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史事新说：扶胥古港潮流对海船停泊时间的影响

王先生《丝路》说：“扶胥港虽然是一停泊的港湾，但主要是为停泊官船、兵船和暂时歇息的渔船……虽然在明清时，南海庙前已形成诸多沙洲，特别是庙东南的大缆口沙洲，珠江主航道已南迁，南海庙前仅为汊流所经。但这并不能反映宋时南海庙前的河道或大海的实情。南海东庙南临大海，停泊海船应不是困难事情，但此地直对今珠江口的狮子洋的潮流，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笔者《辨正》指出，《黄埔港史》“黄埔港所具备的潮位，是较大船只进出黄埔港所必须要依赖和利用的一个自然条件”之语，实已“对此作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并指出：“这里所说的黄埔港，即在1937年建于古代扶胥镇的西侧（解放后多次扩建），《黄埔港史》所作判断，同样适合于扶胥镇。从前引钱之望《尚书省牒》所叙‘至东道扶胥口东庙前海中……潮汛陡落，徐绍夔所乘大舶，胶于沙碛之上’可知，即使早至宋代，大舶亦须候潮进出扶胥港。宋代之扶胥港，无疑已是一个优良的河口港，而‘此地直对今珠江口的狮子洋的潮流’，恰是它能成为良港的因素之一。”

王先生《再论》就此批驳说：“赵文论据以1937年建于广州鱼珠附近的黄埔港而探讨古之扶胥镇殊悖情理，这无异于以今论古。”然而，1937年开辟黄埔港的设计者、广东治河委员会工程师、美国士丹佛（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师李文邦就在其《黄埔港计划》中说：“黄埔港主要港湾，为黄埔深水湾……黄埔深水湾西起新洲，沿前航线，东迄铜鼓沙；而界于新洲、长洲、洪胜、大吉、龙船、鲨鱼各沙，与北帝沙、狗仔沙、鱼珠、双冈两岸之间之水道也。长约8000公尺，阔约600公尺，水面约556万平方公尺，低水时深度由6公尺至15公尺。其最深处，在黄埔军校之前，深达22.5公尺。将来在该深水湾北岸开辟商港，则该湾必成黄埔内港，以为船舶碇泊之所。当昔香港犹为荒岛，广州依然握海港之权；凡海舶之食水过深，不能直达广州者，大都寄泊是间。引往古而测来兹，则更知此湾之用矣。”^[5]黄埔深水湾由古至今自然条件当然会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方面，即笔者《辨正》引《黄埔港史》所说：“扶胥北依丘陵山地，将军山、大田山直临岸边，南迎熏风，北防寒流吹袭，而且二山可作归航标志。西边河南、市桥台地，可阻挡台风袭击。同时扶胥正当凹岸，珠江到此转向南流，凹岸水流较急，不易淤塞。故黄木湾（即黄埔湾）是个水深港宽，适宜建筑港口之处……由于地理自然条件优越，扶胥具备了形成港口的天然地理条件”，还是古今一致的。古代的扶胥港与1937年建的“黄埔新埠”（即今之“黄埔老港”）同在黄埔深水湾，李文邦在设计时，就“引往古而测来兹”，作为建港的参考，并通过了实践的检验。无论是《黄埔港计划》还是《黄埔港史》，都认为古代扶胥港与民国时初建的黄埔港在自然条件上基本相同，并以之相互参照研究，而笔者在征引古代文献的同时，亦以当地今日情况为参照，“以1937年建于广州鱼珠附近的黄埔港而探讨古之扶胥镇”，又何来“殊悖情理”？倘不具体考察地理、气候条件，罔顾行内专家的研究成果，却以闭门造车的玄想为结论，才真正是殊悖情理。

