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家的市头隐语：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

再回过头说“七钱二兑足”。当时清朝实际实行银本位，以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而曾长期作为唯一外贸港口的广州，以西班牙殖民帝国铸造为主体的银元，成了最主要的通货。当时在广州，一个银元的币值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故曰“七钱二兑足”。日人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有《广信四月十六日发》记此项赎城费云：“义律索银四百三十二万，即洋钱六百万元，限七日内交清。”可为明证。近见某报记者之文，谓“七钱二兑足”是说这笔赔款分摊全国，每人是七钱二分云云，这样的想象力委实太丰富了。

有人解释“七钱二”的来历说，“在清末民初，我国所铸一元面额的银币——‘龙银’、‘袁大头’、‘孙头’等银元，每枚重量均为七钱二分（旧衡）”。这固然是事实，不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远远未开始自铸银元之时，在广州一个银元的币值已大致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此其一。每枚银元所含白银重量其实不足七钱二分，不过因为其使用远较中国的银锭和碎银方便，而且成色稳定，铸造精美，中国当时的技术无法仿冒，故信誉良好，得以升水而与白银七钱二分等值。清末民初我国所铸一元面额的银元，每枚重量确为七钱二分，但其中10%是铜，此其二。具体可参阅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亨特的《广州番鬼录》。

今天，中国不再以白银和银元直接作为货币，但“七钱二兑足”这一换算关系在广州俗语中仍留下了印记。

广州人形容钱太少，会说“斗令咁多”。还有句讥讽人愚蠢自大又“扮嘢”的俗语：“猪头炳，扮老醒，其实唔值个斗令。”“斗令”何解？首先，如上文所说，一个银元的币值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而广州商家流行所谓“市头隐语”，用十个字对应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即：支、辰、斗、苏、马、令、侯、庄、弯、享十个字，分别对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斗令”就是“三六”，具体指三分六厘银，按“七钱二兑足”来算，也就是半个银毫（1元=10毫。清朝在20世纪初已自铸银元、银毫，还有半毫、双毫）。沿袭下来，1949年后仍有人（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笔者）把五分钱叫做“一个斗令”。顺便说一句，清末广州饮食业出现了“二厘馆”，每位茶钱白银二厘（实际埋单时折算成钱币）。有人说是“二厘钱”，错了。(www.xing528.com)

关于“猪头炳”，也应说两句。旧时广州市井中人往往把名字带“炳”的称“猪头炳”，带“昌”的叫“番薯昌”，带“六”的叫“大鸡六”，带“广”的叫“大只广”，带“德”的叫“龟公德”，带“成”的叫“大头成”，带“才”的叫“大难才”，带“荣”的叫“猪肉荣”。其故安在，殊难索解；唯“龟公德”可能取意于广州城南的归德门。

“斗令咁多”究竟指少到什么程度？清末民初专为富家大户婚丧服务的仪仗店，为五六甫一带的鸾章、大富贵等店号。铺底所存，就是喜轿、灵轿两用的八座肩舆，彩亭、绸亭、头锣、伞扇、衔牌、执事（即木制的金瓜斧钺等叫做执事），及金漆食箱、朱漆饼盒之类。一呼而集的伕役，动辄一二千人。此辈穷人乞丐，仅获一餐半饱。当时广州有童谚云：“烂醒，抬亭，捞翻个斗令。”1934年《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1911年沙南疍民调查专号》（调查工作结束于1933）记二沙头南部居民各类职业人平均月收入，其中棹艇11.75元，田工9.04元，商业14.15元，机器工人47.85元。这份调查报告还指出：“全沙南的生活程度，正是处在入仅敷出的界线罢了。换言之，他们的收入仅足以糊口，没有盈余，也没有闲钱去寻求什么娱乐的。”沙南居民各类职业人平均日收入已远远高于半银毫，尚且如此，则“斗令咁多”之少，可想而知。这个调查报告还足以说明，陈济棠时代广州的民生其实远远不如某些人说的那样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