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蒋介石签署停战协定后，密令国民党各战区：“严密监视共军的活动，待机进攻。”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在豫鄂边区外围集结十个整编师包围中共中原军区。中共中原军区处于劣势地位，为了保存人民革命的武装力量，突破蒋军的封锁，越平汉路西进。从此国民党公开发动了内战。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起，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几十万军队，迫使国民党军队转入全面防御。
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来北平，二十七日在北平行辕召开北平、天津、河北、热河四省市“绥靖会议”，召集平、津、冀、热的军政头头出席会议。天津由第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我去北平参加。在会上首由李宗仁介绍白崇禧来平的任务，次由白崇禧发言。。他说：解放军声势日大，冀、平、津地区将有大战，指示各省市作好准备。他强调在平津外围要构筑永久工事，以防不测。我听了这番话，有长江以北将为共产党所有的预感。国民党军官贪财怕死，士兵均无斗志，势已如此，徒唤奈何。当时我想，受蒋介石培养多年，只能顺从其意旨行事，不能有所违背。
会后在回津途中，我与上官云相商量，天津应如何构筑永久工事。上官云相是从北洋军阀投效蒋介石的、已是有职无权的将领，但富有打内仗的经验。他说：“构筑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是有计划的长期工作。警备司令林伟俦经常在外地作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调走。副司令卢济清是个外行。他们都不能担负这项任务。”他又说：“你是富有军事学识的军人（指我曾充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且能久住天津，应当挑起这付担子，不然，就会搞不成。”上官云相的话，使我想起，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市政府要去法币两亿元（当时法币贬值的程度还不太大，两亿元能作不少事情），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不久，他的部队调走了，把钱也带走了。同时我又想起，我就任天津市长去见蒋介石，他告诉我，在天津主要任务是配合军事。因此，我就想我自己干。
回到天津就开始筹划构筑天津永久防御工事。我曾召集北宁路护路副司令谢敬舆、参谋长孟宪尊、市政府专员洪涛、警察局长李汉元、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王处长、天津指挥所夏高级参谋，共同商量构筑永久工事问题，他们都提不出适合情况的具体意见。当时在专作反革命策划的“党政军联席会报”上，时常提到共产党经常从天津购买军用器材，如无线电收发报机、修理军械的五金器材、通信器材、电料及中西药品、布匹等物品，运往解放区。为了防止物资流入解放区，我设想把天津永久防御工事与控制物资结合起来，就决定修建一个环绕天津市区的城防工事。
市府地政局新测量了大比例尺的天津市区地图，我在地图上研究城防线如何划法。天津是五大河汇集之处，地势低洼，北有子牙河、运河，东有海河、西南从八里台、卫津河到南大堤一带是池沼地带。为了利用天津河道多的有利条件，划定南北长二十五华里、东西宽十华里，周围共八十四华里一道蜂腰形的城防线。预计在城防线上构筑高四米、宽二米的一道土墙，墙外面挖一道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由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环绕城墙的护城河，必要时，可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使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并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护城河通入海河，使水向天津西南方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
当我策划此城防线时，游移不决的是，东西蜂腰处东在东局子，西在西头监狱，两处相距甚近，惟恐解放军进攻时，重兵指向蜂腰处，容易突入市区内部。本想将西边防线，向西推出三华里，因顾虑西头监狱以西的广阔地区内，坟墓密集，如在坟区挖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势必要挖掘很多坟墓。惟恐挖坟惹起公愤，乃将城防西线仍划在西头监狱附近。城防线就这样决定了。
市府专员洪涛，军事学术较好，我和他研究在城防线上碉堡的类型和配置等技术问题。当时认为解放军的装备差，没有大口径炮，决定构筑碉堡以防御步兵进攻为标准，就在城墙上构筑红砖水泥立式大型碉堡。重点方面每隔三十米设一座碉堡，一般的每隔五十米设一座碉堡。在环城上共设大碉堡一千多个。在重点方面还设有纵深配备的小型碉堡群五百多个。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于重点处通有电流。每隔三、四个碉堡装上电话。大型碉堡足够一班兵力驻用。在城防线上内墙里还修了一条马路，将全城防联贯一起，于必要时，可以使用汽车运送人员、弹药、粮食等补给。城防四面只留八个门，设岗把守，以防物资流入解放区。预计所有工程从四月开工，到年底完成。
