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9引晋代裴渊《广州记》云：“广州东一百里有古斗村。自此出海，溟渺无际。”由此可知，至迟在晋代黄埔港附近已形成了村落。
有关古斗村的记载还见于后世，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自州东南八十里有村，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又《大明一统志》卷73亦记：“古斗村在城东八十里，自此出海、浩淼无际，东连闽浙，南通岛夷。”不过这些记载，似均系抄袭《广州记》，未必能证明后世古斗村仍然存在，而古斗村是否一个港口，与下面谈到的扶胥镇有何关系，亦难断言。
黄埔港一带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海舶泊口当为扶胥镇，故址在今黄埔老港下游五公里的庙头村。《隋书·礼仪志》记：“开皇十四年（594）闰十月，诏……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元大德七年（1303）《重建波罗庙记》亦说：“隋文帝始命于近海立祠……南海祀于南海镇南，即今之扶胥镇、距城八十里者也。”[1]可见扶胥镇当形成于594年以前，时名为南海镇。隋大业三年（607）《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藏广州博物馆）有“窆于南海治扶胥”一语。如此碑真实可信，则南海镇易名为扶胥镇，当在594至607年之间。
隋文帝所立南海神祠，又名波罗庙，传说由达奚司空在庙旁种下的两棵波罗树而得名。《舆地纪胜》谓：“助利侯庙，本达奚司空也，梁普通中菩提达摩由天竺与二弟航海而至，司空其季也。”此说显属牵合附会，不足征信。《新唐书·艺文志》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玉海》卷16亦说：“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书目》（按：指《中兴书目》）云：‘《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唐上元（高宗年号，674—675）中，唐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波罗蜜果”一篇记“南海东、西庙各有一棵”。诗中有“想见移根博望槎”之句，博望即博望侯张骞，暗示波罗蜜树由出国使节携回种植。综合上述记载，可信达奚司空即达奚通或达奚弘通，南海神庙前的波罗蜜树确为其出使归国，登岸手植。达奚氏之出使，实古代中外海上交通的盛举，惜记载阙略、知者盖鲜，诚为憾事，而扶胥镇在唐初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海上交通的门户，亦于斯可见。
《舆地纪胜》记唐代僧人休咎“元和间（806—820）至番禺扶胥镇，夜憩南海庙”。1973年在南海神庙西侧鱼塘中，发现一批枕木，为两侧桩木支持、排成直行，延伸20公尺以上。1978年经北大历史系碳化实验室对样本进行年代测定，所得结果，为距今1110±80年，枕木当是晚唐遗物。出土地点名“码头园”。根据枕木形状、结构、年代和“码头园”一名来判断，此处当为唐代码头遗址。[2]南宋乾道元年（1165）陈丰《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称：“夷舶往来，百货丰盈，顺流而济（原来是际），波伏不兴。”[3]可见有唐一代，及五季之世，扶胥镇都是一个繁荣的商港。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广州城内的南濠（在今南濠街、杏花巷和玛瑙巷的西侧）被开辟为泊舟之所，“维舟于是者，无风波恐”（方信孺《南海百咏》）。为适应这一变化，宋代在广州城西南隅，今文昌路口广州酒家所在地建立了南海神行祠，又称西庙，而扶胥镇南海神庙，由是亦称东庙。
北宋初年扶胥镇的海外贸易非常繁荣，但一度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可于治平四年（1067）章望之《重修南海庙碑》见之。碑文曰：“南海神祠，旧隶广州之城，今扶胥镇之西……先时此民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焉。皇祐中，广源州蛮来为寇，民之被杀之余，流散逮尽，后虽怀归，无复昔时之饶富。及是嘉祐七年（1062）秋，风雨调顺，五谷丰实，人无疫病，海无飓风……无盗贼之侵，民……遂入谒府廷曰：海祠颓败，愿输吾赀新之，用以答神嘉贶。”[4]按广源州蛮侬智高入侵广州，事在皇祐四年（1052）。城外居民惨遭杀戮，“蕃汉数万家”被“席卷而去”，给广州的海外贸易造成很大破坏，[5]但城池未陷，城内居民避过了这场浩劫，亦未逃散，故碑文中所谓“民之被杀之余，流散逮尽”中的“民”，显然不是指整个广州城的居民，而是专指神庙附近一带，亦即扶胥镇上的居民。从“先时此民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焉”，可见乱前扶胥镇海外贸易之盛，而乱中“民之被杀之余，流散逮尽”，则说明扶胥镇在战乱中被严重破坏。碑文称南海神庙在“今扶胥镇之西”，所谓“今扶胥镇”当系与“昔扶胥镇”相对而言。前引《隋书》明言神庙在南海镇南，换句话说，就是镇在神庙之北，而到了治平四年的“今扶胥镇”却已在神庙之东。古代神庙，虽屡次重修，亦必在原址，即韩愈所谓“因其故庙，易而新之”。[6]由此推断，扶胥镇的位置曾经变迁，由庙北徙至庙东。这样的变化，最大可能是兵灾后重建的结果，再从章望之提到扶胥镇时特别强调是“今扶胥镇”看来，重建时间当在重修神庙之前不久，亦即侬智高之乱平息之后。
