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篡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重新统治天津。这时仁义见到实现其野心的机会来到了，便设法与国民党政客、特务勾结来往。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劫搜”敌伪产业，仁义馋涎欲滴，想捞一把，便通过中统特务朱玉田、郑晓帆、李捷三（三人名义上都是居士）等人的关系，以天津佛教会的名义（为了便于利用，仁义把佛教研究会改名为佛教会），多方联络僧俗佛教徒，组织了一个佛教接收敌产委员会，由天津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崔竹亭（居士、福星面粉公司经理）领衔，委员有李唐民（居士、新中国广告社经理）、张伯麟（居士、神功药房经理）、中道（和尚、华严寺住持）、洗尘（和尚、佛经流通处负责人）、德果（和尚，南海下院观音寺住持）、道修（华严寺僧人）等人。仁义的胃口很大，原打算把日租界的五处日本寺庙（宁夏路的东本愿寺、河南路的金光寺、妙法寺、金刚峰寺和包头道的观音寺）全部接管过来，但结果只弄到金光寺和东本愿寺两处庙产，可是这时国民党政府新设的敌伪产业处理局在清查中认为佛教会系社会团体，无权接收敌产，因此限令交还。仁义慌了手脚，连忙召开委员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抬出老牌军阀靳云鹏（居士、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向该局进行斡旋，打通关节，结果得到通融处理，用佛教会名义向该局申请洽购，只交了很少的价款，就领到了两处庙的产权证。
经过这一番周折，两处日本庙的产权最后确定下来。仁义把金光寺改名为万寿寺，自己当上了住持，同时还筹备正式成立佛教会，会址也设在这里。至于东本愿寺则改名为大觉兴善寺，打算从北京广济寺约请现明法师的法徒显宗任住持，但正逢显宗以汉奸罪被捕入狱，便改请广济寺知客喜然来津担任大觉兴善寺的住持。翌年（一九四六年），喜然利用现明法师的声望，并倚仗佛教“大护法”靳云鹏的势力，在大觉兴善寺传授了一次三坛大戒，戒期五十三天，新受戒的四众弟子二百余人。此举打破了天津佛教的沉寂，恢复了中断四十年之久的传戒活动，曾轰动一时。(www.xing528.com)
除接管日本寺庙以外，仁义还接收了一些铜佛象。先是日本侵略者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制造武器的需要，从华北各地抢来一些佛、道教寺庙的铜象，集中在天津河北区五马路北头化铜厂的院子里，准备熔炼。但还未来得及这样做，日本就战败投降了。仁义就以佛教会的名义把这些铜象接收过来，为此还于一九四五年九月，特意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迎请佛象的道场。被邀前往化铜厂参加的佛教四众弟子很多，包括各庙的住持、僧人，以及一些居士，其中有律师张汝嘉、恶霸女窑主韩翠玉和国民党留用的原日伪警察分署长梁琦（绰号“梁五道”）等。搬运工人把一些铜象搭上几辆兽力大车后，韩翠玉等人用事先准备好的黄绸子缠满佛身，蒙上佛头。然后道场开始，由大圆、仁义等带领四众弟子在佛象前分两列排班站立，同时僧众吹吹打打，乐声四起。奏乐毕，大圆、仁义等带领与会四众弟子同声念诵经咒佛号。作完道场后，开始拉运，在四众弟子前呼后拥之下，行经五马路、中山路、金钢桥、大胡同、东马路、和平路、鞍山道，来到河南路佛教会。梁琦身穿警官制服在前面指挥开路，一路上僧众吹吹打打，引来很多群众围观，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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