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与丘逢甲：粤海新说

丘逢甲（1864—1912）是近代与黄遵宪齐名的爱国诗人，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出生于台湾淡水厅（今苗栗县）。1889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告假还乡。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丘逢甲当时任全台义军统领，防卫台湾，遂联合台绅，上书清廷，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勿割台湾。力争无效之后，他和一些绅士商议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并致电清廷，表明：“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1]日军登陆后，丘逢甲抵抗失利，弹尽饷绝，被迫离台内渡，回镇平定居。他同情变法维新，1900年1月，曾应康有为之邀到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共商救国大计。^[2]

这时容闳和丘逢甲还没有见过面，但已为一致的政治目标而同时奋斗。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容闳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两策，“第一策：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暇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中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3]张之洞完全接受了容闳的建议。一方面，他立即致电在美国的容闳，派容速赴伦敦借款1500万元。容闳抵伦敦不及一月，筹商借款已就绪，惟担保品尚未指定。容闳托中国驻英公使转电清政府，请以关税为抵押。总税务司赫德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不允所请，借款无成。^[4]另一方面，张之洞向朝廷建议：“可与英公使、外部商之，即向英国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盗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保。借款还清，英自无从窥视台湾，其权在我。如照此办法，英尚不肯为我保台湾，则另有一策，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此乃与英国家有大益之事，必肯保台湾矣。”^[5]

容闳、张之洞的押台保台计划，得到包括丘逢甲在内的台湾绅民一致支持。经张之洞授意，台湾巡抚唐景崧于1895年4月20日约见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向他“介绍一个由台中和台北绅士的负责人士所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表示愿把台湾交给英国，中国保留主权和地税，英国取得行政权和各种捐税”。^[6]这些捐税，“包括对煤、樟脑、茶叶、黄金和硫矿收税”。^[7]丘逢甲当天正视察义军防地，未能参加会见，但作为台湾地位最高的士绅，他肯定是赞同此事的。4月28日，他在第二次刺血上书时说：“万民誓不服倭……现闻各国阻缓换约，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是安心弃我台民。”^[8]隐示他对押台保台计划的支持。

光绪帝本来对张之洞的建议已颇重视，读了丘逢甲的血书，更深受感动，当即下谕：“本日又据唐景崧电称，绅民呈递血书……台民誓不从倭……着李鸿章再行熟察情形，能否借三国阻缓之词……详筹挽回万一之法。”^[9]经过容闳和丘逢甲的共同努力，押台保台的计划终于成了清廷的最高决策。但列强权衡利弊之后，都对日占台湾条款采取不干预的政策，计划落空了。丘逢甲转而成立“民主国”，自主保台，事败后内渡。容闳亦于1895年初夏应张之洞之邀，回到国内，任江南交涉委员。

1896年，容闳辞委员之任，到了上海。这时，梁启超正任上海《时务报》主笔，鼓吹变法维新，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容纯甫（闳）在此见数次，非常才人也，可以为胜、广。”^[10]梁启超把容闳视作陈胜、吴广，即说明康门师徒在主张变法维新方面，与容闳议论相合；同时也说明康门师徒自命为开创新朝的刘邦，而只想利用容闳为马前卒，“为王前驱”，并非坦诚相向。按照中国的传统史学观点，称人为“陈胜吴广”，实贬义大于褒义。不过，当时容闳一心致力于中国富强，视梁为同志，当然不可能知道梁的真实想法。

