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海外贸易曾长期衰落。开禧三年（1207），“前知南雄州聂周臣言：泉、广各置舶司以通蕃商，比年蕃船抵岸，既有抽解，合许从便货卖。今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名曰和买。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所以比年蕃船颇疏，征税暗损。”[15]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泉、广舶司日来蕃商浸少，皆缘刻剥太过。”[16]这种萧条局面，持续了数十年。但广、泉两地的情况有所不同。
先看泉州方面，嘉定十年（1217）真德秀首次知泉州，此前“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17]。真德秀本人亦谓：“泉虽闽镇，古号乐郊，其奈近岁以来，浸非昔日之观。征榷太苛，而蛮琛罕至，劳伤相继，而田亩寡收。”[18]又谓：“提举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以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买，实不给一钱……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缺绝，郡赤立不可为。”[19]绍定五年（1232）真德秀再知泉州，更感到每况愈下，于是对这一经过作了概述：“然而庆元（1195—1200）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羡，称为富州……自三二十年以来，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般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1208—1224）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1231）才收四万余贯，五年（1232）止收五万余贯。”[20]从“漏泄于恩、广、潮、惠间者多”一语来看，当时泉州较同处逆境的广州尚逊一筹。故嘉泰年间（1201—1204），叶适就尝感叹“（泉州）乐郡之称，自此不可复得矣”[21]。至淳祐年间（1241—1252），刘克庄谓：“温陵（泉州）为闽巨屏，旧称富州，近岁稍趋凋敝，或谓非兼舶不可为。”[22]其后又谓：“温陵素号闽之乐土，今之郡犹昔之郡也，而谈者类曰凋匮不可为。”[23]宋末元初人蒲寿宬（提举泉州市舶蒲寿庚胞兄）诗云：“南泉昔乐土，画戟深凝香。今为凋瘵区，盐米忧仓皇。”[24]可见直至南宋末年，泉州的海外贸易仍未复兴。
广州方面，淳祐六年（1246）李昴英《广州新创备安库记》说：“迩来唐儿罕到狮国，编户以财雄。惟桀贼频啸，重屯屡赘，多乎战，劳乎戍，人人得索资级。给倍无艺，竭其有供亿，而州骤贫。余三十年所目击公私气象，由丰美入狭啬，岁甚一岁也。”但到淳祐年间（1241—1252），情况已大为好转。“比及四年（1244），得钱以缗计者三十万。别藏之，为甲、乙、丙库。”[25]海外贸易是广州经济的支柱，由财政亏空一跃而为巨额盈余，显然是海外贸易恢复发展的结果。刘克庄的诗作为此提供了佐证。(www.xing528.com)
嘉熙四年（1240），刘克庄到广州上任，在广州作《即事》诗四首。其一云：“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位于广州出海口扶胥口的南海神庙，是出海商人祷告之所，它的兴旺，从侧面反映了广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其二云：“东庙（扶胥南海神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更直接指出海外贸易之盛。其四云：“吾生分裂后，不到旧京游。空作樊楼梦，安知有越楼？”[26]把广州的越楼与开封著名的商业娱乐中心樊楼相比，实际也就是认为广州的繁荣，堪与北宋时之汴京媲美。故南宋后期广州仍为全国海外贸易中心，实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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