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1004）成书的道原《景德传灯录》卷3，谓达摩之东来在梁普通八年（527）。按梁武帝于是年三月改年号，为大通元年（527），与《华林寺开山碑记》合（详见下文）。据此，则达摩登岸的时间，为527年春。但达摩登岸时间，尚有普通七年（526）、刘宋末年（479）、普通元年（520）三说。清雍正八年（1730）郝玉麟《广东通志》谓：“华林寺在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526），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始建。国朝顺治十一年（1654）宗符禅师重修，环植树木成丛林。”仇巨川（？—1800）《羊城古钞》“华林寺”记：“在城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西竺达摩禅师从本国来，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1]罗文俊（1789—1850）《新建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碑记》亦称：“自萧梁普通七年，达摩泛海至粤城西南登岸，后人名其地曰‘西来’，建庵曰‘西来庵’，历千三百余载，传灯弗绝。”[2]又民国时面世、所记为清代情况的《广州城坊志》称：“华林寺，在西关绣衣坊，梁普通七年，达摩航海至粤，卓锡是间，为南宗初祖。广人目其寺为西来初地，实岭南最古之刹也。顺治十三年（1656），僧人宗符大修之。”[3]此说晚出，所记较上引文献早一年，或系后人见史载梁武帝普通无八年，未审是年三月始改元，而遽作“更正”所致。无论如何，此与前人所记亦仅差一年而已。《光孝寺志》两说并存，既谓：“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自天竺，止于诃林。”“梁武帝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寺。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使迎至金陵。”又云：达摩“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礼迎供，表闻武帝”。陈泽泓指出：“《光孝寺志》同一书中记述达摩抵穗年期有异，当是所辑资料出处不一，而年代久远，也难以追求绝对精确。”[4]自是确论。
近时有重拾民国时人的故说而被目为“新论”者，谓达摩登岸在刘宋（420—479）年间。此说本于唐代道宣（596—667）成书于贞观十九年（645）的《续高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虽较早出，然甚可疑。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任葛定华1931年11月24日完稿之《西来初地华林寺考访记》指出：“考达摩东来之年月，据《续高僧传》，则谓达摩初达宋境之南越，宋为刘宋，南越即今广东地，其说甚不可据。盖达摩与梁武帝相见之事实已确定，而刘宋之末年，为西历478〔479〕年，南梁武帝即位第一年（天监元年），为西历502年，其间相隔24〔23〕年。考慧可（达摩第一代弟子）参见达摩时，慧可年已四十，此事实据宋《景德传灯录》（卷3）及《续高僧传》（卷19）所载一致。又《续高僧传》记慧可于后周武帝废佛道二教后，尚未死，宋《景德传灯录》之《慧可传》，则谓慧可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圆寂，年百七岁。自隋开皇十三年至宋末，为一百十五年，如达摩来华之年在宋代，则慧可年龄当在百五十岁以上，非人间生存年龄之常数，故《续高僧传》所载达摩于宋时来华说不可信。”他同时还指出：“契嵩（1007—1072）之《传法正宗论》，改《传灯》（《景德传灯录》）之普通八年说为普通元年（520），实非是。”契嵩之所以如此改动，其自述理由是：“《传灯录》诸家旧说，并云达摩东来，在梁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七年，唯今三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5]可见确系因史籍无普通八年之记而契嵩又不明“三月始改元”而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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