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西庙迁移真相揭露

王先生《丝路》称：“今翻检到宋人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对熙宁时修广州西城和南海西庙有载，证明其建庙的时间应与建西城时间同时，即熙宁四年十月至五年八月……就在修西城的同时，师孟在原来与侬智高‘战斗椎瘗之处，则今所谓航海门之西数十步而止’，‘其颠以立神像而祠之，适在其地无少差焉。’……新建庙在广州南海东庙之西，故名西庙，则建庙之本意，当为镇邪避恶，护城保民所建……西庙在宋西城之西南隅，不仅熙宁时建庙初如此，即使到了乾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庙》（原文如此）亦云西庙‘在州城之西南隅’，而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前的《南海百咏》却言：‘西庙在城西五里’。若后者记载无误，则南海西庙从乾道至开禧间，位置一定发生了迁移……”

对此，笔者在《辨正》中首先指出：“王文所引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抄录、标点、理解均有误。原文相应段落是：‘昔智高之入于州地，日惟杀人以作威。其战斗椎瘗之处所，今所谓航海门之西数十步而止。逮予为城，屋其嵿以立神像而祠之，适在其地，无少差焉。经营之初，不入于他虑，岂神之意有使之然，欲以是为居，以镇不祥之所，而殄其杀气之余，与斯民排灾遏患于无穷者耶？’程师孟说得很清楚：神祠建于侬智高‘战斗椎瘗之处所’之上，纯属巧合，当初他并无这样的考虑。事成之后，他归之于‘岂神之意有使之然’。王文在割裂原文之后声称‘建庙之本意，当为镇邪避恶’，完全背离了程师孟的原意。”王先生《再论》中反击：“纪念南海神‘护城保民’之本意是修建庙原因，这在拙文中十分清楚，也已多次强调，而赵文断章取义，割裂前后文，仅提‘镇邪避恶’，曲解拙文。”其实，笔者并没有否认建庙当有“护城保民”之意（神庙多如此，不独南海神庙为然），所以未对此评论。笔者指出的只是下面的事实：明明程师孟说神祠建于侬智高“战斗椎瘗之处所”之上，纯属巧合，当初他并无这样的考虑。王先生却说程师孟是有意在侬智高“战斗椎瘗之处所”之上建庙来镇邪避恶，恰与程师孟文意完全相反。王先生又说：“拙文史料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见于郭棐《岭海名胜记》卷10《南海庙志》，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乾隆增补本）时，把《南海庙志》编作卷5。不知道赵文到底看了万历自刊本，还是读了乾隆增补本？赵文引程师孟的《洪圣王事迹记》，注释曰：‘郭棐：《岭海名胜记·南海庙志》卷5’，显然不确。既然赵文对版本不能确定，来自两个不同版本内容当然有异，怎么说拙文‘抄录、标点、理解均有误’？”按笔者《辨正》在与王先生的引文对照时，已注明所引为“郭棐：《岭海名胜记·南海庙志》卷5”，明显就是与王先生所引为同一版本（但笔者未注明是陈兰芝增补本，确实有欠严谨，感谢王先生惠予指出），何来“不能确定”？其实，即使退一步讲，果真如王先生所说笔者对版本不能确定，那也只要通过对王先生的这段引文与其本身注明的出处“（宋）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明）郭棐：《岭海名胜记》，（清）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卷5《南海庙志》”进行对照，即可判断笔者是否“妄说”。

王先生接着说：“细读《洪圣王事迹》（原文如此）可知，程师孟第一次提到：‘其后被旨，躬祷东祠，即（原文如此）入，宛如梦之所见’，从同文前引程师孟于西城航海门西‘立神像而祠之’来看，程师孟首创西城的同时，又建洪圣王庙，这里的‘神’无疑为南海神即洪圣王，从同文‘东祠’（即南海庙）比较来看，此洪圣王（南海神）祠应是‘西祠’。结合前文所言皇祐四年以后的一二十年间，岭南各县纷纷建立南海离宫的背景来看，此洪圣王祠应是史料中所看到的最早的南海祠，且从文中与‘东祠’对照来看，应是西祠（西庙）无疑。不然，舍此别无他选。不知赵文对同文‘东祠’何解？”

