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方文献记载，三元里之役击毙了一个名为“霞毕”的英军。此“霞毕”究系何人？姚薇元先生说：“霞毕应作毕霞，当即Becher之译音。”[5]此说久被视为定论，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中。
这个“无疑”的结论其实大可斟酌。
第一，《筹办夷务始末》有关各奏与奕山等人的悬赏告示（详见下文）均作“霞毕”，其他文献亦几乎全部作“霞毕”。唯一的例外是梁廷枏《夷氛闻记》，作“毕霞”。《夷氛闻记》成书年代，前人多谓系道光末咸丰初，不确。从书中提及太平军占小孤山，安徽臬司张熙宇败走（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十四日，即1853年2月21日）及“广东癸卯（咸丰三年）乡试”来看，当成于咸丰三年之后。书中固有部分内容为作者亲身经历，但关于三元里抗英一段，则作者未与其事，全部采自传闻或录自他书，只能视为二三手史料。而《筹办夷务始末》和悬赏告示均为第一手史料，又有其他大量史料为旁证。今为迁就Becher之对音，遂舍第一手史料及大量旁证不取，而独信二三手的孤证，似近于削足适履。
第二，英方官私文献均明确指出Beecher（姚先生作Becher，似漏一字母e）是疲劳过度中暑而死。[6]姚先生引奥却他朗尼《中国战争记》，谓“英陆军少校Becher亦被杀死”，[7]而《中国战争记》原文实作“中暑死了”。[8]
有人对中暑而死之说提出质疑，理由是中暑不可能致死，英方记载显然是有意掩饰。其实，中暑可致死，此本为常识，无待多言。谓英方为掩饰失败讳言Beecher被杀，并无根据。英方记载均用英文，目的不在对华人宣传，殊无隐瞒Beecher战死的必要。西方人认为，军人在战斗中被杀是光荣的，如故意把战死说成病死，反而是对死者的侮辱，必然为死者亲友所谴责。且当时在广州战死之英军军官，有“宁罗得”号之福克斯少校，“摩底士底”号之费哲拉得大副，英方均未讳言，今谓其独讳言Beecher战死，殊不合情理。
第三，当时广东官民对侵华英军中级以下官兵的姓名并无途径侦悉（个别在浙江被俘者除外）。Beecher仅是一名少校，与中国方面无直接接触，三元里乡民知其名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可见，谓“霞毕”当作“毕霞”，亦即Beecher之说，实为牵强附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所载《英军在华作战记》，将Beecher另译作“毕秋”是正确的，近时一些出版物在引此资料时，擅改“毕秋”为“毕霞”，殊不足取。而且，由于毕秋死于中暑本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今谓毕秋即三元里乡民颜浩长杀死之“霞毕”，就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颜浩长不过是砍下病死的毕秋的首级去报功。
“霞毕”之谜，从上文提到的悬赏告示中不难找到答案。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1841年5月24日），即三元里之役的前几天，奕山等出示颁发赏格，谓“能擒义律来献者，赏洋银十万元，奏赏四品翎顶”：“能擒义律以下头目伯麦、马哩逊、颠地、担臣、霞毕等来献者，赏洋银五万元，奏赏五品翎顶。”[9]这6个人中义律、伯麦是众所周知的侵略军头目，马哩逊与担臣（一译罗伯聘）均为翻译官，地位虽不高，但经常参与谈判，宜为广东当局所知，且视为重要人物；颠地是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霞毕既与以上5人同列于赏格之中，必然也是英国侵略者中较为奕山等人了解的头面人物，而不会是默默无闻的毕秋。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也收录了这份悬赏告示，他认为“霞毕”即是英国军舰加略普号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10]这个判断是可信的。理由如下：
一、荷伯特是英国海军高级军官，1841年初率舰队攻占沙角炮台及虎门诸炮台，5月24日复率其舰队攻击省河诸炮台，为英军入侵广州扫除障碍。[11]他是侵华英军上层人物之一，在入侵广州之役中一直充当先锋，后来还因“功”封为爵士。奕山等知其名，把他列入悬赏擒拿的名单之内，是合乎情理的。
二、“霞毕”是Herbert最近似的粤语对音，而当时英国人的中文译名多从粤音，尤其是在广东。当然，荷伯特并未在三元里一役中被击毙，甚至极可能根本未参与此役，但这一点并不影响“霞毕即荷伯特”这一结论的成立。类似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中屡见不鲜，如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1841年6月13日）奕山等人的奏折谓“于南岸擒斩头目一名，据其密报，系属伯麦”。[12]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1842年3月15日）大宝山之役，清方报谓击毙夷目巴加，《道光洋艘征抚记》更称“歼其头目巴麦尊”。[13]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1842年6月13日）奕经的奏折夹片也说：“逆目郭士力实系受伤身死，指证确凿。”[14]实则全属误传。以此例彼，可知实际情况是：颜浩长在三元里之役击毙一名英国军人，其他人附会死者为悬赏告示中提到的霞毕，并据以上报。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1841年6月2日）奕山等人奏折谓：“见一夷目手执红旗，心悬护心铜镜，众云即是逆夷先锋霞毕，经义勇颜浩长突去砍倒，立即枭首。”“众云”二字，可为佐证。该奏折接着又并提在南岸擒斩“伯麦”一事，谓：“现在内外乡民，众口一辞，远近传播，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奴才等仍恐含混影射，必须另委曾识二逆官弁，验看真确，再行按格奏赏。”[15]这也说明击毙伯麦、霞毕“二逆”之说，同为传闻附会之辞。事实上，后来从未“按格奏赏”，说明传闻并不“真确”。
（刊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注释】
[1]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3、119页。
[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8—119页。(www.xing528.com)
[3]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9页。
[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6页。
[5]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6]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6部分“外人记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8]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7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5页；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0—241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178页；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10—415页。
[1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页。
[13]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137页。
[14]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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