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会围攻广州-借师助剿计划的失败

咸丰四年（1854），在太平天国的推动和影响下，广东三合会发动了该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起事。三月二十二日（4月19日）陈娘康起于潮阳县，陷惠来县城；其后潮州三合会蜂起，围攻潮州府城。全省各地三合会亦同时纷纷响应，顿成星火燎原之势。广州一带，五月初四日（5月30日），陈显良起于番禺新造，立大营，命部下屈金、陈四留守，自率千余人北渡珠江，进驻广州东郊燕塘、三宝墟、龙眼洞一带，发展至数万人。五月十五日（6月10日），何六起于东莞石龙，先后陷东莞、增城县城。六月十一日（7月5日），陈开起旗据佛山，拥众十余万，东进至广佛之间的大沥。六月，李文茂起于广州北郊江村，南下佛岭市（今新市）立大营。六月十九日（7月13日），甘先起于花县，破县城，南下佛岭市与李文茂会合。此外，林光隆起于番禺大石，卢昌起于广州东郊冼村，人数较少的队伍，更不胜枚举。数十万三合会武装水陆合围广州，六月二十六日（7月20日），开始发起总攻。七月二十八日，何六亦率主力会攻广州。

时被困于广州城内的清吏朱用孚在其《摩盾余谈》中记：“计自七月至十月，水陆环攻一百余日，陆贼自三元里至三堡〔宝〕墟列营二十余里。水寇由西绕东，樯橹云集，如环无端，贼百计环攻……惟城中米食军火已竭，饷道中断，附城各乡不从贼而助官军者，惟大沥九十六乡、大圃二十四乡而已。佛山贼亦因大沥诸乡梗路，不得径达省北，以是相持。大沥练长举人麦佩金等遣人求助军火于省，无以应。”^[1]于是，“9月间，广州的士绅们聚会商议向当局提出请求外援以拯救这座城市，建议得到叶（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赞许。”^[2]两个月后，这一提议已见诸实际的军事行动。

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一队清军从船上登岸，会合大股大沥团练向佛山进发，挫败而回。一星期后，清军乘船从澜石登岸，绕攻佛山，结果遭到更惨重的失败。关于此役，有以下记载：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广东一豪商备置舰队运兵向佛山，与三合会战。三合军大得胜，掳获清军弁四五十人，且杀戮其无数兵士。捕获人中，遇英美两国人即释之，惟清兵士五百人悉被杀。后又战于珠江，即用此舰队，攻破清军舰四十四艘。”^[3]

“（1854）11月10日，官军从船上登岸，会合一大股团练向佛山进发。这次进攻没有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红巾军从上次官军的进攻中吸取了经验。当旗军从船上登岸，开始向城市进发时，一些红巾军悄悄跟在后面，迅速缴获了三艘快速帆船、七艘护卫船、十六艘战船。然后，他们把战船上的大炮转向在他们与佛山镇之间的人，交叉火力的硝烟散去后，一千五百名官军失踪或死亡。”^[4]

“九月末旬，兵船五十余只，夷人华船三只，围困佛山匪营，水陆已不通矣，乃海水干涸，兵船湾泊搁浅，难于移动。坡山贼船四百有余，船小梭转，且值顺风，会合各处贼船同救佛山，官兵大败，杀溺千余，夷人死亦数十。”^[5]

对这里提到的“夷人华船”，英人艾特尔《在中国的欧洲——1882年以前的香港历史》作过说明：“由于海盗剧增和清朝税务机关的普遍瘫痪，给走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因而在香港产生了对欧洲式船只（划艇lorchas，音译为‘绿壳’——译者）的极大需求，这种划艇是由当地的华人商号租用或购买来为帆船队护航，或经营不定期的沿海贸易。约翰·包令爵士通过了两项法令（1855年第4号和1856年第9号），对这种活动予以支持。根据这些法令，凡是在殖民地内租有皇家官地的中国居民，属他们所有的划艇可以在殖民地政府注册，并可悬挂英国旗。”^[6]

这里说的欧洲式船只“划艇”（lorchas），实际上是“快速帆船（用中国索具的西式船）”^[7]。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就是载重100吨的这种“划艇”。^[8]可见《鹤山麦氏族谱及舆图记事论略》所说的“夷人华船三只”，也就是《大门口的陌生人》所说的“三艘快速帆船”。至于平山周所说的“豪商”，从清朝广东当局与外国人的接洽一向通过十三行商人的惯例，以及后面将要谈及的另一次“借师助剿”通过行商进行的事实，可肯定为十三行商人。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此为十三行商人得叶名琛赞同后，奉其命所策划的第一次“借师助剿”。具体做法，是组织一支装备欧式战船的外国雇佣军，协同清军两栖作战，一举收复佛山，结果以惨败告终。

佛山之役爆发前，广州的军事形势已有变化。由于给养匮乏，闰七月初六日（9月7日），陈显良撤离燕塘回师新造；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三合会武装主动撤出佛岭市，广州陆路基本解围。而陈显良回新造后，何六亦率部南下与之联合，加上鲤鱼仔、何伯祥、何博奋等所谓“波山艇贼”，组成雄厚的水上武装力量，从南面威胁广州。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新造三合会船队突袭东圃，阵斩外委朱耀宸，俘杀署守备曾鹏高、欧茂松。十一月十九日（1855年1月7日），清军守备曾琪、外委钟光率船队行至车陂口，被新造船队抄截全歼。拥有2000条战船的三合会船队在佛山与黄埔（今海珠区新滘镇黄埔村，下同）之间任意行驶，攻击省河各炮台。

