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史事新说：香山文化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设立的广东香山县，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诞生地。原县境包括今天的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广州市番禺区、佛山市顺德区的部分地方。

香山立县以前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少。自秦至南汉，这一带还是五桂山、黄杨山等一系列岩岛，为广阔的海洋所包围，与珠江三角洲海岸之间，隔着一个相当大的海湾，沧海烟波，水天一片，但也开始有沙堤、沙栏或沿岸沙坦的堆积。这些岩岛和三角洲平原一样，很早就有人在此聚居。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市先后发现了石岐马山岗等2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贝丘遗址，出土了大批新石器晚期的文物；在翠亨下沙村的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铜斧。珠海市也在金鼎、香洲、前山、南屏、淇澳、东澳岛、三灶岛、横琴岛等地发现了3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在淇澳岛、三灶岛、前山、南屏、金鼎、拱北等地，发现了由夏商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澳门则在路环岛发现属于新石器中期（距今约6000—5000年）的黑沙遗址下文化层；在路环岛的竹湾、黑沙、黑沙北、路环村和九澳还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距今约5000—3500年）的古文化遗址，出土大量陶器和石器。最受人注目的是水晶环玦类玉石饰物及其半成品，黑沙第一层水晶环玦作坊资料相当齐全，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在高栏岛发现的宝镜湾岩画，其制作时间有先后，大约从新石器晚期开始。这些岩画表现了香山先民生活和劳动的情景。其中的天才石、大坪石、藏宝洞岩刻，都描绘了船只和船上人物。天才石岩画的船上，有桅杆和帆。大坪石岩画描绘了20多人手舞足蹈庆祝大船出海归来的场面。藏宝洞岩画则以四艘在海中排列的船为中心，展现了先民在房前屋后舞蹈祭祀的场景。^[2]在拱北的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霏细岩磨制的双肩形石锛，这种石料附近未见出产，当来自西北方的南海西樵山。^[3]西樵山遗址已被确认为华南新石器时代以制作双肩石器为主的大型石器制造场，因其石料优良，持续数千年供给（可能通过交换）来自珠江三角洲以至更遥远地方的原始居民使用^[4]，这说明当时通过航运进行商品交换，或乘船赴远方采石制器，对香山先民已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海岛的环境，航海的风险，造就了远古香山先民不惮艰险，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群体性格和海洋文化特征。而数量不菲的出土玉器、高制造水平的玉器作坊（就当时而言）和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岩画，则反映他们在披荆斩棘，创造物质财富，为生存奋斗的同时，也致力于对美和艺术的追求创新。岩画的制作，有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海上航行平安、捕捞丰收、氏族兴旺之意，它起了鼓舞士气、加强氏族凝聚力的作用，体现了“文化是一种生产力”。香山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这个优良的“蓝色文明”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并不断发扬光大。

秦统一中国之后，香山文化受到中原文化更为直接的影响。秦汉时期，香山地区属南海郡，在澳门路环岛曾发掘出秦汉时代的陶器碎片和汉代的五铢钱。中山翠亨平顶山出土汉代铁锄、陶纺轮。珠海唐家鸡山村公路边，曾发现汉代墓群，掘出大量陶器，其中一个经粘补复原的大陶瓮，以及圆腹足碗等器物的形制与广州地区西汉中晚期所出同类器物几无二致，颇具西汉时期的特征。在金鼎镇麒麟头山，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出土了一批随葬的陶器。这说明早在两汉时期，香山地区虽是僻处一隅的海岛群，人口不多，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岭南中心地区并无明显差距。中山翠亨平顶山曾发现隋代印花青瓷碗、豆。珠海南屏镇小市村，也发现隋唐时期村落遗址，地面暴露黑釉、青釉的瓷片。唐家的横沟埔有一处唐至宋的村落遗址，村落屋宇地基痕迹依稀可见，并发现有宋代布纹瓦、瓦当、瓷碗、烛台等。^[5]