对“黄埔港所具备的潮位，是较大船只进出黄埔港所必须要依赖和利用的一个自然条件”，王先生《再论》反驳：“不知道大舶候潮进出扶胥港是有利还是不利因素？”在此，我们要明确扶胥是河口海港，与非河口海港相比，泥沙沉积一般较快，影响其深度。所有河口港均如此，不独扶胥为然。也正因为如此，较大的船只进出所有的河口海港都乘盛潮，这就是《黄埔港史》把潮差大视为“必须要依赖和利用的一个自然条件”的原因。实际上，古代整个广州所有的内外港都是河口港，大船都必须乘潮进出。讨论相关问题时必须立足于这一客观事实。如果脱离这一客观条件去质问“不知道大舶候潮进出扶胥港是有利还是不利因素”，那就整个广州港都可否定掉，根本没有讨论余地了。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曾专论古代“扶胥港的海港优越条件”。他指出：“广州虽好，但不如扶胥港，因这里到宋代还称为‘大海’。港阔水深，河道南北走向，有利风帆，为广州所不及。因广州当时只称‘小海’，水急有潮声的……唐代扶胥镇是个优良海港。章丘还是在水中。这可以由今天小丘四周陡崖存在来说明，因为海水直拍崖下，不断侵蚀的缘故。因此，章丘在海岸有消能作用，使内湾风平浪静。韩愈在《南海广利王庙碑》中，称这里为‘扶胥之口，黄木之湾’。这湾正是狮子洋和广州珠江接连地点，东西向珠江漏斗湾到此转南北向的狮子洋大漏斗湾。珠江漏斗湾由广州‘小海’阔1500米，到扶胥口扩为2500米，称为‘大海’。珠江口内，潮洪急紧，一出扶胥江口，江面骤觉洪潮转弱，依山面海，樵汲充足，加上南面市桥台地又可防台风……由于黄木湾凹当冲，正好使扶胥港不见淤积，故由隋到宋元，江边章丘，仍能兀立江干，未连陆地……江宽水深、风平浪静的扶胥港，得以形成。今在章丘之北，南海庙西侧，即有码头园地名，是一池塘所在。1973年8月，即于塘区发现三排木桩，两侧支柱夹持，每条长2米多，伸展长达2米多，为唐代码头木桩，即当日海舶码头区地点。从码头木桩C14测定，得距今为1110±80年，即相当于晚唐时期遗址……今天珠江中游水深也在4米以内，且为冲刷槽，古代不会更深。礁石亦多，都使海舶不易驶入，大船多泊扶胥港口。”^[6]可见扶胥口的“潮流”弱于珠江口内。既然“潮流”并不妨碍珠江口内海船停泊较长时间，何以扶胥港就因此而“不易”？这岂不是双重标准？

王先生《再论》在重申“不易”这一观点时，又把“潮流”和“风浪”捆绑起来向笔者提出质疑：“难道潮流和风浪对扶胥港没有负面影响？”“狮子洋风浪和潮流对南海神庙来说，利弊皆有，难道仅仅是赵文所言的‘恰是它能成为良港的因素之一’？”请问：笔者在肯定“潮流”的正面影响时，何曾说过“风浪”没有负面影响？又何曾说过“狮子洋风浪”有“利”，“恰是它能成为良港的因素之一”？

王先生《再论》又质问：“扶胥港如果没有回避风浪的条件，何能成为优良港口”，“难道有了‘潮汛’，就可以成为‘优良的河口港’”？其实笔者《辨正》仅说潮流“恰是它能成为良港的因素之一”，并在所引《黄埔港史》文亦已涉及“风浪”：“西边河南、市桥台地，可阻挡台风袭击。”前引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亦有具体分析。李文邦《黄埔港计划》分析更详：“凡重要商港，必须择地而设。其位置形势宜具备下列各条件：（一）有深水道直通大洋，以航行巨艘。（二）有广深港湾，能藉天然形势，或人为浪堤，以抵御风浪。河床泥土坚实，堪为碇锚之用；以供轮船之湾泊，而保轮船之安全。（三）有连接之陆地，以便陆上之交通；及有联络之河道，以便水上之运输。（四）有充足地方，为现在设施，及将来发展之用。（五）距离商业中心不远……鱼珠一带之地，在前航线北岸。前临黄埔深水湾，港阔水深，可容巨舶。西有铜鼓、鲨鱼、大吉、龙船、洪圣五沙，及长洲岛为之屏蔽。历次飓风，此区均赖安全（中叙水陆交通与航路深度，略）。职是之故，黄埔港位置，遂选定于此。”^[7]结合前引《黄埔港计划》关于黄埔深水湾的论述，可知所说的“鱼珠一带”的情况，包括扶胥镇旧址在内的黄埔深水湾北岸均同。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扶胥镇旧址以东兴建黄埔新港区（扶胥镇旧址附近已建黄埔发电厂，故老港不能直接东扩），早已竣工投产，今天扶胥镇旧址恰在黄埔新、老港区之间。这也说明整个黄埔深水湾北岸作为港口的自然条件是基本相同的，并不因为王先生《再论》所说“鱼珠附近的黄埔港距离扶胥有数十里之遥（按：实际老港区东陲与扶胥相去并不太远）”而有重大差异。可见，扶胥港有一定程度的回避风浪的条件，这也是它成为优良港口的另一个原因。(www.xing528.com)

