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二年（1517），由皮莱资（ToméPirez）率领的第一个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受到友好接待，但最终却因葡萄牙海盗商人的恶行所累而成为阶下囚。其后，又有两个葡萄牙使团出使明朝，来到广东，也都没有完成使命。
皮莱资使团不是由里斯本直接派出的，他本人之出任使节，也不是由葡王亲自任命。正德十六年（1521），葡王曼努埃尔（Dm.Manuel）才任命马尔丁·阿丰索·德·梅罗·科蒂尼奥（Martin Afonso de Melo Coutinho）为派往中国的使节。4月5日，科蒂尼奥率领4艘船由里斯本出发。葡王指示科蒂尼奥与中国缔结“修好条约”，使葡人获得占据屯门（今属香港）或其他适当地区并建筑城堡的权利，还任命科蒂尼奥成为该地区的首领，开辟市场，促进贸易。显而易见，所谓“修好条约”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科蒂尼奥的船队到达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据点马六甲之后，他就知道了葡人在屯门的惨败。不过，他仍企图冒险一试，遂邀请从屯门逃回的葡人驾两船同行。嘉靖元年（1522）7月10日，科蒂尼奥率领6艘船共300余人，满载胡椒和其他货物，离开马六甲开往中国。
屯门一役之后，明朝水师对葡萄牙海盗商人严密防范，来即痛击，于是就在珠江口外爆发了一场恶战。
《明世宗实录》记：佛郎机（葡萄牙）国千余人，驾舟五艘，入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出海阻截。转战至稍州，明军登上敌船，擒敌42人，斩首35级，解救被掠男妇10人，缴获敌船两艘。米儿丁甫思多减儿（“减”为“灭”之讹，即“马尔丁·阿丰索·德·梅罗”的异译，也就是科蒂尼奥）不甘失败，复率三舟反扑。王应思阵亡，已缴获的敌船被焚毁。残敌逃脱。明世宗下令将战俘就地处死。
葡方记载则说：科蒂尼奥的船队驶近中国海岸之时，还未作出任何说明，就遭到中国舰队的攻击。科蒂尼奥避免交战，命令舰队开向屯门。进港以后，派了一些人上岸，与中国人发生冲突，逃回船上。科蒂尼奥下令起航，但再次受到中国舰队的攻击，损失了两艘船才杀出海面。中国人也受到损失。葡人惨败，数十人被俘，其中一些因伤势严重而死，另一些因饥寒身亡，23人后来在1523年9月23日被处死。科蒂尼奥则在1522年10月底回到马六甲，1525年回到里斯本。
查明代至今新会县地域从无“西草湾”之名。但此名可见于万历九年刊行的《苍梧总督军门志》的全广海图，在紧靠澳门半岛以南的海域中。同刊于万历年间的郭棐《粤大记》海图在同一水域则有“西草澳”。明代这一带为香山县所辖。《粤大记》又记，当时驻香山的水师隶属于广海卫。而康熙《新会县志》卷3《事纪》记，今广海所属的新宁县（今名台山县）虽在弘治十二年（1493）已从新会县析出，但直到嘉靖年间，广海仍属新会。《明世宗实录》记为“新会县西草湾”，当是因为出战的水师隶属于新会县广海卫。
稍州，嘉庆《新安县志》卷2之舆图，在屯门之西南方向有“哨州”，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124海防图在同一方位有“筲州”，当即其地。今名“沙州”，为香港离岛之一。
综合中葡双方所记，可知科蒂尼奥船队在澳门海域遭明水师截击，东行至屯门，登陆受阻，撤出屯门澳时在沙州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就是第二个葡萄牙来华使团的下场。不过既然其使华目的是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殖民统治，得此结果也不算冤枉。(www.xing528.com)
在遭到多次正义惩罚之后，来华葡人“恭顺”起来了，终于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获广东当局默许寄居澳门，开展贸易。为谋求更大的商业利益，葡王塞巴斯蒂昂一世（Dm.Sebastianl）在1561年指示其新任命的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蒂尼奥（Francis Coutinho）派遣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为使节到中国。但弗朗西斯·科蒂尼奥到达其驻节地果阿时，得知迪奥戈·佩雷拉已出任澳门总督，遂在翌年改派戈依斯（Cil de Goys）为使节。
嘉靖四十二年（1563）7月29日，使团抵达澳门。随即联络驻澳门的中国官员商讨遣使事宜。其后，广州还派出更高级的官员来澳门查看使团的“贡礼”，表示满意。离开澳门前，他到迪奥戈·佩雷拉家中道别，获得盛宴款待，非常高兴，说回去后将如实呈报，相信使团可以得到接待。
实际情况却是大相径庭。《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二年（1565）四月记：“有夷目哑喏喇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国，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葡萄牙的最早音译），两广镇巡官以闻。下礼部议：南番国无所谓蒲丽都家者，或即佛郎机（明朝对葡萄牙的最初称谓）诡托也，请下镇巡官详审，若或诡托，即为谢绝……奏可。”所提到的“归氏”，显然就是戈依斯的异译。于是两广提督吴桂芳上《议阻澳夷进贡疏》说：“照得蒲丽都家国名，史传所不载，历查本朝并未入贡，恐系佛郎机国夷人，近年混冒满刺加（马六甲）名目，潜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贡，以为阻赖抽分之计……驯至近年，各国夷人据霸香山濠镜澳恭常都地方，私创茅屋营房，擅立礼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长子孙……不下万人，据澳为家……臣等又访得正德末年，佛郎机番夷亦以进贡为名来广，虽名求贡，实拥大番船往来贸易……沿海被其荼毒。嘉靖初年，海道副使汪鋐用计破之，其患始绝……却其贡，则彼必肆为不道，或恣猖狂。然其发速而祸尚小。许其贡，则彼呼朋引类，日增月益，番舶抽分之法，必尽革而不行，沿海侵凌之患，将遂溃决而莫制。”朝廷接纳此议，拒绝使团上京。
其实，当时入据澳门的是葡萄牙人，也就是佛郎机或蒲丽都家，吴桂芳曾多次派人与他们打交道，当然很清楚，之所以故作疑似之词，是因为此前从未向朝廷请示汇报过，要留有推卸责任余地。朝廷也未必全无所知，有可能因为利之所在而装聋作哑。说到葡人过往的和将来潜在的“沿海侵凌之患”，虽是事实，但并非吴桂芳最担心的问题。此前总兵俞大猷曾向吴桂芳呈上驱逐澳门葡人、断绝后患的军事计划，从当时广东的实力衡量，非不可行，却被否决。另一方面，当时葡人既已“不下万人，据澳为家”，如果真的因为却其贡而激变，已足以“溃决”，而不是什么“祸尚小”了，不是正应该许其贡以“羁縻”吗？其实，吴桂芳之所以强烈反对其入贡，几乎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原来，当时来广东贸易的外国商船，都要经市舶司征税，这是广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按照明朝的规定，如果是“贡舶”，就可免税，这样一来，广东的财政损失就惨重了。
事既如此，戈依斯率领的使团就只好百无聊赖地留在澳门了。不仅如此，广东官员还放出话来，说这位使者寒酸，无足轻重，既无威仪，也不庄重。“朝贡”之事，就此不了了之。
1580年，葡萄牙被合并于西班牙，失去独立，直到1640年才复国。再过4年，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上。这几十年间，葡萄牙就更不可能派出什么使团了。
（刊于《文史纵横》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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