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昌机器厂两代东方举赞、孙英德与方逸侣合作

现时通用的大、中学教科书，都提到最早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发昌”号。中学教科书说：“1866年，方举赞、孙英德在上海虹口创办了发昌机器厂。”^[1]大学教科书说：“1869年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是由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开始采用车床而出现的。”^[2]但即使是大学里研究中国近代史甚至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对发昌机器厂及其创办人也知之不多。发昌机器厂的创始人方举赞（1820—1906，或写作“方赞举”）和孙英德都是广东香山左埗头村人，与孙中山故里翠亨村相隔只有几里路，孙英德还是孙中山的远房宗亲。

方举赞15岁到上海，在一家小打铁铺当学徒。满师后打铁为生；还往返沪、粤间，跑单帮贩卖杂货。后结识在外商船厂“老船坞”当工头的同乡人方帝，遂又通过与“老船坞”买卖旧铜皮、铜钉营利。1866年，方举赞邀请素以打铁为业的同乡人孙英德到上海，两人合伙集资二三百元，购置了一些简陋设备，在“老船坞”对面，即虹口外虹桥东堍附近（现东大名路、旅顺路处）创办了发昌号铁铺，专门为“老船坞”锻制修配桅箍等轮船零件。创办时规模不大，只有一座打铁炉，四五个工人。当时外国人称他们为“发昌先生”。1869年，方举赞以200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官办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一个外国技工的月薪）购置了两台车床，工人增至10余人，不久又采用了蒸汽动力设备，名称亦改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工种有锻冶、焊接、车削等。^[3]

1873年3月16日，发昌在《申报》登广告，招揽铸造生意。1876年，又以“发昌铁厂”之名在《申报》刊登广告，称该厂有自制“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出售。在方举赞之子方逸侣（1856—1930）的主持下，发昌制造了排水量115吨的轮船“淮庆号”。1877年，发昌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脚踏车床。并在《申报》刊登广告说：该厂“专造大小轮船机器，已造起数艘，快马如飞……兼造门市车床、汽锤、铜铁器皿”。^[4]发昌所造小轮船，其长度在20—100英尺。可见此时发昌厂不但已可接受订造实用于航运的轮船，还担当了“机器母厂”的角色，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879年，方举赞告老还乡，方逸侣接替父业。他自幼在上海读书，通晓英文、数理化，既会绘图、设计，又懂机器的实际操作。在这个既受过现代教育，又经过实践磨炼的新一代企业家主持下，发昌厂发展迅速。到1884年，发昌厂的经营业务已有铜铁翻砂、铁工、订制锅炉引擎、炮架、机器修配制造，包括出售自制大小火轮、车床、汽锤等等。到1890年，发昌厂已占地3亩，前店后厂，扩为翻砂、制模等5个车间，有“水汀炉子间”供应机器动力，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1台、对径圆盘铡床1台，雇工300余人，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近代机器工厂。除机器厂外，发昌还设有相当规模的船厂和三开间门面的发昌五金店，业务广泛。

1887年，发昌厂为清政府黄河治理工程成功制造了一条平底双暗轮机器刷沙挖泥船，名为“泰通号”，长70尺，宽15尺，一小时可行30里。同年8月11日，《申报》发表消息，称赞此事：“不但为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方逸侣也称：“当制造时，俱用华人。故其驾驶也，亦不须西人为船主（船长）。”^[5]1893年，发昌厂制造的“汉阳号”轮船卖给朝鲜华侨商人，航行于济物浦（今仁川）与汉城（今首尔）之间。同年6月2日，上海《北华捷报》载文说，汉阳号的成功，“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

19世纪90年代初，正当发昌厂技术成熟、渐入佳境之时，英商耶松、祥生船厂已兼并了上海大量外资船厂，几乎垄断了当时整个上海的船舶工业。与之相比，作为民族民间机械制造业的佼佼者，在残酷的商战中硕果仅存的发昌厂虽奋力自强，终究资金微薄，又没有自己的船坞，难以竞争。甲午战争后，耶松船厂将发昌厂作为兼并的对象。在耶松船厂的竞争下，发昌厂连年亏损，工人下降到60余人。1899年，不得不交由耶松船厂租办。1900年，又被迫以4万元的低价把工厂全部卖给了耶松船厂，成为其一个车间，仅仅保留了发昌五金店。

