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战国或此前的《山海经·海内经》记：“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此所谓“番禺”，显然是指广州一带的百越民族的祖先。把“始为舟”之事归于番禺名下，说明早在战国时代之前，总体的经济文化远较中原地区落后的广州一带的百越民族，在造船方面却已处于领先地位。《淮南子·齐俗训》称：“越人便于舟。”《淮南子·人通训》又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据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报道，在西沙群岛的甘泉岛等处发现了石斧、石锛、陶网坠、夹砂陶器和压印纹硬陶等，明显具有古越族文化特征。西沙群岛由珊瑚礁构成，无可供烧制陶器的黏土，而压印纹硬陶的陶片，其胎土近似瓷土，说明这些石器和陶器来自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区域。由此推断，新石器时代的广东沿海越族先民，已可驾船远航，而较近西沙群岛的粤西海岸，更有地缘上的优势。
帝俊即帝舜，也就是虞舜。史籍谓虞舜南巡时逝世，葬于九嶷山，提示其与南方诸族有较密切的关系。《山海经》指其为番禺之祖父，要非无因。相传虞舜所作的古歌谣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此歌作者是否确为虞舜，无可稽考，但其产生时期仍应相当早。中国位于季风气候带，所谓“南风之时”，是指依时而至的东南季风。它何以能“阜吾民之财”呢？最合理的解释，当是随东南季风来到（或回到）沿海港口的中外商船，带来了滚滚财源。此殆与后世南宋诗人刘克庄所说的“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之意境相近。或者有人会怀疑在新石器时代的岭南是否可能有对外贸易。然而欧洲考古学家发现了不少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商品已在相隔遥远的部族之间长途贩运的证据，如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贩运到南欧，而在丹麦则发现了产地十分遥远、适于制作优质石器的黑曜石。这一类商品交换已可称为对外贸易。青铜时代以后，外贸更为活跃。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非洲象牙五株、波斯银盒一个、乳香若干，结合以上文献记载，这些来自非洲和西亚的特产，可说明在航运和远洋贸易方面，古代岭南实领先于中原。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出土一只铜提筒，其腹部饰战船纹带，有海船四艘，描绘了一支船队押着俘虏由海上凯旋的情景。古代军事航海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此纹带反映了南越国已有可观的海上力量。《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见海陆交通条件使广州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广州之为外贸中心，在当时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www.xing528.com)
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有力地说明，广州从形成名为“番禺”的居民点开始，就是一个河口海港，其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国内居领先地位。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最晚在秦汉之际，广州已成为重要的都会，是各类商品——包括由海外进口的奢侈品——的集散地。也就是说，广州从其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商业城市，它的兴起和繁荣首先归功于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推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