按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云：“熙宁四年（1071）辛亥三月，余自长乐移兹州……予来之明年春，而城之余工将竟也，有嫉之者以讼于朝，未几予有荆渚之命。将行矣，蕃汉之民，欲予留也，期相谒神，再拜焚叩，乞杯而卜之。凡杯之验，以仰为阳，以覆为阴；遇阳则吉，而得阴则不。祝而约曰：‘留则仰，不则覆。’盖屡乞而屡仰，然后皆拜如初，以谢神赐。众出而语人曰：‘公留矣！神且告我矣！’既而余果留。先是予一夕梦，俱讼者并辔于途，见大第屹然类公府之为者。予却马旁立，彼辄先驰，及门则坠而行于地。予徐以进，历观位序堂奥之美，久之乃寤。其后被旨躬祷东祠，既入，宛如梦之所见……昔智高之入于州地（以下叙建航海门西神祠事，语见前，下略）。”^[12]王先生《再论》说：“据目前所见材料，只有熙宁五年（1072）官府修成的洪圣庙是最早的，而且在没有见到其他史料前，这是宋代唯一的一处官修的广州城旁的南海庙宇，难道今天所见的最早这一处既然在同文中与‘东祠’对应，不应看作‘西庙’吗？”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一是逻辑方面，王先生之所以得出结论是因为“据目前所见材料……这是宋代唯一的一处官修的广州城旁的南海庙宇”，而且没有提出理由就先排除了西庙建于宋代之前的可能性。然而，“目前所见材料……这是宋代唯一的一处官修的广州城旁的南海庙宇”岂能等同于肯定是“宋代及此前唯一的一处官修的广州城旁的南海庙宇”，岂能就说“舍此别无他选”？如此推断，明显违反了形式逻辑，更与“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原则相冲突。二是事实方面，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明明是先叙其“被旨躬祷东祠”，然后才叙在航海门之西数十步“立神像而祠之”，从文理来看，就是先有“东祠”之名（默示当时已有对应的“西祠”），后有航海门新神祠之设，这个新神祠是“第三者”，与东祠并不“对应”。也就是说，在航海门新神祠设立之前，西祠业已存在。新神祠当然就不可能是西祠。

王先生《再论》说：“廖颙‘在广州城之西南隅’与方信孺‘在城西五里’的记载不同”，他之所以有南海西庙迁移之说，“是基于廖颙、方信孺记载的无误”，“难道根据史料记载而判断有误吗？”这似乎理直气壮，其实大谬不然。就一般而论，有哪一部历史著述的论断不是根据史料记载而作出的？何以会有正误之分？除了有的人是蓄意伪造历史之外，产生错误论断的原因，或是所用史料可信性有问题，或是对史料的解读不当，或是推理过程违反形式逻辑，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即就此“迁移之说”而言，王先生的理由是廖、方记载不同。然而笔者在《辨正》中，已引《元大德南海志残本》中的记载证明，宋元之际，今文昌路的南海西庙故址一带的商业区，虽在西城墙外，仍被当时人称其在西城西南隅。可见，廖、方记载在实质上并无矛盾，所指的是同一座南海西庙。“迁移之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王先生既仍坚持其故说，就理应批驳笔者此论。遗憾的是，尽管王先生《再论》中长篇累牍重申迁移之说，却无片言只语对笔者此论作出回应。

王先生《再论》又说：“而赵文所言‘古代神庙，虽屡废屡修，亦必在原址，此为通例’，上述所言东莞县改建洪圣离宫，从县东而迁孤屿之上，正是对此命题的有力否定。”其实，笔者《辨正》相关的完整原文是：“古代神庙，虽屡废屡修，亦必在原址，此为通例。可见廖颙所说的西庙，亦即方信孺及后世所说的西庙。‘迁移’之说，既不合通例，亦无任何史料依据可以证其为特例……”意思本来很清楚，即“虽屡废屡修，亦必在原址”是通例，但不排除有特例，而这就必须有可靠的史料依据。王先生所举东莞县之例，如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当然可以成立，然而这与笔者所云并无矛盾，又何来“有力否定”？笔者之所以否定南海西庙迁移之说，正是因为它并无确据，只是源于对史料的错误解读而已。

