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广州五口通商取代了战前的广州一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汕头、琼州、北海等商埠也相继开放。由于上海接近主要出口商品生丝和茶叶的产区，且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长江出口处，经济腹地大于广州，民众排外斗争亦不如广州激烈，开埠后遂取代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其他商埠的开放也缩小了广州的贸易额。1851—1860年间，广西、湖南、广东的频繁战乱，尤其是1854年爆发的广东三合会大起义和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经济的严重破坏，外贸一蹶不振。1844年广州对英国出口总额为3340万元，1855年为690万元，较1844年减退81.9%[1]。以后虽渐有好转，但直到1869年，仍未恢复到1844年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冲击下，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随着战乱的结束，由60年代中期开始，广州一带的商品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为出口提供更多的货源，又为洋货提供更大的市场。外贸因此逐步回升。从总的趋势来看，1843—1864年间为明显下降期，1865—1894年间为缓慢上升期。根据海关关册统计，1894年广州进出口总额为2952万海关两，1903年为6820万海关两，比1894年增长221.3%。(www.xing528.com)
鸦片战争后广州的出口商品，前期仍以生丝、丝绸、茶叶为主。1846年广州茶叶出口货值17199374元，占出口总额74.17%。[2]80年代后期，茶叶出口由于不敌印度和日本茶的竞争而锐减，生丝出口则继续扩大。1871—1875年间，广州平均每年出口生丝945吨，1891—1895年间增长至年均1373吨。[3]其他较重要的出口杂货有糖、地席、猪鬃、桂皮、瓷器、爆竹等。进口货初期以鸦片、棉花、棉纱、棉布为主，其后洋米进口愈来愈多，煤油、火柴、肥皂、洋酒等货在广州也日渐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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