唐代香山属东莞县。当时五桂山名为香山。北宋《太平寰宇记》说：“东莞县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可见其享有近于“世外桃源”或今日所谓“香格里拉”的美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东莞县在五桂山所在的岛上设镇，即以山名，称香山镇，驻地濠潭（今珠海山场）。唐代香山镇亦名文顺乡。地如其名，其文教确有足称者。香山镇人郑愚，自幼聪颖勤学，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擢第，授秘书省校书郎。懿宗咸通（860—873）初年，委为桂管观察使、礼部侍郎。僖宗中和（881—884）初年，受命出镇南海郡，以抚绥功召拜尚书左仆射，在位3年，任内病逝。文献称其“家世殷富，驺僮布满山谷，皆纨衣鼎食”^[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香山的社会发展水平。其诗多散佚，存者有五言排律《泛石岐海》一首：“此日携琴剑，飘然事远游。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渔浦扬来笛，鸿逵翼去舟。鬓愁蒲柳早，衣怯菱荷秋。未卜虞翻宅，休登王粲楼。怆然怀旧侣，徒尔赋离忧”。^[7]旧说此诗作于出镇南海时返里览胜，然从“此日携琴剑，飘然事远游”来看，当是早年离乡赴长安之作，表达了诗人既眷恋故乡，又以天下为己任，决心以身许国，不实现教士富民的使命誓不还乡的壮阔情怀。远游天下，心悬家国，近代杰出的香山人士，如陈芳、容闳、孙中山等等，亦无不如此，可谓历史的传承有以致之。

至南宋初年，香山人口已近万户，有田397顷66亩，秋粮1278石，其中278石上缴东莞县。但香山与东莞县衙隔珠江口，运粮时常为海盗所劫。^[8]为适应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东莞县令姚孝资采纳香山石岐进士陈天觉改镇为县的建议，请州上奏朝廷，结果准奏，并划东莞、番禺、南海、新会4县部分岛屿归香山县，一个全由河口海岛组成的新县就此诞生。

明代以后，香山的冲积平原加速形成，原来宽阔的石岐海不复存在。大约到了明朝末年，石岐以北大部分地区已淤积成陆。香山虽与邻县仍为水道分隔（今亦如此），却不再是海岛县了。不过香山人依然保持着面向大海，开拓万里波涛的文化特征。同时，香山人既处海疆，也就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守土之责。

15、16世纪，欧洲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从1513年开始，怀有侵略野心的葡萄牙人陆续来到中国，珠江口的东莞和香山首当其冲。明嘉靖元年（1522）夏秋之间，根据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Dm.Manuel）的命令，准备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出任首领、建筑城堡、开辟市场的科蒂尼奥（Martin Afonso de Melo Countinho）率6艘船，共300多人，从马六甲抵达广东海岸的西草湾。“西草湾”之名，可见于明万历九年（1581）刊行的应槚《苍梧总督军门志》的“全广海图”中，在澳门半岛以南的海域中。同刊于万历年间的郭棐《粤大记》海图则有“西草澳”，是澳门半岛以南的一个海。可见，西草湾位于澳门半岛以南，凼仔、路环附近一带。至于《明世宗实录》二年三月条记为“新会县西草湾”，当是因为根据《粤大记》所载，香山巡司官兵隶属于海防要塞广海卫（广海今属台山市）；而新宁（今台山）虽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已由新会析地置县，但据康熙《新会县志》卷3《事纪》记，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广海卫仍为新会县管辖，守军的禄饷亦由新会县供给。无论如何，西草湾在香山范围内是毫无疑问的。

此前，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沿海肆意杀掠，罪行累累，故葡萄牙船队一到西草湾，就遭到明水师的迎头痛击。前引《明世宗实录》二年三月条记：“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师截海御之……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儿丁甫思多减[灭]儿（按：即Martin Afonso de Melo的对音，也就是科蒂尼奥）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思死之，余贼亦遁……都察院复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9]葡方文献亦记载：科蒂尼奥经过激战终于杀出海面，但损失两艘船，中国人也有损失。葡萄牙人惨败，数十人被俘，其中一些人因伤势严重而死，另一些人因饥寒身亡，23人后来在1523年9月23日被处死。死里逃生的科蒂尼奥在1522年10月底回到马六甲，1525年回到里斯本。^[10]

