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圣赫勒拿岛：粤海史事新解

叱咤风云的一代雄主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到英属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17时49分长眠于此。但“拿破仑热”在法国永无衰竭之日，20、21世纪之交，法国接连出了两部以拿破仑和他身边的中国人为题材的小说。

1998年春，法国作家勒内·韩的《圣赫勒拿岛上一个中国人》由编纂出版名人著作和传记的法国普隆出版社推出，获得法国第一大报《费加罗报》等媒体高度赞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了高发明、张敬群翻译的中文本，题为《乾隆遗子与拿破仑》。

勒内·韩，中文名韩辉，1930年生于法国东部勃艮第省名城第戎。生父韩涵和生母张梦蕙都是中国留学生，1934年回国后，再未重返法国。勒内·韩被托付给第戎附近佩里涅村农民高铎家寄养，养父母视同己出。他毕业于有名的国立政治学院。1952年进入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工作，1986年出任国家电视三台台长。1992年，他发表自传体小说《勃艮第的一个中国人》，荣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和“扶轮国际文学奖”。

《乾隆遗子与拿破仑》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乾隆帝非婚生子君昱。小说中的君昱以第一人称回顾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跨度70余年，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至鸦片战争。1810年，40岁的君昱受嘉庆帝派遣，搭乘东印度公司商船，前往英国一探虚实，却被英国水手偷走了所有钱财。身无分文的君昱被赶下船，成了圣赫勒拿岛上的奴隶，与拿破仑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两人相互接近，彼此同情，他遂为拿破仑尽忠效力。1821年，拿破仑病逝。君昱自愿为他守墓20年，直到这位皇帝的遗骨被运回法国，他才离开孤岛，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热河。

2010年12月，法国医生布伦的小说《拿破仑的中国间谍》西班牙文本在巴黎拉丁美洲文化中心举行首发式，法文本也随后推出。故事发生在1815年10月拿破仑被押解到圣赫勒拿岛上至1821年5月客死孤岛期间。岛上的600多名中国人由3名年长的头领管理，一切规矩如在大清国土。陈晋（Chen Jin）是嘉庆帝老师的儿子，嘉庆帝幼时的陪读。他接受皇帝旨意来到圣赫勒拿岛，暗中搜集英国情报。当拿破仑与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谈论中国的时候，陈晋正好在场。他听了拿破仑的话后，认为拿破仑可以成为大清国的盟友。从此，他变成了拿破仑的耳目，在假装不懂外语的掩护下，为拿破仑搜集情报，其间自然少不了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拿破仑也对陈晋信任有加，向他传授挫败英国人的机宜。拿破仑还爱上了一个中国头领的侄女依莲（Yi Lian），这位美丽的姑娘成为拿破仑最后的爱人。

小说终究是小说，无论如何天花乱坠、扣人心弦，都当不得真。但拿破仑和圣赫勒拿岛上的中国人具体点说是广州人的关系，总的说来还算不错，对中国人也颇有好感，则是文献足征的事实。

1502年，葡萄牙人最早到达圣赫勒拿岛，1633年被荷兰人占领。16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兵占领此岛，它成为由英国至印度航程中的一个重要补给港。1834年该岛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由英国派任总督管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英国海军基地。1960年后，该岛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电信交通中心。2006年7月，岛上人口7502人，名义上非洲人后代占一半，华人和印度人共占25%，白人占25%，其实基本上都是混血人种了。

早在1810年（一说1811年，可能是出发与到达年份的差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从广州向这里运劳工。当时的圣赫勒拿岛总督亚历山大·比特森在回忆录中说及这些广州人：“他们大部分受雇于农业，如将土地用栅围起来、平整土地、烧荒、赶车、种植、收获马铃薯以及其他工作，有些人已成为十分在行的庄稼汉。”“公司付给他们一天一先令，定量供给他们食物。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服兵役，如拖炮车、运送弹药；简言之，对他们的雇用与印度炮兵的雇用相类似。”

