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史事新说：《广东新语》与十三行

“十三行”之名，始见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及其中引用的《广州竹枝词》。因此，考订《广东新语》的成书时间，有助于解决“十三行始于何时”这个悬案。彭泽益先生将十三行始起的时间定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左右或稍后，但未说明依据，^[1]看来是受了朱希祖的影响。但朱说本属臆测，并无确据而不足采信。^[2]幸而屈大均在其著述中，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第一，《广东新语》卷14云：“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甚为广人大患。今也边禁既严，艚船稀至。”^[3]可知《广东新语》成书时的“今”，海禁仍严，海道难通，虎门有阻，即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之前。

第二，卷2“迁海”条云：“（上文叙迁海经过）戊申三月，有当事某者，始上展界之议……于是孑遗者稍稍来归，相庆再造。”^[4]按康熙元年（1662），清廷下令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康熙三年（1664）再迁30里。康熙七年（1668），广东巡抚王来任上疏请求复界。康熙八年（1669），清廷下令允许部分地区复界，即允许康熙三年的迁界地区得以恢复原籍，但康熙元年的迁界地区尚属于界外禁区，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宣布废止“迁界令”。^[5]《广东新语》之记迁海，下限为紧接王来任上疏一事之后，叙及1669年的部分复界（“稍稍来归”），而未提1683年的全面复界，说明成书是在1683年之前。屈大均在该书《自序》中说：“然而何以新为名也？曰，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6]如果“迁海”这样一件大事又有新的发展变化，屈大均绝不会略而不述。

第三，《广东新语》记述当时的海外贸易状况，尤其值得重视。写作年代略早的《广州竹枝词》（由其为《广东新语》引用可知）中，亦有同类内容。为说明问题，笔者不厌其烦，引录如下：

1.“……蚝镜（澳门）独为舶薮……澳人多富，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诸舶输珍异而至……每舶载白金巨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用诸淫巧以易瑰货，岁得饶益。向者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阴与为市，利尽归之，小民无分毫滋润，今亦无是矣。”^[7]

2.“故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赀，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疑当作‘民之贾日少’），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8]

3.“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9]

4.“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值。承平时，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关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今也关税繁多，诸货之至吴、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资本，商贾多运银而出。”^[10]

5.“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11]

6.“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12]

7.“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13]

8.“澳门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14]

9.“粤之席，以西洋茭文者为上。其草随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织。”^[15]

10.“贺兰（荷兰）舶尝至广州，予得登焉……贺兰从古未至……此年数至广州，其头目号曰白丹。”^[16]

11.“十字钱多是大官，官兵枉向澳门盘。东西洋货先呈样，白黑番奴拥白丹（原注：白丹，番酋也）。”^[17]

据史籍记载，由崇祯十三年（1640）至清初开放海禁之前，除贡舶可入广州外，澳门是广东海外贸易的唯一口岸。顺治四年（1647），户部议复两广总督佟养甲疏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镜，以携来番货与粤互市，盖已有年。后深入省会，至于激变，遂行禁止……应仍照前明崇祯十三年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得旨准行。”^[18]但开禁设关之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伏查香山县澳门下，上至沙窝头，下至娘妈阁，地阔浪平。现今澳夷各洋船皆在此停泊，安稳无虞。况从前洋艘原泊此地。缘康熙二十五年（1686）粤海关监督臣宜尔格图据澳夷目委罗多等结称：‘澳门原设与西洋人居住，从无别类外国洋船入内混泊。’题部复准。故至今各洋船皆移泊黄埔。”^[19]《广东新语》和《广州竹枝词》所记的海外贸易，时间跨度颇大，从“承平时”（明末变乱之前）至“今”（《广东新语》成书时）。但有一点很明确，即广东海外贸易（“贡舶”除外）至“今”，仍是以澳门为唯一口岸，而只字未提黄埔。这是它们写成于1686年以前的一个有力证据。须知屈大均长期居住的番禺县茭塘司沙亭乡，正位于黄埔下游不远处，珠江主航道南岸，为由虎门出入黄埔及广州内河的海船必经之地。如果他写《广东新语》时，外国商船已开入黄埔停泊，绝对不会置若罔闻，全无反映。^[20]

至于上引第10条所记曾入广州的荷兰船，则是“贡舶”，自然不在此限。“顺治十年（1658）暹罗国有番舶至广州，表请入贡。是年复有荷兰国番舶至澳门，恳求入贡。时盐课提举司白万举，藩府参将沈上达以互市之利说尚王，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馆地（按：即广州怀远驿）而厚给其廪，招纳远人焉。”^[21]“（顺治）十二年（1655），复准广东抚臣题称，荷兰国遣使赉表入贡，该抚量差官员兵丁，护送来京。”^[22]与屈大均所记相符。