同年，容闳到了北京。1897年底和1898年初，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先后到达北京。容闳自述，“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11]在戊戌政变发生前夕，康、梁遣谭嗣同劝袁世凯起兵围捕慈禧太后时，两人都到容闳所住的金顶庙等候消息。康有为还说，9月19日，“闻袁知变不奉命云。容纯甫欲请美钦使，然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康）却之。”^[12]次日，康有为逃出北京。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再出“训政”。李提摩太记，同一日，“梁启超及谭嗣同私自见我，对我说已经有谕捉拿他们。我们商讨办法保护皇帝，他的性命是在极危险之中。我们决定了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是美国籍民，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我自己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设法去保护皇帝。但是不幸得很，美国公使已去西山，而英国公使在北戴河。”^[13]容闳其后亦离开北京，居于上海租界。1899年初，他又到了日本，与康、梁会合。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离日本往加拿大，16日抵温哥华。容闳同行，任书记及翻译。^[14]不久，康有为前往英国，5月31日抵伦敦，企图说服英国政府扶助光绪帝柄政，未遂，返回加拿大。梁启超在1898年10月26、27日，曾在日本以笔谈方式告知志贺重昂，谓容闳会来日本以陪同康有为赴英美。^[15]则容闳很可能也随康有为到过英国。

此后，容闳迁居香港。1900年1月，丘逢甲到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共商大计。但容闳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可能是有事离开了香港。

1900年1月27日，康有为离开香港，2月1日抵达新加坡。3月，丘逢甲受广东当局派遣，往南洋调查华侨情况，随即到了新加坡。容闳3月末也到了新加坡。^[16]

康有为、容闳、丘逢甲在新加坡共商起兵勤王事宜。容闳曾面询新加坡一警官：英国是否愿支持维新分子之武装起义？此一起义可能于三阅月后发生。容希望召集500美国人参加。^[17]是时梁启超致信其堂兄梁启田谓：“丘仙根（逢甲）进士倡率屋闸。”^[18]4月23日，梁致信康有为说：“先生左右不可无一深通西文亲信之人，以资策划备交涉之用……菲岛之事（按：指联络菲律宾义军参与勤王），或劳纯老（容闳）一行，则甚妙。”^[19]在获悉容闳已出发赴美后，梁又于4月29日再致信康有为说：“纯老来美，大善，可以为各处保皇会增力。弟子前信因以日内大事在即，夫子左右不可无一通西语之人，故阻其行。今见此次来书，大约去事尚远，能抽暇一来最妙也。”^[20]可见容闳与丘逢甲之分工合作：容争取外援，丘则回内地发动起义。

容闳离开新加坡时，丘逢甲写下了《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即送西行》三首：

吾国有爹亚，将为欧美游。艰危天下局，慷慨老成谋。新运开三世，雄心遍五洲。南华楼上话，一夕定千秋。

七十尚如此，吾徒愧壮年！挑云叩阊阖，救日出虞渊。异域扶公义，神州复主权。柬之原来老，终仗力回天。

廿载知名久，相逢瘴海春。亚洲数先达，岭表有奇人。南出终张楚，西行更哭秦。风云看勃郁，万里送飞轮。^[21]

容闳离开新加坡，即回香港；3月31日与兴中会骨干谢缵泰讨论了政治局势；4月2、3日又分别与谢缵泰及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密谈联合与合作的问题；4月4日，乘“中国皇后”号邮船赴美。^[22]7月23日，唐才常在上海召开“国会”，到会的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国会”的主要宗旨是创造新自立国，请光绪皇帝复辟。但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于8月22日失败，唐才常殉难。而孙中山恰在8月22日由横滨秘密返国，29日回到上海。9月1日，容闳和孙中山同乘“神户丸”前往长崎。两人在船上相识，一见如故。以后，容闳就逐渐疏离康有为，转而支持孙中山。1908年7月14日和1910年4月13日，他两度致信谢缵泰，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23]

新加坡分别之后，容、丘从此天各一方，再无缘相见，但思想的演变却相当一致。丘逢甲在1900年6月初返回香港，中旬返抵汕头，得知鼠疫流行，次子丘琰、四子丘球均遭疫夭折，全家人已迁回镇平淡定村故居。等他回到镇平，三弟丘树甲又染疾身亡。丘逢甲遭此巨痛，精神大受打击，而在鼠疫流行，人心惶惶之际，也难以按原计划组织队伍起义了。

