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礼仪志》记，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闰十月，诏……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元大德七年（1303）陈大震《重修波罗庙记》谓：“至隋文帝始命于近海立祠……南海祀于南海镇南，即今之扶胥镇，距城八十里者也。”[1]据此，则扶胥镇当形成于594年以前，时名为南海镇。隋大业三年（607）《隋故太源王夫人墓志铭》（藏广州博物馆）有“空于南海治扶胥”一语。（如此碑真实可信，则南海镇易名为扶胥镇，当在594至607年之间）。
隋文帝所立南海神祠，即东庙又名波罗庙，传说由达奚司空在庙旁种下的两棵波罗树“亦名波罗蜜”而得名。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谓：“助利侯庙，本达奚司空也，梁普通中菩提达摩由天竺与二弟航海而至，司空其季也。”此说显属牵强附会，不足征信。《新唐书·艺文志》记：“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王应麟《玉海》卷16亦说：“达奚通《海南诸蕃行记》一卷，《书目》（按：指《中兴书目》）云：‘《西南诸蕃行记》一卷，唐上元中（674—675），唐州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2]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波罗蜜果”一篇记“南海东西庙各有一棵”。诗中有“想见移根博望槎”之句，博望即博望侯张骞，暗示波罗蜜树由中国使节携回种植。综合上述记载，可信达奚司空即达奚通或达奚弘通，南海神庙前的波罗蜜树确为其出使归国，登岸手植。达奚氏之出使，实古代中外海上交通的盛举，惜记载阙略，知者亦鲜，诚为憾事；而扶胥镇在唐初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海上交通的门户，亦由此可见。
《舆地纪胜》记唐代僧人休咎“元和间（806—820）至番禺扶胥镇，夜憩南海庙”。1973年在南海东庙西侧鱼塘中，发现一批枕木，为两侧桩木支持，排成直行，延伸20米以上。1978年经北大历史系碳化实验室对样本进行年代测定，所得结果，为距今1110±80年，枕木当是晚唐遗物。出土地点名“码头园”。根据枕木形状、结构、年代和“码头园”一名来判断，此处当为唐代码头遗址。[3]
北宋初年扶胥镇的海外贸易非常繁荣，但一度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可于治平四年（1067）章望之《重修南海庙碑》见之。碑文说：“南海神祠旧隶广州之城，在今扶胥镇之西，曰东南道，水陆之行，里约八十，号其神曰洪圣广利昭顺王。立夏之节，天子前期致祝册文，命郡县官以时谨祀……先时此民与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贾杂居焉。皇祐中，广源州蛮来为寇，民之被杀之余，流散逮尽，后虽怀归，无复昔时之饶富。及是嘉祐七年（1062）秋，风雨调顺，五谷丰实，人无疫病，海无飓风，无盗贼之侵，民……遂入谒府廷曰：‘海祠颓败，愿输吾赀新之，用以答神嘉贶。’”[4]按广源州蛮侬智高入侵广州，事在皇祐四年（1052）。城外居民惨遭杀戮，“蕃汉数万家”被“席卷而去”，给广州的海外贸易造成很大破坏。[5]但城池未陷，城内居民避过了这场活动，亦未逃散，被席卷而去的蕃汉数万家当场居城外。作为城外最繁盛商业中心的扶胥镇，自然也不能幸免。碑文称南海神庙在“今扶胥镇之西”，所谓“今扶胥镇”当系与“昔扶胥镇”相对而言。前引《隋书》明言神庙在南海镇南，换句话说，就是镇在神庙之北，而到了治平四年的“今扶胥镇”却已在神庙之东。古代神庙，虽屡次重修，亦从在原址，即韩愈所谓“因其故庙，易而新之”。[6]由此推断，扶胥镇的位置曾经变迁，由庙北徙至庙东。这样的变化，最大可能是兵乱后重建的结果，再从章望之提到扶胥镇时特别强调是“今扶胥镇”来看，重建时间当在重修神庙之前不久，亦即侬智高之乱平息之后。
扶胥南海神庙至今仍在，并已修复一新，坐落于庙头村西部。曾昭璇指出，庙头村旧有“扶胥约”石额，该村主街今天仍作东西向沿岗边伸展，属于“街村”形式，即不是团块状的农村，而是商业性的聚落。这条主街今天仍分成三段，称“扶胥东约”、“扶胥中约”、“扶胥西约”，可见庙头村即古代扶胥镇旧址。但据叶广良意见，古代扶胥镇应在神庙之北近山冈地点。[7]综合曾、叶两先生的意见，与《隋书》及《重修南海神庙碑》参证，可信扶胥镇的位置，确曾有过上述的改变。