发昌厂被吞并后，方逸侣出任德商禅臣洋行买办。1905年起，任江南制造总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委员。1906年，方举赞去世。同年，发昌五金店关门停业。至此，历时40年的发昌号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方逸侣与近代著名小说家、广东佛山人吴趼人（1866—1909）是莫逆之交，在吴趼人的传世之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我们可以一睹方逸侣的音容笑貌。

1884年，吴趼人来到上海，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当抄写员，后来，又以“学生”的身份在图画房学习机械制图。他刻苦自学，虚心求教，掌握了近代科学知识，对机械制造尤有心得。1909年12月，他的好友李怀霜在《天铎报》发表《我佛山人传》以为纪念，中谓其在制造局时，“尝自运机心，构二尺许轮船，行驶数里之外，能自往复”^[6]。对祖国、对科学技术、对船舶制造的共同热爱，使他与方逸侣结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8、29回中，描述了两人各自制造的两艘小火轮船（可以航行的船模），更以此牵线，带出了小说中的“我”（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与发昌厂的少东家方佚庐（方逸侣的谐音）、江南制造总局的画图学生赵小云（作者本人的另一个“影子”，吴趼人名沃尧，字小允）结识的情节。其中当然有艺术加工，但无疑以真实生活经历为蓝本。

小说中的方佚庐，学贯中西，“从小就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7]。在第30回中，他痛斥官办江南制造总局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听者佩服地说：“几时得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他谦虚而自信地回答：“我又懂得什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接着，他举了一例：江南制造总局总办专请一个外国人设计制造　“保民”船。图样出来后，中国工师梁桂生指出设计有严重错误，总办“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拒不接纳。结果造出的船不能正常行驶，总办只好放下架子与梁桂生商量。梁出尽恶气后，换舵改龙骨，才走得动。方佚庐评论说：“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哪怕他是个外国化子，也看得如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他还指出，制造局“没有一处不糜贵。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得。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还要和中国工师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8]这段描写揭示了当时中国已有一批成熟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在官僚体制的重压下远不能尽展其才的可悲事实，发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反对愚昧无知的外行领导内行，迫切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他还是社会阅历丰富的“老江湖”，在第50回中，机智果断，配合警方一举擒获3名借赌行骗的歹徒。

至于孙英德，唯知光绪年间，东莞上沙乡孙氏大宗祠落成，左埗头孙氏宗亲所撰贺联有孙英德具名。当时左埗头孙氏所送两副贺联如下：

庙貌庆重新，想当年乐业安居，德绍江东传岭表；

宗支同衍派，看此日源长流远，泽由莞水播香山。

左埗头坊裔孙英德、俊堂、俊连敬撰

萃子侄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

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www.xing528.com)

十八传俊邦、俊棠敬撰^[9]

据孙中山胞姐生前保存的《孙氏家谱》所载，孙氏先祖从东莞迁居香山，一支定居左埗头，另一支居住在涌口，后面一支在香山辗转迁移，最后定居翠亨村。^[10]翠亨孙氏一直与左埗头孙氏互相承认为宗亲。1912年5月，孙中山回乡时与其兄孙眉以及妻子、女儿都曾在左埗头孙氏宗祠与宗亲合影。^[11]孙英德作为左埗头后裔为东莞大宗祠致送贺联，应是族内较有地位或经济状况较好者，这也与他在上海参与创办企业的经历相合。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更多关于他的资料。

（刊于《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注释】

[1]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大学历史系本科教材，李侃等编：《中国近代史》（大学历史系本科教材），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1页。

[3]本文关于方举赞创办发昌的过程，参看了吴祈生：　《上海最早的民族机器工厂——发昌机器厂》，《上海志鉴》1990年第1期。

[4]任百强：《小说名家吴趼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5]上海机电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机电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6]任百强：《小说名家吴趼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7]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8]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6—261页。

[9]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图版17，内文第423页。

[10]据翠亨孙中山纪念馆收藏之《孙氏家谱》。

[11]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图版13、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