康有为在庚子勤王运动中，向华侨索取了大笔捐款，却未用来发动起义。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康有为答应汇来的军费迟迟不至（根本没有汇出！），以至一再推迟起义日期，因而消息泄露，遭敌围捕。丘逢甲的好友、捐款最多的南洋富商邱菽园因此与康有为断交，并多次登报痛斥康有为“结党营私”。1900年之后，丘逢甲也不再与康有为联系了。

1906年，丘逢甲的好朋友、两广查学员刘士骥到南洋视学，与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梁应骝商议在华侨中招股，回国兴办实业。1907年12月，刘士骥联络了欧、梁和保皇会的另两名骨干叶恩、刘义任回国谒见广西巡抚张鸣岐，确定了创办振华实业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银矿，并修铁路、开银行的计划。1908年7月，张鸣岐奏准清廷，派刘士骥等五人赴美洲向华侨招股。

据张鸣岐向两广总督袁树勋报告，“矿师容觐彤，广州香山人，在美洲矿业专门出身，办矿多年。现经探明天平山矿苗丰美，订购机器，用新法开采，将来可望获利”。^[24]刘士骥聘请容闳的儿子为矿师，可能与丘逢甲的推荐有关。

自庚子勤王以来，康有为不断侵吞公款，挥霍无度，包括欧、梁、叶、刘在内的广大保皇会成员都对康深感不满。得知振华招股后，康有为仗着和刘士骥的老交情，想乘机插一手，就写信给刘士骥，要他排斥欧、梁、叶、刘，而由康的堂弟康有孺和亲信汤铭三掌振华财权，刘士骥认为康、汤与振华毫无关系，断然拒绝。

刘士骥一行从美洲招股300万元（实收股本100万元），偕同容觐彤于1909年5月14日返抵香港。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要求截留一半股本，不得逞。次日，刘、容回到广州，即向两广总督署申领购运炸药文凭，准备一领到文凭，就到贵县采矿。不料5月27日晚，康有为和徐勤派出八名凶徒，将刘士骥刺杀于其永安里寓所中。

对刘士骥的死，丘逢甲极感悲愤，拟了一副挽联：“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25]以此公开宣告与康有为彻底决裂。此后，他也和容闳一样，全力支持革命党人，在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广州“3·29”起义中，都曾尽力营救革命党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独立，他出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部长；12月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出席独立各省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会议。会议前夕，他在上海谒见孙中山，交谈甚欢。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丘逢甲随即被举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2月25日病逝。

1911年5月，容闳在美国突患中风，卧床不起。武昌起义之后，他异常兴奋。12月，他连续写了几封信给谢缵泰，欢呼革命的胜利，提醒革命者警惕袁世凯的阴谋，并请谢缵泰转达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祝贺。1912年1月2日，他又直接写信给孙中山，就外交、军事、财政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恳切的建　议。而孙中山也在1912年1月间去信容闳，恳请他归国以巩固共和。但容闳已病重，4月21日在家中去世。

容闳与丘逢甲的出身和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但都先后参与了抗日保台、维新勤王和共和革命的实际斗争或策划活动，并都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之际差不多同时去世。两人毕生虽只有一次短暂相聚，但从丘逢甲的三首诗来看，可谓肝胆相照，友谊深厚。

（刊于《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丘晨波：《丘逢甲年谱》，吴宏聪、李鸿生主编：《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www.xing528.com)

[2]丘琼：《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2页。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诗话上》。

[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115页。

[4]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张之洞：《致总署》，《张文襄公全集》卷七七，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7页。

[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1—222页。

[7]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5页。

[8]《中日战争》（第6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页。

[9]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　《清季外交史料》卷11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5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5页。

[1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12]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1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14]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5页。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16]容应萸：《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7]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

[1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2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21]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22]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23]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24]刘作楫：《康梁徐谋财害命铁证书》，广州1910年版，第11页。

[25]刘仁光：《刘氏历代族谱》，1993年油印本，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