当然，说扶胥港有一定程度的回避风浪的条件，并不是说它面对强台风一类的严重灾害也能保证船只万无一失。实际上，古代整个广州的港口均是如此。方信孺《南海百咏·南濠》记：“在共乐楼下，限以闸门，与潮上下。盖古西澳也。景德（1004—1007）中高绅所辟，维舟于是者，无风波恐，民常歌之。其后开塞不常。”^[8]陈大震《大德南海志》记：“三城（按：指子城、东城、西城）南临海，旧无内濠，海飓风至，则害舟楫。大中祥符（1008—1016）间，邵旷知广州，始凿内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9]不少贸易港在正常作业的锚地之外，还辟有供船只躲避大风浪的港湾，即避风港。古代广州的南濠和内濠显然也承担了避风港的使命。

王先生《再论》在引《宋史》记：“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之后，提出质疑：“广州如此，直对狮子洋的扶胥港，潮流和海浪更甚，难道潮流和风浪甚至‘飓风’能不有影响吗？”复引《万姓统谱》云：“宋邬大昕，字东启，河源人，政和二年进士，佥判广州。广之东道滨海，舟楫往来恒患飘溺。大昕因规度鹿步滘，凿之，东起东洲，西接黄水（赵按：原文如此，似应作‘木’）湾，延袤十余里，人便之，迄于今。”并进而论曰：“鹿步滘的开凿，使黄木湾船舶有了一个安全的避风之所，往来于广州至东江沿线各埠的船只避开了狮子洋的风浪，亦缩短了航程……政和二年（1112）以后修鹿步滘，已近北宋末年，南海庙才有河涌为舟楫利用，难道不是为了避狮子洋风浪和海潮吗？恰恰赵文的‘论断与事实大相径庭’。”“上述北宋末年所修的鹿步滘就是为避开海潮和风浪的侵扰。因此，南海神庙前临‘大海’，北宋末年邬大昕修鹿步滘的目地（赵按：原文如此）之一就是为抵御‘大海’的海潮和风浪。如此情况，大的海舶如何长期停泊？北宋末如此，南宋有鹿步滘河涌可利用，海舶或在此停泊，但一定进行贸易吗？”

王先生认定扶胥港的“潮流”一定比广州内河“更甚”，与地理学专家曾昭璇的研究结果刚刚相反，未知何据，与此相关的“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之说，也未见提出依据。而从《黄埔港史》和李文邦、曾昭璇的陈述来看，“潮流”对扶胥港并无值得重视的不利影响，在常态下这是安全的港口。说海浪和飓风对扶胥港的负面影响会比对广州内港更大，则合乎情理。不过，从扶胥有唐代码头遗迹，宋代来往海舶在此停泊谒庙的情况可判断，在无飓风等严重灾害性天气的常态下，这里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港口。从笔者上引《南海百咏》和《大德南海志》，以及王先生所引《宋史》反映的事实来看，宋代广州内港在飓风来袭时，船舶的安全也大受威胁，直到景德、大中祥符年间南濠、内濠相继开辟之后，情况才得以改善。扶胥港则更迟至政和二年（1112）之后，才有与南濠、内濠相类似的避风港，即鹿步滘。王先生说，扶胥港在鹿步滘开凿之前由于“海潮和风浪”，海舶不易长期停泊，更不可能在此贸易；按此逻辑，广州内河既然也是“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则在南濠、内濠开凿之前岂不也应该是海舶不易长期停泊，更不可能在此贸易？

综上所述，“此地直对今珠江口狮子洋的潮流，海船不易在此停泊较长时间”之说全无依据，而以有风浪和飓风来否认扶胥港为良港也无说服力。首先，李文邦和曾昭璇已指出扶胥港有一定的抗御风浪和飓风的条件；其次，依此类推，不但广州内河不能成为港口，连哈瓦那、新加坡、香港、马尼拉等等不时有热带风暴光顾的知名大港也不能称为良港了。然而这样说合乎公认的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