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记，建炎四年（1130），泉州市舶司共“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5]此数相当于前述熙宁十年（1077）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的四分之一。南宋初年市舶岁入较北宋时大幅度增长，而乳香是最重要的舶货，故建炎四年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必超过熙宁十年之数，亦即当时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在泉州市舶司四倍以上。两港贸易额之比，亦应大致与此相当。而绍兴二年（1132）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奏章称：“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6]可与此相印证。至于成田所谓“就《宋史》食货香条所谓‘客算尤广’的乳香，曾被屡举为例的建炎四年以来的输入额，泉州给之最多”，则恰与上引史料相反，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绍兴十三年（1143），因两浙市舶司岁入“不过一万三千余贯”，遂罢之。[7]此后海外贸易遂集中广、泉二州。绍兴二十三年（1153）洪适著文，谓广州“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禹不能计。”[8]故绍兴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153—1154）间，阿拉伯人爱德里奚著《地理书》，谓中国“最大之港曰康府（广州）”。[9]
绍兴二十九年（1159），宋高宗谓：“朕曾问阐（前提举两浙市舶张阐）市舶司岁入几何，阐奏抽解与和买以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10]《玉海》记：“海舶收入，皇祐中（1049—1053）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1064—1067）又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缗。”[11]当亦以此为据。
乾道三年（1167），康与之《创建风雷雨师殿记》说：“南粤置使掌卉服诸夷贸易，□岁□资邦计数百巨万。”[12]同年，廖颙《重修南海庙记》也说：“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珍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舟同舶，亦皆载重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缗……廛市贸易，繁夥富盛，公私充裕。”[13]可见当时仅广州市舶司的岁入已远超过绍兴年间全国市舶岁入之数。即使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广州海外贸易之持续增长，仍可断言。总之，南宋初年的有关史料及统计数字，已指明广州海外贸易在全国仍占绝对优势。(www.xing528.com)
成田显然没有看到这些史料，遂代之以想象：“南宋以来，随着泉州的繁荣，福建沿岸的泉州迅速地发展起来，广州便从此衰微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交通方面，正如前所述往杭州的蕃货供给输送不可避免地二倍不利于泉。”所谓“二倍不利于泉”的意思是：广州到泉州的距离比泉州到杭州远得多，《宋会要》记：“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杭州）。”因此，“广州不能不看到泉州在地理条件方面的如此优越”。
其实，地理条件是否优越，不能单看直线距离和运输时间，运输成本和是否安全更为重要。成田也说：“福建省与内地交通梗阻”，“陆上交通困难”，“舟楫之便几乎只有河口而已”。“与到广东的交通比较，到广东有水路之便，其上大庾岭约不超过三百米，由于交通容易，自古以来这条交通线就开辟了。反之，福建北部必须越过枫岭（高五百米）以及杉关。又南部与江西接境也位于二千米处，交通极其困难。”当代学者傅宗文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所述更为翔实：“（广州）大约宋初以后，香药纲运即取道大庾岭路北运。这条线路相当方便：自广州水行十六日抵南雄州，翻越大庾岭至南安军只有数十里，南安军放舟赣江四日到虔州，虔州以北，江宽水大，舟行迅便……泉州的交通运输条件就逊色多了……泉州港香药纲运如走陆路，就必须由东南低地翻越横贯的无数峻岭，而后进抵杉岭山脉……如航海北上，五代时即‘漂没者十四五’，‘多损败’。所以，北宋前期，福建纲运普遍由陆路运输。一路上要攀高山、渡湍流、走鸟道，山深林密，困苦万状。建剑山区又经常爆发规模不等的私盐贩或农民暴动，因此纲运的安全也没有多少保证。为了适应高山地区运输的格外困难，一路上递铺林立……因而朝廷的财政负担也大。此外，高山地区瘴气弥漫，气候恶劣，铺兵发病及死亡率又很高。”[14]显然，从畅通、方便、安全、成本诸方面考虑，广州至杭州的交通运输线，较之泉州至杭州优越得多，足以弥补距离较远的缺点有余。
为支持自己的论点，成田举了一例：“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大食人蒲亚里送大象牙二百九十株，大犀三十五株。这是为广州市舶库所收管的。就这次处置市舶使张书言请求如次：‘如数目稍多，行在难以变转，即乞指挥。（按：此句号应去掉，这是成田标点之误）起发一半，令本司委官称占，将一半，就便搭息出卖，取钱添用，给还蒲亚里本钱。’对此诏曰：‘诏令张书言，拣选大象牙一百株并犀三十五株，起发行在’云云（以上《宋会要》食货市舶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结果大象牙一百九十株留广州出卖……由于象牙本来就应该向杭州起发的，所以留着半数以上是估计到搬运之困难……于是，起发能力的逐渐低落，行事就不难想象……南宋以来广州条件恶化之后，变得竞相来航泉州了。”其实《宋会要》已说得十分清楚，大象牙之所以只“起发”一百株，是由于“行在难以变转”，而不是运输困难。也就是说，此次广州输入象牙过多，超过了杭州的市场需求。因此，它不但不表明广州“起发能力的逐步低落”，反足以证明广州外贸之发达，以至一时所供远过于朝廷之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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