广州再次岌岌可危，绅商们也再次要求“借师助剿”。也许是鉴于上次组建的雇佣军太不中用，这次他们要求“借”的，是英国的正规军。“叶制军坚不允。臬司沈棣辉一日乘危力请，方许行。”^[9]咸丰四年十月十八日（1854年12月7日），一向拒绝与洋人交往，特别是拒绝洋人入城的叶名琛致函包令，请求英方“襄助捕灭震扰省城贼匪”。十月二十二日（12月11日），包令复照，一面装腔作势说“英国办公之意与本国成规，凡遇外国有外敌内患之事，俱袖手旁观”；一面又表示，“观此情形急迫，兹即定于二十四日与水师军门数号起程，前赴省垣。”包令到广州后，与叶名琛派来的属员会谈两次，“面述本公使甚愿与贵大臣在彼此公署和睦相见，面酌要务等词，嗣后寂无回音。”^[10]这是包令的讹诈手法：如果叶名琛同意在城内督署会面，就造成了英人入城的既成事实；如果叶名琛不同意，包令就不肯“借师助剿”了。由于叶名琛始终不肯在城内相见，这一轮的“借师助剿”流产了。

无可奈何之余，广东当局依然回到组建外国雇佣军的老路上去，但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决定加大投入，增强战斗力。约在十二月（1855年1、2月间）^[11]，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Hunter）正在中和行行栈走廊午睡，行主潘文涛（铭官）通报天宝行梁经国（经官）来访。梁经国说，当局已决定借用外力，授权他对任何一个能打下新造的人赏赐25万元；在“外国总司令”统一指挥下，有3000名装备精良的清兵协同作战。他建议亨特出任这一职位，保证亨特可以采用任何觉得合适的方式，可以自由选用人员。

随后，亨特邀请英国领事A.W.E.同往新造一探虚实，与何六和陈显良交谈后回到商馆。他在一两天后，“请梁经国到潘文涛的一号行栈来，一切条件商定后，就和他签订了一纸合同。他交出一张二十五万元的鹰洋银单，订明在清除了全部匪徒后付款，随后又交出二万五千元为定金。”^[12]亨特随即召唤在澳门的德林克，三四天后，德林克到达广州。经商议后，决定由亨特在内主持，德林克在外活动。广东当局给德林克发了“委任状”，任命他为“水师提督”；德林克找来了在香港的科利西船长（Captain Creasy），任命他为“副提督”。“在非常短少的时间内，德林克就从黄埔、香港、澳门各地，将一群可以想象出的各种各样的极其怪异的亡命之徒，收集在他的无形的旗帜下。”^[13]有英国和美国的水手、澳门的船员、印度水手、马尼拉士兵和南非黑人共125人。他们乘坐在澳门买的快速帆船（“划艇”）“大黄蜂号”（Homet）到了黄埔后，部分人再分配到组成“水师提督舰队”的其他3艘船上，即：“副提督”的座舰、约80吨的单桅船“警戒号”（Vigilant），各约20吨的“粗而坚号”（Rough and Tough）和“粗而速号”（Rough and Read）。德林克还购买了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大炮。

除了想得到赏银外，亨特供认，他和梁经国都想乘机大捞一笔，一旦打下新造，“就马上把那里的茶叶运到广州。为了这个打算，我命令我所代理的三艘轮船，即约八百吨的‘河鸟号’（River Bird）、四烟囱的‘广州号’和‘火花号’（Spark），准备接受特别的任务。”^[14]布置妥当后，他会见梁经国，告诉他明天夜半进攻新造，叫他转达清方官员，以便3000清军协同作战。

然而，第二天上午11时，刚刚从上海赶回广州的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Maclean）得悉此情，认为会惹出麻烦，即传唤亨特，促使他通知德林克放弃计划，解散出征队。结果，“那班人被给了钱遣散了……三只快艇归还给他们的主人。武器、弹药和大船等等则卖掉了。”^[15]克林德被带到公使面前接受训斥。

此后，广东官府通过梁经国向亨特索回定金。亨特当然拒绝，梁经国也不以为然，两人商定由梁提交领事裁判所裁决；结果当然有利于亨特：裁决定金不必归还，并由领事签字盖章证明。“审讯完毕后……梁经国高兴地和所有的人握手……他说：‘现在成功了，官员们见到领事的签章就大为害怕了。’”意思是当他把盖着领事馆印章的判决书向官员们呈上时会说，如果他们再纠缠下去，“领事馆就会要他们举出理由，那时会因此发生很说不定的情况。”官员们就不敢再啰嗦了。结果果然如此，此事就此结束。^[16]

正月二十日（3月8日），陈显良率领水军，放弃新造大营，绕道狮子洋和顺德县境，经肇庆进入广西，“借师助剿”之议自然消失。但已发生的三次“借师助剿”表明，当时十三行商人在广东当局的对外交涉中仍有影响。而在其中的最后一次中，行商的立场表明，较之官府，他们与外商似有更多的利益共同点。

（刊于《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www.xing528.com)

【注释】

[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6页。

[2]卫三畏：《中国总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页。

[3]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6页。作者为日本人，故文中的“十一月”当为公历。

[4]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这段记载的依据是英国领事马礼逊的报告。

[5]麦秉钧：《鹤山麦氏族谱及舆图记事论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中），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6页。

[6]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7页。包令是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

[7]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8]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4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

[10]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60页。

[11]亨特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从其自述经过分析，10天左右）组织了雇佣军，但随即被遣散；此后约一个月，清军占领新造。见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19页。而清军占新造在咸丰五年正月二十日（1855年3月8日），时间由此推定。

[1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8页。

[13]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9页。

[1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0—1871页。

[15]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6]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2—1873页。对第三次“借师助剿”经过的叙述，上引《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第1862—1875页和《旧中国杂记》第95—122页分别提供了不同的中译文，可相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