在侬智高之乱后，随着海外贸易复兴，扶胥镇也很快重新繁荣起来。据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王存等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广南路”卷9记，扶胥镇为番禺七镇之一。宋室南渡以后，扶胥镇更繁盛。宋代“羊城八景”以“扶胥浴日”居首。杨万里（1124—1206）《题南海东庙》一诗说：“大海（扶胥镇濒临的狮子洋）更在小海（广州城南及其西郊濒临的珠江河面）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若不到东庙，西京未睹建章宫。”[8]可见东庙之宏伟壮观。刘克庄（1187—1269）在广州作《即事四首》，其一云：“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其二云：“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9]这里所描绘的，显然是农历二月十三日在东庙举行南海神诞赛会时扶胥镇上的热闹景象。这个赛会非常隆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年年举行。由诗中情景，可见当时扶胥镇之人口稠密，商业繁荣，与神庙相得益彰。(www.xing528.com)
南宋乾道元年（1165）陈丰《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称：“夷舶往来，百货丰盈，顺流而济，波伏不兴。”[10]乾道三年（1167）廖颙[11]《重修南海庙记》也说：“胡商（下不可辨）越贾，具万解之舟，张起云之帆，转如山之舵，乘长风，破巨运浪，往来迅速，如履平地，非特王之阴佑，易克尔耶？（下不可辨）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各输珍赆，辐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船舟同舶，亦皆载重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缗（下不可辨）廛肆贸易，繁夥富盛，公私优裕，繄（指南海神）之国焉。”[12]显然，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向南海神祈求平安的商人和海员络绎不绝，是神庙香火兴旺的根本原因。
其实，唐宋两代统治者对南海神表示尊崇，多次修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海外贸易利益的关心。唐代统治者认为“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13]“广利”这个封号就很能说明问题。南宋淳祐（1241—1252）朝廷奏南海神乐章有云：“祝融之位，贵乎三神。……长为委输，佑我黎民。”又云：“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请寇奸。”[14]可见南宋统治者在元兵压境，朝不保夕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广利”，对南海神高度尊崇。
宋元嬗代之际，广州屡经战火，元军“凡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居民，“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15]这对广州的海外贸易，无疑又是一次严重打击。扶胥镇和波罗庙当然在劫难逃。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皇帝加以灵孚之号，天使奉命，驰驿万里至广州城……将致宠光于正祠，闻祠已废，乃于城西别祠行礼焉。”[16]西庙犹存而东庙已废，可见扶胥镇受破坏之严重。但不久之后，广州海外贸易又得到恢复发展。大德八年（1304）《南海志》记：“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舶货分为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禾蹄角、杂物诸大类，来自海外26国，100多个地方。[17]该志还在“旧志税赋”项下记载了前代广州府属各县、镇、场事务税钱，其中增城4661贯，清远县3623贯，怀集县644贯，东莞县2282贯，新会县4088贯，扶胥镇4467贯，[18]可见扶胥镇商业地位之突出。而波罗庙亦在大德七年（1303）修复完竣。
明初厉行海禁，扶胥镇迅速衰落，成为普通农村。以后广州之外港，遂迁至黄埔村（今属海珠区新滘镇）。但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4），黄埔村亦渐衰落，复成普通农村。黄埔海关则迁至长洲北岸。1937年，在珠江前航道北岸的鱼珠一带建码头，当时称为“黄埔新埠”，亦即今日之黄埔港。1973年，在东江口的东墩头基开辟了“黄埔新港”。1984年12月，又在黄埔新港以北兴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飞跃带动了文化建设，1985年起，地处新、老两港之间，垂危已久的波罗庙重修复原，并对外开放。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曾到此参观。扶胥镇虽已成历史陈迹，但今日之波罗庙，却又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大片热土包围之中，作为古代海外交通贸易史的重要遗迹为游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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