香山西草湾之战宣告了葡萄牙人征服中国计划的破产。葡萄牙海盗商人被明朝政府明令拒于国门之外，遂流窜于浙、闽、粤沿海，从事走私，辅以劫掠，但在明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虽时或得手，却无法摆脱困境，十分狼狈。一些头脑清醒的葡萄牙人开始有所悔悟，表示愿遵守中国法律和平贸易，终获得接纳。1556年1月15日，葡萄牙中日贸易船队队长索萨（Leonel de Sousa）写信给葡王的兄弟路易斯（Dm.Luis）亲王，汇报了有关的经过：“我辗转中国三载。生意一笔接着一笔，可获利菲薄。中国各处港口堡垒森严，船队严阵以待，决不允许我们从事贸易……皇帝……恩准一切商人纳税贸易，惟独心肠狠毒的佛郎机，即葡萄牙人在禁之列……于是，我传令各船严加防守并要求与我同行的葡萄牙人不得从事任何会再引起当地人群情激愤之事，亦不得重蹈覆辙……人们推举我议和，商定习惯上缴纳的关税……我们已非早期之葡人……广州城海道遣人议和定税……商议的结果是，我们必须遵照习惯按百分之二十纳税……于是，在华商务出现了和局，众人得以高枕无忧做生意、赚大钱。许多葡萄牙人前往广州及其他地方行商。所到之处，总算有了几天舒心的日子，自由经商，无拘无束……因为中国物产丰富且质量上乘。商人可大获其利，顷刻家资巨万而不必绞尽脑汁。商人不一定要葡萄牙人不可，因为他们不甚守法，所到之处名声狼藉。这与中国的情况格格不入，华人平和、守法”。^[11]

曾在反侵略战争中痛歼葡萄牙海盗的香山人民，在对方有改恶从善之意后，又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精神和既往不咎的务实态度。初时，广东当局指定香山浪白澳为葡萄牙商船的锚地，一度有五六百名葡萄牙商人在浪白岛寄居。^[12]浪白岛后与连湾山相连，后又并岸，今统名北水。据光绪《香山县志》卷4记载，连湾山南面的文湾山（今名南水）也有葡萄牙人泊居。浪白澳今已淤浅收缩为珠海市平沙的南水与北水之间的南水沥了。由于浪白澳距离商业聚落过远，交通不便，大约在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进入澳门半岛居留贸易。

葡萄牙人侨居澳门后，来者日众，贸易蒸蒸日上。在广东当局的默许下，在服从中国政府管治、交纳各项赋税的前提下，他们自发形成葡萄牙人内部自我管理的行政组织，实行有限的自治。而中国政府对澳门派驻地方行政官员和驻军，依然拥有完全的主权。^[13]1837年12月5日，澳门议事会就致信印度总督指出：“本居留地并非葡萄牙征服所得，只是中国人不断特许葡商居住。”同一天，议事会还上书葡萄牙议政会指出：“称澳门为……征服地系无稽之谈，过去一直向（中国）皇帝缴纳，现在仍然在支付地租及沉重的船钞……何时葡萄牙人征服了澳门？皇帝未将其赠与，现仍收地租。本澳居民及其财产仍在沉重的税收之下，何谓此系葡萄牙领土？”1839年9月26日，澳门法官巴士度（José M.Rodrigues Bastos）在致函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长时也直言不讳：“这块土地是中国的，为此，我们每年向中国皇帝缴纳地租。”约半年后，他进一步指出：“葡萄牙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即便这一所有权也是有限的。”^[14]足证在1845年里斯本非法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及翌年阿玛勒出任澳督之前，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并未损害中国的主权。

明中叶澳门开埠以后，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向欧洲打开的窗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地、交汇点。天主教士将欧洲的科学技术通过澳门带入中国内地，而中国的文化又通过澳门传入欧洲。这个文化领域的交流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自然科学、工艺制造、美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它催生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最终也促使中国的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难以估量。有关论著已多，这里不一一详述。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香山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自身也受益匪浅。正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窗口，香山人才有幸成为近代中国人中最早走向世界的人群，涌现出孙中山、容闳、唐廷枢、郑观应、钟荣光等等学贯中西、引领时代的杰出人物，在全国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中国走出了中世纪，以达于今日的辉煌。