当拿破仑到达圣赫勒拿岛时，有不少广州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最多的时候达到646人。他们都是由英国人招募而来，其中23人在囚禁拿破仑的房子里工作。在岛上，他们被要求不得保留中国姓名，而以编号相称。陈翰笙《“猪仔”出洋——七百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一文记载：“1810年有几百名苦力到巴西试种茶树。东印度公司在1812到1814年的两年间从我华南运去1700多苦力到班卡岛。同年东印度公司从我广州黄埔运去几百名苦力到圣赫勒拿岛当建筑工人。拿破仑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曾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当时拿破仑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他任何西方人奴役。’”

在圣赫勒拿岛，至今还有当年这些广州人的后裔。2002年圣赫勒拿岛发现500周年的时候，当地一位华人后裔还出版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多有美化。也许是受此影响，拿破仑在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中国很感兴趣，大量阅读传教士的记载、使节的报告以及有关中国的游记等。1813年，在拿破仑的要求下，第一部《法汉词典》出版。1814年，他下令在法兰西公学院设立中国学科，这是中国学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大学科目。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中国的贸易门户。但是他们的通商要求遭到乾隆帝的拒绝。1816年2月8日，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1816年7月28日，阿美士德一行抵达天津口外，却因为不愿对嘉庆帝行跪拜礼，在约定觐见的日子声称正副使臣都身体欠佳，拒不入宫，结果被中国政府赶出国门。1817年，不受欢迎的阿美士德踏上归路，6月28日经过圣赫勒拿岛；7月1日，在征得小岛总督赫德森·罗韦同意后，见到了拿破仑。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其史学名著《停滞的帝国》中对这次会见作了详尽的记述。(www.xing528.com)

1817年3月，拿破仑得知使团将要到达，他猜到英使会要求见见自己，遂认真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纪实。从1817年3月起，拿破仑就对身边的英国人提起阿美士德使团，怪英国内阁未让阿美士德服从所去国家的习俗——“要么就干脆不派他去那里”；“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嘲讽说：“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同时哈哈大笑。

开心了一阵，拿破仑又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在阿美士德抵达前3个月他就这样说了。

会见时，拿破仑没有对阿美士德说这些话，可能是他认为英使已因为使命失败而蒙受了耻辱，不愿再使他丢脸。他很清楚，阿美士德肯定已经几乎一字不差地知道了他说的话。

在阿美士德走了几星期之后，他再一次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

拿破仑警告英国人：“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他对在伦敦广为传播的、用武力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据说在会面时，拿破仑还曾对阿美士德说，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着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迅速传遍了欧洲，后来又传遍了世界，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一直到今天。

1935年9月27日，上海《字林西报》刊登了《拿破仑与中国人》一文。简又文主编的《逸经》半月刊第18期（1935）节译了该文。从文中可知，自1820年2月起，看守拿破仑的英国军官是吕严士（Lutyens）；后来那尔士（Knowles）将吕严士此时期的信札编辑成书，于此可得见拿破仑晚年生活的情形，广州工人在岛上为拿破仑做工也屡被提及。

例如，1820年4月4日函云：“昨夜，有一段围墙倒了。全体仆人、马厩的工人与中国人，自今晨六时起，都努力工作，而由拿破仑将军与白侯爵（Count Bertrant）亲自监导之。”

翌日，又一函云：“拿破仑将军昨日在屋内监工至下午二时，卒把围墙修好。那四个常受雇于园内做工的中国人怒恨拿破仑将军，因为将军对在屋内做工的中国人——即修理倒墙者各赐酒一瓶而不赐给园丁之故，是以他们悻悻然不肯服从将军命他们所做之事。将军大怒，即将他们逐去。”

在后一信之末，编者那尔士加注脚云：“中国人要是有现钱给与，什么事都肯干。”拿破仑死后，1821年5月间办理结束事宜，10个中国人欠下白侯爵之管事人800余元。拿破仑临死之前，在床上叹气说：“我那些不幸的中国人啊！不当忘记他们；给他们十余或二十余个金币，而且为我向他们诀别！”那尔士最后说，拿破仑花园中有一大帮中国工人替他做工。法国19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浪漫主义文学先驱夏多布里昂的遗著《墓旁回忆录》也有相关的描述。

（刊于《文史纵横》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