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义勇向占据城北四方炮台的英军发起进攻，旋诱敌深入，分割包围，英军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四方炮台。《平海心筹》、《道光洋艘征抚记》等私家著作均谓是役毙敌二百余，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著述皆从此说。而近十年来的一些中国近代史专著在叙及此役时则对此显然持保留态度。实际上，私家记述确有失实的可能，对照档案史料加以鉴别，诚属必要。
关于三元里之役的歼敌情况，奕山先后有两份领衔奏报，均称据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高遇等察报，“三元里等村义勇邓彰贤督率义勇颜浩长等，砍毙先锋霞毕一名，又手执红旗夷目一名，黑白夷匪十余名”。[1]
有人认为，由于奕山等人指挥的官兵在5月21日至25日的广州战役中连战皆败，而三元里义勇一战而捷，击毙大批英军，使官兵相形见绌，故奕山等人要缩小义勇毙敌数字，以掩饰自己的无能。这种看法大可商榷。
第一，清朝官吏的战报诚然往往不实，但都表现在讳败为胜、冒功、夸大歼敌人数、缩小己方损失等方面，而绝对找不到故意缩小战果的例子。(https://www.xing528.com)
第二，官兵在广州战役中确实吃了败仗，然而，在奕山等人的奏报中，道光皇帝看见的却是“大捷”：“四月初一日（5月21日）开仗之后，官兵用炮轰击，及水勇焚烧，共大小兵船九只、大舶板十只、小舶板十八只、火轮船一只。”“以上统计共被炮火击伤溺水淹毙及登陆截杀黑白夷匪九百余名，汉奸一千五百余名，带兵大小头目约有十余名”云云。[2]官兵的纸上战绩既如此辉煌，自然不会因为三元里义勇毙敌二百余就相形见绌。因此，奕山等人完全没有缩小三元里之役的战果的必要。
第三，据奕山等人的奏报，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是“前任四川提督张必禄在石门发给火药”，并令“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高遇等”、“督率力战”的结果。[3]既然奕山等人在上奏时确实大言不惭地把三元里义勇也算作自己统率的武装力量，把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冒为己功，他们就绝不会缩小战果，贬低“自己的”功劳。由此可见，谓奕山等人奏报的数字缩小了战果，是不合情理的。奏报称三元里义勇击毙英军十余人，当比私家记载的二百余人更接近事实。
至于英国官方报告，则称5月30日，即三元里之役的当天，英军死5人，伤23人。[4]当然，英军缩小己方伤亡数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对照中英双方的官方报告，三元里之役击毙的英军应在五至十余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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