香山人民欢迎在澳门居留的外国友好人士，对侵略者则一如既往奋起抵抗。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清政府软弱可欺，逐步侵犯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前述澳督阿玛勒到任后，出兵扩张地盘，拆除在澳门的中国海关和衙门，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香山居民亦深受其害。香山农民沈志亮6座祖坟被铲平，菜地被阿玛勒打鸟取乐时恣意践踏。国仇家恨，岂可不报！他联络了同村6名青年农民，经过周密布置，1849年在一次奇袭中结束了阿玛勒罪恶的生命，而沈志亮终亦以身殉国。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阿玛勒事件后，澳门沦于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但香山人民反抗清政府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斗争方兴未艾。刘丽川（1820—1855）就是其中佼佼者。

刘丽川出身香山农家，会讲洋泾浜英语，1849年赴上海，初为洋行通事（翻译），后行医。1851年，被推为天地会支派小刀会首领。1853年9月7日，刘丽川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及附近各县。他出示安民，严申军纪，不扰百姓；又亲到驻沪各国领事馆拜访，表示友好，并请严守中立，还分派士兵保护教堂和教士住宅，保护外国侨民财产。9月20日，清军反攻，起义军退回上海，与围城清军长期对峙。刘丽川自称“大明国统领政教招讨大元帅”，实际上也重视教育。清军围城期间，他尚设立辅元堂和育婴堂，收养孤贫无依的老幼病残，并设义学多所，实施免费教育。1855年1月，法国雇佣军联合清军大举进攻，起义军奋起还击，毙伤雇佣军数十，清军千余。2月17日，刘丽川在突围时牺牲。

刘丽川牺牲后半个多世纪，清朝终被推翻。1911年辛亥之役，香山是继新安（今深圳）之后广东第二个起义的县，11月2日光复小榄，6日光复石岐。7日，香军宣告成立，主力开赴广州。香山当事人郑仲超记：“香军抵广州，驻防西关一带……是时，各路民军，纷纷入城，社会秩序，至为紊乱，杀人越货，视为常事，惟香军纪律严明，西关一带，市廛不惊，市民深得保护，军誉至佳。”^[15]广州人士亦记：“香军则驻扎西关一带。他们虽驻在城厢内外，与居民杂处，而对居民则甚少骚扰。”^[16]可相印证。

战乱之际，人性尽显，小刀会起义军和香军能有如此高度文明的表现，堪称后先辉映，彼此竞美，香山文化之博大，实可深长思之。(www.xing528.com)

（刊于《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注释】

[1]邓聪、郑炜明：《澳门黑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徐恒彬、梁振兴：《高栏岛宝镜湾石刻岩画与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3]广东省博物馆、珠海市图书馆：　《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4]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5]《唐家镇大坞环、鸡山遗址调查》，唐振雄：《珠海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顾》，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银铠：《中山邑史考》，《中山文史》（第37辑）。

[7]景阳：《历代诗人咏香山》，《中山文史》（第15辑），第12页。

[8]赵荣芳：《香山立县先贤陈天觉》，《中山文史》（第15辑），第21页。

[9]《明世宗实录》卷2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8页。

[10]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5—6页。

[11]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版，第375—378页。

[12]张增信：《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1986年，第97页。

[13]明朝政府在澳门设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澳门纪略·形势篇》），这些官员又称守澳官，由武官担任，有军事镇守之责，身边当然有军队。例如乾隆《香山县志·王绰传》记：明守澳官王绰在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设军营一所，“朝夕讲武以控制之”。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有“官兵枉向澳门盘”之句（《翁山诗外》卷16），足证清初澳门仍有中国驻军。

[14]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第127、127—128、128、128页。《辛亥革命香山纪略》，《中山修志通讯》（4），第33页。

[15]《辛亥革命香山纪略》，《中山修志通讯》（4），第33页。

[16]朱子勉等：《广州光复前后杂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或以此段话为对所有民军的评价，实大谬不然。因为同篇还有“光复时广州的紊乱和恐怖”一节，列举了石锦泉等其他多支民军种种杀人越货、横行无忌的劣迹，可见此处之正面评价，实仅就香军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