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广州在战火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居民“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27]。泉州方面，蒲寿庚降元后，尽杀宋宗室3000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并放火焚毁南外宗正司等建筑物。其后宋将张世杰回师，围攻泉州90日。[28]“福建以南沿海诸郡，自景炎（1276—1277）后，南兵至属南兵，北兵至属北兵，反复不一，荡为血区。”“漳泉数郡屡反正。”[29]“至元丙子（1276），（泉州）郡既内附，继遭后寇，郡城之外，莽为战区，虽值承平，未能尽复旧观。”[30]泉州受战争创伤之深，可想而知。但两地都在战乱后迅速恢复发展。
成书于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记：“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元初汪大渊由泉州出洋，归著《岛夷志略》，所记国家和地区有90余个，而《南海志》所录与广州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则有140余个。[31]元人记广东谓：“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矶、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32]又称广州“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33]。元末明初人孙蕡作《广州歌》亦云：“广南富庶天下闻……城南南畔更繁荣……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又如注云：“曰此濠畔，当承平时，香、珠、犀、象如山。”[34]明初厉行海禁，故孙蕡所述，当为元代情况。
成田引《元史》本纪，说：“‘（至正二十六年正月）戊申，徙广东按察司于韶州。’……这时移治韶州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得而知。同书本纪云：‘（三十年四月癸丑）广东肃政廉访司（三十八年改称按察司）复治广州。’由于这一年是盗贼逐渐平定了的年头，因此移治韶州是为了避乱。假如作为监督政府得失的官司这是非常轻率的行动，也许因为广州是盗贼的根据地而不得已这样做吧。”“广州由于成了盗贼的巢穴”，“成为盗贼的根据地，受到了彻底的打击”。从成田的“推理”过程已可清楚地看到，这个结论是毫无根据的，不过是凭空猜想而已。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元初广州曾被“盗贼”占据以至成为“根据地”。
元初泉州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故元人吴澄（1249—1333）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35]不少外国旅行家和商人都到过广州和泉州，留下直接或间接的记载。
元初，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至元二十八年（1291）伴送阔阔真公主遣嫁伊儿汗国，由泉州放洋，他指出：“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36]
至元元年（1321），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伯肥达（1273—1331）著成《地理书》，述及广、泉二州云：“泉州当今又曰刺桐，为中国诸港之一。港口皆有税关。康府（广州）及泉州两地，皆为中国之班达儿（按：疑为‘涉头’之对音）。中国人谓港口曰班达儿也。”“有游历家数人云，当今之世，康府为中国最大港口。吾国游历家至其地者甚多。”[37]
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1286—1331）约在1322—1328年间（至治二年至致和元年）游历中国。他说：“我到此邦的第一个城市叫辛迦兰（广州），它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离开该地，经过很多城市和村镇，我来到一个叫做刺桐的著名城市……此城中有大量各种生活必需品……该城有波洛纳（Bologna）的两倍大……该地系世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就是对人之生活所需说亦如此。”[38]
至正二年（1342），罗马教廷使节马黎诺里由西北陆路抵达北京，约在至正七年（1347）由泉州乘船归国。其游记谓：“还有刺桐城，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海港，也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39]“有大城曰秦克兰（广州），又曰大印度，盖克兰之义大也。”[40]阿拉伯游历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或1378）在至正七年（1347）左右到中国。他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间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城（泉州）及兴克兰（广州）二埠。”[41]又说：“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秦克兰城区宽大，街市优美。最大的街市要算瓷市街了。由此地把瓷器运往中国各地，以及印度、也门等国。”[42]有关广州的一段，由于译者根据的版本不同等原因，译文互有差异。张星烺译本作：“秦克兰城者，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夜门。”[43]并谓：“秦克兰城久已慕名，故必须亲历其境，方足饱吾所望。”[44]
以上这些记载，都一致肯定了元代广州和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其中，一些作者认为广州是中国最大港口，而另一些作者则对泉州作出同样的判断。在缺乏统计数字的情况下，如果完全不顾及其他记载仅凭个别人的片言只语就断定元代哪个城市的海外贸易占全国首位，似未免失于轻率。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是广州和泉州两个中心并存，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刊于《文史纵横》2002年第3期）
【注释】
[1]梁廷枏：《粤海关志》卷3《前代事实》。
[2]朱彧：《萍州可谈》卷2。
[3]成田节男：《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泉州文史》第6、7期合刊及第8期，以下凡引自该文者，均不再注明出处。
[4]周中坚：《宋代泉州港地位的三次演变及其繁荣》，《泉州文史》第6、7期合刊。
[6]《宋会要·职官》44之14。
[7]《皇宋中兴两朝圣教》卷29“罢两浙舶司”。
[8]洪适：《师吴堂记》，《盘洲文集》卷30。
[9]《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169页。
[10]《宋会要·职官》44之26。
[11]王应麟：《玉海》卷186。
[13]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二。
[14]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泉州文史》第8期，第3—4页。
[15]《宋会要·职官》44之33。
[16]《宋会要·食货》38之24。
[17]《宋史》卷437《真德秀传》。(www.xing528.com)
[18]真德秀：《知泉州谢表》，《真文忠公文集》卷17。
[19]真德秀：《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真文忠公文集》卷15。
[20]真德秀：《申尚书省乞拨度牒添助宗子请给》，《真文忠公文集》卷15。
[21]叶适：《水心集》卷1。
[22]刘克庄：《吴洁知泉州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
[23]刘克庄：《胡侁知泉州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8。
[24]蒲寿宬：《送使君给事常东轩先生》，《心泉学诗稿》卷1。
[25]李昴英：《广州新创备安库记》，《文溪集》卷1。
[26]刘克庄：《即事四首》，龙庆忠：《南海神庙》，广州市文化局：《广州文博通讯》（增刊），广州市文化局1985年版，第50、51页。
[27]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地方志研究所1986年版，第10页。
[28]王连茂：《蒲寿庚屠杀南外宗子考》，《泉州文史》第4期。
[29]郑思肖：《心史》及《自励诗》，转引自陈泗东：《泉州湾宋船沉没原因及出土物考古》，《泉州文史》（第4期），第54页。
[30]《岛夷志略》三山吴鉴序。
[31]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地方志研究所1986年版，第36—38页。
[32]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佩玉斋类稿》卷4。
[33]吴莱：《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渊颖集》卷1。
[34]仇巨川纂，陈宪猷校注：《羊城古钞》卷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文集》卷16。
[36]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37]《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175—178页。
[38]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66页。
[39]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9页。
[40]《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197页。
[41]《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131页。
[42]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部分），《阿拉伯世界》第3期，上海外国语学院1981年版，第98页。
[43]《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186页。
[44]《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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