又第4条记“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与第1、3两条对照，即可知系指闽、粤的“揽头”到澳门取“番舶”上的吕宋银运回广州，至“今”仍然如此。这恰好证明当时“番舶”仍只能开到澳门，而不能到广州黄埔。

彭泽益先生解释“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谓“此句是说广州外贸通‘东西二洋，海舶屯聚，皆于此为归束焉’”^[23]，似与事实有出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虎门属蕃舶入中国道……而澳夷出入洋则不于虎门，于十字门。二门俱斜直老万山，十字门特近澳也。”^[24]屈大均本人也说得很清楚：“南海之门最多。从广州而出者曰虎头门，最大……此中路之海门也……从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此西路之海门也。”^[25]“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门在广州南，大小虎两山相束……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26]可见，从广州出海，只经虎头门（简称虎门，注意不要与虎跳门混淆）而不经十字门；同样，从澳门出海，也只经十字门而不经虎头门。打开地图，即可一目了然。因此，“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显然指的是“澳门外贸”而非“广州外贸”。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当然也未尝不可说是“广州外贸”，但这是以澳门而不是以广州为港口的“广州外贸”，否则就应该说“虎头门开向二洋”了。

第四，屈大均康熙十八年（1679）客居南京时，有诗云：“交广春秋我亦成，南方异物多经营。”^[27]所谓“交广春秋”、“南方异物”，绝非泛泛之词，从屈大均生平著述来看，唯《广东新语》一书足以当之。按康熙十七年（1678）屈大均居粤，《广东新语》最迟亦当于是年在粤完成，然后始北上。^[28]又，尚之信在康熙十五年（1676）叛附吴三桂，康熙十六年（1677）6月势穷降清，从此被置于清廷入粤军队监视之下，康熙十九年（1680）被赐死。从上引第1条云“藩王左右阴与为市……今亦无是矣”，可知当时尚藩行动已受限制，被迫停止了与澳门的非法贸易，故《广东新语》的成书，亦不会早于1677年下半年。

综合上述四点，我们可以肯定，《广东新语》成书于开放海禁之前，准确地说，当在1678年或1677年下半年。因此，《广东新语》中提及的十三行，也应出现于1678年之前。另有资料记载，与十三行密切相关的“公行”机构在尚藩踞粤时期也已成立，为尚藩所操纵。^[29]以往认为十三行和公行均出现于设立粤海关之后的“定论”，实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彭泽益先生曾引用大量资料指出，清初海禁时期尚藩官僚商业资本从事的海上走私贸易活动规模很大，利润也很丰厚。^[30]《广东新语》和《广州竹枝词》的有关记述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有更多的了解。根据这些资料，可以肯定，十三行和公行在这一时期已出现，作为尚藩操纵下的“官商”组织，控制了几乎全部海外贸易。当时十三行的经营范围较广，华洋贸易不分，故有“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之说，证明“琼货”亦为十三行所经营。迨尚藩削平，除个别大官商如沈上达被处死以外，尚有不少十三行商人改换门庭，又成为粤海关辖下的官商了。^[31]

（刊于《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注释】

[1]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页。

[3]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2页。

[4]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页。(www.xing528.com)

[5]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300页。

[6]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页。

[8]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4—305页。

[9]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1—372页。

[10]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6页。

[11]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7页。

[12]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1页。

[13]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2页。

[14]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4页。

[15]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4页。

[16]屈大均：《广东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2—483页。

[17]屈大均：《广州竹枝词》，《翁山诗外》卷16，第29—30页。

[18]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6“夷商”一，第5—6页。

[19]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4，第20—21页。

[20]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45页；下册，第462、489、625、627页。又清代鸦片战争前外国商船停泊的黄埔，即今日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黄埔乡，不是今天的黄埔港和黄埔岛（即长州岛），参阅拙著《三地一名话黄埔》，　《广州研究》1987年第1期。

[21]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162“杂录”。

[22]《大清会典事例》卷398，第1—2页。

[23]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4]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形势”篇，第1、4页。

[25]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页。

[26]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27]屈大均：《读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翁山诗外》卷3。

[28]参阅汪宗衍（抒庵）：《屈翁山先生年谱》，澳门，1970年。

[29]谢中凡：《论李士祯抚粤》，《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30]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31]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并参阅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