扶胥南海神庙至今犹在，坐落于庙头村西部，曾昭璇指出：“前时庙头村石额仍刻‘扶胥约’的……今日庙头村仍为杂姓聚居，街道形式仍为交通村落，不似农村没有主街，故庙头村仍为商业聚落而转为农村的聚落。”但据叶广良的意见，古代扶胥镇应在神庙之北近山冈地点。[7]综合曾、叶两先生的意见，与《隋书》及《重修南海神庙碑》参证，可信扶胥镇的位置，确曾有过上述的改变。
在侬智高之乱后，随着海外贸易复兴，扶胥镇也很快重新繁荣起来。据元丰年间（1078—1085）的《元丰九域志》记，扶胥镇为番禺八大镇之一。宋室南渡之后，扶胥镇更趋繁盛。宋代“羊城八景”以“扶胥浴日”居首。杨万里（1124—1206）《题南海东庙》说：“大海（扶胥口）更在小海（广州市舶亭下内河）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神庙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所在地点的经济繁荣，这是一个通例。远离广州城的东庙，其宏伟壮观，远远超过城内的西庙，在当时的整个广州大概也算得上首屈一指，以至于杨万里认为如果南来广州而不去东庙游览，就像到了长安却不去参观建章宫一样虚此一行。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扶胥镇的繁荣。对此，刘克庄（1187—1269）的《即事》诗，就有更为生动的正面描述。其一云：“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其二云：“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这里所描绘的，显然是农历二月十三日在东庙举行波罗诞赛会时扶胥镇上的热闹景象。这个赛会非常隆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年年举行，诗人目睹扶胥镇上的“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发出“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的感叹，正好说明当时扶胥镇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比之广州城内毫不逊色，甚或超过了城内。考虑到宋代广州的繁荣主要依赖对外贸易，而扶胥镇正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
南宋乾道三年（1167）廖颙《重修南海庙记》说：“西南诸番三十余国，各输珍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舟同舶，亦皆载重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缗，廛肆贸易，繁夥富盛，公私优裕，繄王（指南海神）之力焉。”[8]这就告诉我们，对外贸易的繁荣是神庙香火兴旺的根本原因。东庙比西庙兴旺，反映了扶胥镇的对外贸易比城市还要发达。
其实，唐宋两代统治者对南海神表示尊崇，多次重修东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海外贸易利益的关心。唐代统治者认为“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9]用“广利”这个封号就很能说明问题。南宋淳祐（1241—1252）朝廷祭南海神乐章有云：“祝融之位，贵乎三神……长为委输，祐我黎民。”又云：“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消寇奸。”[10]可见南宋统治者在元兵压境、苟延残喘、朝不保夕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广利”，对南海神高度尊崇。
宋元嬗代之际，广州屡经战火，元军“凡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居民“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社会经济大受破坏，许多舶舟被用于战争，或毁于战火，海运力量，遭到很大损失。这对广州的海外贸易，无疑又是一次严重打击。[11]扶胥镇和波罗庙当然也在劫难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皇帝加以灵孚之号，天使奉命驰驿万里至广州城……将致宠光于正祠，闻祠已废，乃于城西别祠行礼焉。”[12]西庙犹存而东庙已废，可见扶胥镇受破坏的程度较城内更为严重。但不久之后，广州海外贸易又得到恢复发展。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当时贸易远及海外二十六个国家，遍于一百多个口岸，广州依然为“番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从广州进口的外国货物“视昔有加焉”。进口货分为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杂物诸大类。品种达70多个。该志记扶胥镇收市务税钱年达4467贯，居于新会（4088贯）、清远（3622贯）、东莞（2282贯）、怀集（644贯）诸大县之上，可想见其商业的繁荣。