王先生在《丝路》中说：“西庙在宋西城之西南隅”，“廖颙《重修南海庙》（原文如此）亦云西庙‘在州城之西南隅’”。笔者《辨正》指出：“程师孟所建神祠，在航海门与朝宗门之间而更靠近航海门，当在今广州起义路东侧；从地图看，则位于西城的东南隅；位于包括子城、东城、西城在内，整个广州城（此处特指城墙内）的南北中轴的最南面；若合西城墙外的商业区而言，则位于广州城东南隅，总之都与廖颙《重修南海庙记》所说‘在州城之西南隅’的西庙风马牛不相及，可以断言绝非西庙。”就此，王先生《再论》作了“更正”：“至于拙文所云‘西庙在宋西城之西南隅’，这里的‘西城’当为‘子城’或（熙宁的）‘州城’的笔误……”按程师孟所建神祠确在“‘子城’或（熙宁的）‘州城’”的西南面，但不在“子城”之内，具体一点说，是在子城的西城墙外，西南方数百米处^[13]。显然，王先生在这里认为“在子城之西南隅”也应包括子城城墙之外。

以此例彼，则廖颙《重修南海庙记》所云西庙“在州城之西南隅”^[14]与方信孺《南海百咏》所说“又有西庙在城西五里”^[15]，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矛盾了。但王先生却说：“西庙在宋西城之西南隅，不仅熙宁时建庙初如此，即使到了乾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庙》（原文如此）亦云西庙‘在州城之西南隅’，而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前的《南海百咏》却言：‘西庙在城西五里’。若后者记载无误，则南海西庙从乾道至开禧间，位置一定发生了迁移……”王先生在这里再次陷入双重标准：如果承认廖颙与方信孺记载的实质一致，则他主张的“南海西庙从乾道至开禧间，位置一定发生了迁移”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否认其实质一致（即认为城墙之外就不能算城之西南隅），则他“更正”后的“西庙在宋子城之西南隅”也同样不能成立。(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廖颙在乾道三年（1167）作《重修南海庙记》时，上距程师孟修筑西城的熙宁四年（1071）已近百年，他所说的“州城”已是包括子城、东城、西城在内的整个广州城，而绝不可能再仅限于“‘子城’或（熙宁的）‘州城’”这样一小块地方。而在包括子城、东城、西城在内的整个广州城（此处特指城墙内）中，程师孟所建神祠位于南北中轴的最南面，与廖颙所说“在州城之西南隅”的西庙风马牛不相及，可以断言绝非西庙（俱见上文）。王先生《再论》辩称：“程师孟所建庙就是在以子城为中心的西南隅，而这里州城完全可以当作以子城为中心的广州城，当时的中轴线是以子城正南门镇南门为中心，向北约经今北京路，包括宋广南东路安抚司（宋元符中建），即后来的布政司，清海将军楼（原文如此）等的西南。”

在讨论乾道三年（1167）广州城的中轴线时，必须明确我们说的当然是公认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中轴线。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在今人民路，东城墙当在今农民讲习所西侧，芳草街已是城外。^[16]以此为基准，程师孟所建神祠也就位于广州城（此处特指城墙内）南北中轴的最南面。而王先生所谓“当时的中轴线是以子城为中心的广州城，当时的中轴线是以子城正南门镇南门为中心”，则是时空倒错。熙宁以前，只有子城，子城中轴线确实就是广州城中轴线。但熙宁四年、五年（1071—1072），东、西城相继竣工之后，子城中轴线已在新的广州城中轴线以东，相距约400米。^[17]

在宋代东、西城均完竣的数十年及其后，当时人所说的广州城范围，既可按一般习惯仅指城墙以内，也可如陈大震《大德南海志》那样，同时包括西城墙外的商业区。^[18]为免产生歧义，笔者《辨正》分别用几种不同的参照系（包括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西城”）来说明程师孟所建神祠的方位。打个比方，就是拿出几双鞋子任君选择。不料王先生为“投桃报李”，指此为“不得不削足适履，向壁虚造”，恰与笔者实际做法相反，可谓不知所云。王先生《再论》还振振有词地质问：“难道不以子城的安抚司及中轴线为中心（笔者按：当然不！俱见上文），而以‘两城墙外的商业区’为中心吗？事实上，程师孟所建的南海祠就是南海西祠，也在广州（子）城的西南，而非赵文（包括东西城和东西两城墙外的商业区）的‘东南’。”

