家鼐管理。钦此。臣……与原办书局诸臣悉心酌度，谨拟开办章程……一、藏书籍……一、刊书籍。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一、备仪器。拟设游艺院，广购化学、电学、光学诸新机，矿质、地质、动物、植物各异产，分别部居，逐门陈列……一、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为教习……一、筹经费……一、分职掌。上年部院诸臣开设书局，仓猝举办，草定规模，议事尚未画一。今拟将局中诸物，各分职掌……所有在局办事诸臣职名，另单开呈御览。一、刊印信……以上七条……此外兴办局务翰詹科道部院诸臣，皆出于诚恳之心，忠勤之念，但期创开风气，增广见闻，臣亦鉴其初心，一概不请奖叙，不支薪资。”^[6]周汝钧1898年3月6日在香山县榄山书院制订的《学规》说：“曩在京师，偕同志诸公联设强学书局，讲求时务。”^[7]可见他也是京师强学书局的发起人。该书局虽一度曾有“封禁”之议，但最终还是得到朝廷肯定，并纳入正式编制。周汝钧等人无偿为国家出力的“诚恳之心，忠勤之念”，还得到孙家鼐的褒扬。所以周汝钧提及此事时并无忌讳，且引以为荣。

根据总理衙门和孙家鼐奏折中的意见，官书局应附设学堂。此事不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德宗景皇帝实录》1896年6月12日记：“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着该衙门议奏。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至所请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该管大臣，察度情况筹办。从之。”^[8]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述更详：“本年七月十三日（1896年8月21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议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内，京师建立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况，妥筹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臣查本年正月总署原奏，请立官书局，本有建设学舍之说，臣奉命管理书局，所奏开办章程，亦拟设立学堂，延请教习，是学堂一议，本总署原奏所已言，亦即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亟应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以切时用。”^[9]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终于开办。《德宗景皇帝实录》1898年7月3日记：“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10]这段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北京大学的最早萌芽就是京师强学书局，周汝钧等京师强学书局的发起人对北京大学的创立有重大的贡献。

周汝钧对北京大学创立的贡献还远不止此。他在京时，与张荫棠、陈昭常、夏偕复、张元济、曾习经、何藻翔、颜廷佐等部曹同结“健社”，同学洋文。^[11]1896年，周汝钧、张荫棠、陈昭常、夏偕复、张元济、曾习经、何藻翔等人筹设西学堂。经费无所出，他们就向总理衙门各大臣递呈文，请出面提倡。户部侍郎张荫桓最为热心，约了同僚数人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一共捐了好几千元，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他们就在宣武门内象坊桥租了一座大房子作校舍，1897年2月12日开馆，严定章程，广购书籍，学生四五十人，聘常驻教习一人，帮教一人，教授英文和数学，其中之一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严复又为西学堂另定新名，奏准改称为通艺学堂。通艺学堂开办早于京师大学堂，时人称其“能得风气之先”^[12]，在社会上颇有影响，朝廷也十分重视。《德宗景皇帝实录》1897年12月17日记：“先是刑部主事张元济等于京师设立通艺学堂，学习西国语言文字，具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将学堂教习，酌给奖叙，暨成业学生，仿照广方言馆学生例，调考录取。至是议奏奖叙教习，拟三年期满，著有成效，由该学堂出具考语，禀由臣衙门核办，有官人员，准其保加升阶，无官人员，准作监生一体乡试。再留三年，始终不懈，准以府经历县丞归部铨选。其成业学生情愿投效同文馆者，应准随时报名，听候调考，惟必须由该学堂出具凭单，将该学生所习何业、成就、分数、考试等第，详悉注明，由同文馆查核，再行调考，以防冒滥。从之。”^[13]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接见张元济，特别问及通艺学堂“有学生若干人？作何功课？”指示“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14]勉以“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15]同年戊戌政变后，张荫桓被革职充军新疆，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通艺学堂难以独立运作，遂将校产造册移交筹建中的京师大学堂，通艺学堂由此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内。^[16]周汝钧1898年3月在榄山书院也提及此事：“后又创建通艺学堂，初名西学堂，后易今名。今在堂肄业者已数十人。”^[17]可见通艺学堂虽为时短暂，但已如光绪帝所期望，培养了一批西学人才，并且为中国发展现代模式的高等教育立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1897年5月7日，周汝钧因母亲去世，丁内艰回籍，初在广州城内豪贤街租屋暂寓。1898年，他应聘到香山县榄山书院掌教两年。他在3月6日为该书院确定了中西结合、开放宽松的教学宗旨：“汉儒经学，宋儒理学，各诣其极，无劳轩轾。诸史为考证得失之林；文选熟精，亦资词藻。诸君子宜就其性之近，专习一书，或经史，或性理，或词章，或研究国朝掌故，如《会典》、《圣武记》、《东华录》诸书，或练习时务，如外国史记、公法律例、格致（自然科学）诸书□有用之学，将心所领会及所得、疑义自行札记，朔望考问，以备商榷。”榄山书院原来与当时大多数同类书院一样，其教学内容仅限于应付科举考试必须的八股文、试帖诗和与此相关的骈体文。要作彻底的变革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科举考试仍是士子们主要的晋身之阶，完全废止这些“应试教育”的内容，将意味着书院关门。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周汝钧还是尽可能把新鲜的空气带进了古老的书院：“本书院时文（八股文）试帖之外，尚止兼课律赋，今拟增课经解、史论、杂体诗及时务题，庶学古通今，蔚为有用之材。”^[18]在旧式书院讲授西学，周汝钧尽管不是第一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先驱者之一。

