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枏《粤海关志》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记熙宁十年（1077）事，谓：“《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设司，实只广州最盛也。”[1]元祐二年（1087），泉州亦设市舶司，而成书于北宋末的朱彧《萍洲可谈》谓：“崇宁（1102—1106）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惟广最盛。”[2]
日人成田节男认为：“在北宋末徽宗宣和年间，两者（按：指广州与泉州）的贸易额已成相等。”理由是：“《宋会要》市舶宣和七年（1125）三月十八日条‘给降空名度牒广东、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间接地表示广泉二港的贸易额略等。”[3]这个理由其实不能成立。(www.xing528.com)
所谓“空名度牒”，即是未填姓名的僧侣身份证书，由官方机构向民间出售，购得并填上姓名，持有者才能成为合法僧尼。各路市舶司均具官营商业机构职能，朝廷给降空名度牒，等于向这些商业机构注资，数量之多寡，取决于多种因素，绝非与贸易额成正比。两浙路贸易额远逊广东，而所获空名度牒相差不太大，即为明证。实际上，如果营业不振，资金短缺，朝廷同样可能增加注资来“扶贫”。如《宋会要》记建炎二年（1128）朝廷拨二十万贯给福建路，十万贯给两浙路，“专充市舶本钱”，却没有拨给广州。广州市舶司上书谓：“近年以来，不蒙朝廷给降本钱，而转运司又取拨过本司见钱五万贯文，见今委实缺乏。”朝廷才补拨了约十万贯。[4]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舶司要求增加拨款的理由，不是贸易兴盛而是“委实缺乏”（这是向政府伸手要钱的官办企业的惯用理由，往往不是实情），而朝廷显然认定广州市舶司是大富户，无须锦上添花，尽量减少以至停发增给的本钱。故以朝廷拨款之多少来衡量各路市舶司海外贸易之盛衰，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全国海外贸易“惟广最盛”的情况在宣和年间已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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