在说明西庙的方位时，笔者提出的三种参照系之一是“若合西城墙外的商业区而言，则位于广州城东南隅”，何曾说过“以‘两城墙外的商业区’为中心”？从王先生接着又再说一次“而非赵文（包括东西城和东西两城墙外的商业区）的‘东南’”，可知此非偶然笔误。不知王先生何以如此喜欢凭空虚构？而王先生论及程师孟所建神祠在乾道三年（1167）的广州城中位置时，撇开东城西城，说“在广州（子）城的西南”，偷换概念，把此时的广州城与子城混为一谈，犹如一个小孩子长成大人之后，还硬要拿着他儿时的衣服去论断他的身材，这不是削足适履又是什么？廖颙写《重修南海庙记》时，上距东城、西城的竣工既已近百年，他所说的“州城”当然不会是仅指“子城”。王先生既鉴于其“西庙在宋西城之西南隅”无法自圆其说，遂宣称把“西城”、“更正”为“子城”，却恐怕难以起廖颙于地下，要他也按王先生的口径，把“在州城之西南隅”也“更正”为“在子城之西南隅”。

廖颙《重修南海庙记》叙南海神庙，先谓：“古庙即扶胥之口，又一在州城之西南隅，故有东西二庙之称。”接着记述自唐天宝以来历代修葺的情况。^[19]笔者《古代》谓：“西庙之建，肯定在北宋元祐之前，从廖容（按：即廖颙，见下文）行文语气分析，甚至可能早至唐代。”王先生《丝路》就笔者此语批驳：“今人更提前到唐代，但言之无据。”其实，“甚至可能”之意，就是仅是“可能”而且还要打折扣，显见笔者本来就认为，现有资料尚不足以证明西庙之建早至唐代，只是从“多闻阙疑”的角度提出猜测以供探索而已。

笔者《辨正》谓：“西庙之建，肯定在北宋元祐之前，从廖颙行文分析，甚至可能早至唐代，惟因碑文残缺，不能定论。”就此王先生说：“宋廖颙《重修南海庙》（笔者按：原文如此）：西庙‘在州城之西南隅’（收入郭棐《岭海名胜记·南海庙志》、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等，后者碑文有残缺，前者碑文完整，赵文不知郭棐本收入师孟的全文，仍以残缺文应对，‘惟因碑文残缺，不能定论’）。”按笔者《辨正》数处引用郭棐《岭海名胜记·南海庙志》，并特别就王先生所说的“师孟的全文”，与王先生所引文作了比较分析；又笔者1986年发表的《黄埔港的变迁》在引用廖颙《重修南海庙记》时，已注明引自《岭海名胜记》卷5，^[20]则是否知其收入廖颙《重修南海庙记》，读者自可判断，无待笔者之哓哓。但笔者“碑文残缺”一语，确属不当，感谢王先生惠予指出。然无论用何文本，由于其文序一致，都对笔者之猜测无影响。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同治《番禺县志》所收之廖颙《重修南海庙记》，作者名写为“廖容”。王先生《丝路》称：“后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皆作‘廖容’，误。”就此笔者《辨正》指出：“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均作廖容，王文指为误，不确，盖避清仁宗颙琰讳耳。”但王先生不屑一顾，在《再论》中继续说：“‘廖颙’赵文作‘廖容’、‘廖客’，皆误；‘季陵’赵文作‘李陵’，亦误。”按普通话“颙”音为yóng，“容”音为róng；粤语则无r音，故“颙”、“容”同音，都读若yóng，故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为避讳均改“颙”作“容”。笔者《古代》在引同治《番禺县志》之后，亦从之而写作“廖容”。倘把避讳称为“误”而加以指摘，才真正是明显的常识性错误。这种情况下，按其本名写作“廖颙”（如前引笔者与黄伟合撰的《黄埔港的变迁》）固然正确，按其因后世避讳而改写的“廖容”亦非错误。如汉光武帝的老朋友庄光，后人避汉明帝讳改写为“严光”，相沿至今，称之为“严光”者远较称之为“庄光”者多。又如清初诗人王士禛（渔阳山人），死后因避清世宗胤禛讳，先后被改名为王士正、王士祯。时至今日，提及王渔阳这三个名字的使用率仍以“王士祯”为最高。至于“廖客”、“李陵”，则笔者底稿及所交手稿本为“廖容”、“季陵”，此印行之误。盖笔者1997年参加海洋文化（湛江）研讨会，会上仅发论文提纲而未印发论文。会后始交文稿，笔者所交为手稿（当日多如此，盖斯时电脑远未若今之普及），后印刷论文集时亦未安排作者校对。无论如何，王先生对“客”、“李”之误惠予指出，仍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