其后，周汝钧出任广州学海堂学长。当时城北高唐乡盗贼猖獗，十八社诸乡推举他和李峭岩同办城北团练总局，他出任局长。曾在越南抗法、台湾抗日的名将刘永福当时驻军广州北郊，曾派员教勇丁练枪。知县亦来查看奖励。地方赖以安靖。后由经费不足而退办。

1901年秋，美国旧金山的南海、番禺、顺德三邑侨商聘请周汝钧为金山三邑会馆董事主席，每年酬金1000元，另程仪700元。当时三邑侨民与恩平、开平、新会、台山四邑侨民常有龃龉，周汝钧多方劝谕，极力和解，商民感服。时美国政府又对华人实施新的苛例。华人在美国从商者，往往由于业务不景等种种原因转为做工，美国政府对其本国公民此类情况从无限制，但对华人却不问情由，有生意凭照者，一经做工，即指为犯例。“工商部作虐，分布暗差，扬言举全美华民，一律清查”，甚至“施放洋枪，民心惶惶”。周汝钧为此代表华侨起草了禀帖，请驻美公使就此与美国政府交涉。^[19]

出使美、日、秘大臣（即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当时称西班牙为“日斯巴尼亚”）伍廷芳任命他为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随员。后因总领事何祐患病回籍，他又被任命护理旧金山总领事，月薪库平银200两。从前任领事者，凡商民有事请办，都要先说情，再具呈文。周汝钧接任后，出示晓谕华侨切勿械斗；并谕商民可便服随时进见，有时不必拘于禀帖，可用函递。闲暇时他就走访商家，咨询利弊，力为保护，尤得华侨之心，大为报馆所称赞。由于他办事勤谨，伍廷芳又派他往檀香山查办前领事杨蔚彬（即杨西岩）贩卖私烟、拐卖人口实据，并查副领事古今辉，往返为时1月。后伍廷芳先行回京，由周汝钧的同年沈凤楼参赞代办出使大臣，其间周汝钧曾获显邦五品顶戴功牌。^[20]

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宫中文物，多有散失。1902年夏，美国海关在入境人员的行李中发现了清宫文物，美国政府即照会伍廷芳，请他派出专业人士亲往看过，要证明这确实是中国朝廷之物，美国政府方肯交还。伍廷芳以周汝钧在朝中任职多年，对国典朝事深有研究，遂函谕何祐，饬其邀周汝钧往美国海关看阅。经周汝钧6月6日前往鉴别，证实这批文物是雍正朝玉册，共玉版10片，其册文满汉合璧。^[21]7月3日，周汝钧又偕领事馆随员、翻译等数人，到美国海关看视乾隆朝玉册，及玉玺5方。他十分感慨地说：“宗庙藏弆之宝，流落外洋，为足恫耳……赵璧完归，亦不幸中之大幸也。”^[22]

1903年，周汝钧任职期满归国，3月16日到家。年底，由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奏请赏加四品卿衔。随即就东莞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兼总教习之任，训迪后学，整饬校规，为东莞人士所称道。1906年暑假回乡，时值番禺县开办中学堂，阖邑绅士投筒公举他为监督。当时他正背上长疮，在广州城内就医，仍勉力工作，亲自遴选聘任教员，议定章程规则。由于病情恶化，群医束手，他在10月14日回到家中，15日去世，竟来不及见到中学堂开课的一天了！丧葬之资，由其弟锦生代为张罗。身后萧条，仅存书十余柜而已。^[23]

周汝钧曾孙周绍煊藏有周汝钧之“进士”、“钦点主事籤分刑部”和“诰命”共3方匾额，基本保存完好，这些匾额和周氏故居一起，应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

（未刊稿。部分内容刊于《文史纵横》2006年第3期）

【注释】

[1]《周一本堂大族谱》，手写本，无页码，周绍煊家藏。

[2]《南山支谱》，手写本，无页码，周绍煊家藏。

[3]见汪叔子：　《京师强学书局考》，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1999年版。(www.xing528.com)

[4]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5]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7—398页。

[6]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2—424页。

[7]《学规》，周汝钧手稿，周绍煊家藏。

[8]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5—426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11]《南山支谱》手写本，无页码，周绍煊家藏。

[12]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1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14]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2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页。

[16]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页。

[17]《学规》，周汝钧手稿，周绍煊家藏。

[18]《学规》，周汝钧手稿，周绍煊家藏。

[19]《禀为洋人搜册华旅受害恳请美廷论驳以恤侨旅事》，周汝钧手稿，周绍煊家藏。

[20]《南山支谱》手写本，无页码，周绍煊家藏；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3。

[21]《阅雍正朝册宝恭记》，周汝钧手稿，周绍煊家藏。

[22]《阅乾隆朝册宝并玉玺恭记》，周汝钧手稿，周绍煊家藏。

[23]《南山支谱》手写本，无页码，周绍煊家藏；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