城防上的防御工事以及城防上的副防设备计划完成后，由洪涛绘制一张天津城防构筑工程计划要图。我携此图赴北平，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审阅。李问：“这样大的工程在短期内办的到吗？”我说天津人力物力财力丰富，一定可以如期完成。孙表示赞成并促早日实现。我回津后又将此工程计划迳呈蒋介石，并报行政院、国防部备案。最后向上官云相汇报了计划的经过，并和他商量实施办法，决定成立“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我和警备司令林伟俦、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为副主任委员。当时林伟俦在外地打仗，未能参与其事。(www.xing528.com)
在市政府成立了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先以上官和我的名义函聘天津金融界各经理，工商业各资本家以及买办、富绅，各机关首长，市府各局、处长等为委员。一九四七年三月廿日在市府召开第一次委员会，由我首先发言，宣布成立委员会的意义。我说：内战的形势、共产党声势越来越大，华北可能发生战事，为了保护国家和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应未雨绸缪。天津市周围平坦广阔，解放军随处可以突入。天津市是个水网地区，可以利用水路构筑城防工事，这样既可以保持城内治安，防范物资外流，还可以防止解放军进袭。天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襄此举。有钱的委员们听说向他们要钱，没人说话。随后由我提议，在城防委员会下设：
①构筑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工务局长刘如松为副主任，管理城防构筑业务；
②财务委员会，由时子周任主任，中国银行副经理潘述庵为副主任，管理城防款项的支付；
③监察委员会，由上官云相任主任，林伟俦任副主任，监察城防构筑和款项支付。
会后即开始行动。一面由市政府财政局向天津金融界，如四行两局，工商企业界，如开滦矿务局、中纺公司、东亚毛织公司、仁立毛织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同仁堂、宝华金店等，买办如雍剑秋等，富绅如徐世章等，陆续募集城防捐。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陆续募得法币共约八百亿元，随募随交财务委员会委托的中国银行储存。城防工程完成时，共用法币六百多亿元，尚余一百多亿元存于中国银行。一面由市府工务局测量城防线，确定城防工程各种图纸，分段投标召商承包工程。包商直接向财务委员会领取支票，再向中国银行换取现款。工程自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至十二月基本完成。
华北“剿总”在北平成立以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涞水战役中，傅作义部所谓“精锐主力”第三十五军的第三十二师首先遭受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李鼎铭阵亡，军长鲁应麟自杀。从此，傅作义仅能维持平、津、保、唐和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据点。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义派其亲信陈长捷来天津任警备司令。陈到津后，即对我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我曾陪同陈长捷巡视城防，经过细密勘查后，我俩曾认真地讨论过几次。主要讨论的是解放军主力进攻方向问题。我认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于城防的蜂腰处，西面在西头监狱的和平门，东面在东局子的民权门。但陈长捷则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城防西北角、天津西站方面[2]。根据他的判断，要在城防西北角再构筑钢筋水泥小碉堡群，以求巩固。从九月开始在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计划和指导下，做了小型钢筋水泥碉堡十几个。工程尚未完成，解放军包围了天津。
解放战争在天津展开后，解放军以六个纵队进攻天津。由四个纵队在城防蜂腰处进攻，其中用两个纵队从西面和平门突进，用另外两个纵队从东面民权门及民族门楔入。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会师，胜利解放了天津。城西北角、西站方面并无重兵进攻，陈长捷补修的碉堡是徒劳了。
自一九四七年二月接受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给予天津构筑永久工事的任务后，不久上官云相即离职他去，林伟俦经常在外地指挥打仗，陈长捷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才来天津。构筑天津反革命城防工事，是经我一手计划和实施的，应由我一人承当罪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