明代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扶胥镇逐渐失去了海舶停靠的作用。正如清代《波罗外记》所说：“波罗庙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今则淤积既久，咸卤继至，沧海为田。”由于海岸线南移，原有泊位失去作用，依赖海外贸易而繁荣的扶胥镇随之没落。另外，明初厉行海禁，以后虽略有松动，但直到隆庆元年（1567）以前，私人出海贸易仍属违法，这也是扶胥镇衰落的另一原因。原来在“波罗庙右，小山屹屼，立石华表，为望洋之所”，今天已荡然无存。兴旺近千年的商埠扶胥镇，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其贸易地位被琶洲上的黄埔村取而代之了。
琶洲是琵琶洲的简称，洲之东南有黄埔村，建于北宋年间，位于琶洲东南边的河浦地，今日仍存。建村之初，有黄、关、卫三姓，而以黄姓最多，故得此名。[13]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已称琵琶洲为“海舶所集之地”，有“客船昨夜西风起，应有江头商妇愁”之句。明代之后，扶胥镇衰落，琶洲则后来居上，取而代之。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州府》在谈到琶洲时指出：“闽浙舟楫入广者多泊于此。”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琶洲塔，就是当时海舶进港的导航标志，至今风采依然。
清初海禁甚严，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开禁。二十四年（1685），设粤海关行署于澳门，闽海关于漳州（实为厦门），浙海关于宁波，江海关于云台山（镇江）。不过，除粤海关外，其他三关贸易额都很少。为防范外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只保留了粤海关。
虽然开禁初期粤海关名义上是设在澳门，但实际主要货物的装卸地点是在黄埔村。粤海关在黄埔村酱园码头设立了“黄埔挂号口”，掌管中外商船出入黄埔的货物装卸、过驳等项课税。当地故老相传，海关设立后，这里海舶往来，商旅辐辏，沿酱园码头的海傍街大道两侧，店肆鳞次栉比，夜市通宵。码头后方一带，为外国商船临时搭盖仓库的场地。由于外国商船不准驶入广州，在黄埔锚地和广州城西的十三行仓库之间，有驳船来往，装卸接驳货物。在黄埔村中，设有黄埔锐馆、夷务所、买办馆等，还有洪圣庙（南海神庙）。[14]与黄埔村隔江相望的深井马鞍岗下，还有清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在广州去世的外国官员、商人、海员等的墓地，被称为“蕃人塚”。
鸦片战争后，广州在对外贸易中的首要地位，迅速被上海取代。黄埔村酱园码头一带，亦逐渐淤塞，影响海船停靠。至同治年间（1862—1874），黄埔海关遂迁址于长洲岛之北岸。在长洲扯旗山麓，有砖木结构的小楼一所（现改为孙中山纪念室），码头一座，是清末至民国期间黄埔海关的所在地。从此，长洲岛亦得沿用黄埔之名称为“黄埔岛”。1937年，在珠江北岸的鱼珠炮台、珠岗村横沙乡、乌冲口一带兴建深水码头。当时称为“黄埔新埠”，也就是今天的“黄埔老港”。原来的“黄埔村”却步扶胥镇的后尘，丢失了商业上的地位，不太为人所知了。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建起来的“黄埔新港”，则是从老港向东发展，接近昔日的扶胥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形地不断发展、进步。(www.xing528.com)
（刊于《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发表时与黄伟共同署名）
【注释】
[1]同治《番禺县志》卷30。
[2]何天相、陈鉴朝：《南海紫荆木——广州南海神庙出土枕木的鉴定》。
[3]同治《番禺县志》卷29。
[4]郭棐著，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5。
[5]《宋会要辑稿》方域九之28，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
[6]《昌黎集·南海神庙碑》。
[7]曾昭璇：《古代羊城八景的历史地貌研究》，油印本。
[8]郭棐著，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5。
[9]《昌黎集·南海神庙碑》。
[10]《宋史·乐志》。
[11]陈大震：《南海志》，第136、1页。
[12]陈大震：大德七年（1303）《重修波罗庙记》，郭棐著，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5。
[13]新滘区1982年地名调查第37号资料卡。
[14]梁廷枏：《粤海关志》卷5《黄埔口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