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各省及直辖市的“党政军联席会报”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组织。参加天津会报有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天津支团部、军统、中统、宪兵团的头头们。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份的会报上，我提出，要在大中学校了解学生在政治上的动向，责成三青团担任此项任务。当时全国各省市的三青团组织均奄奄一息，惟天津支团在王任远领导下反革命劲头很大。他接受此项任务之后，即利用三青团所办的进修中学及失学失业学生补习班、进修班、收容站等单位的学生打进各大、中学校，并通过打进的学生拉拢一部分学生参加三青团或与三青团暗中发生关系，用打进去与拉出来的鬼祟办法了解学生活动情况。他们掌握了不少进步学生的黑名单。三青团成为天津反学运的主要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到处失败。共产党为配合军事胜利，在各大城市发动进步学生的革命运动，以唤起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五月十日首在南京中央大学掀起学生运动，很快延及平津。五月十七日北平清华大学为支持南京中大要求增加副食费及公费数额，实行罢课。十八日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为响应清华也罢课三天。
各处风起云涌的学生革命运动，震动了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长朱家骅电令平津院校，指示处理学潮办法，并颁布“临时法令六条”，严禁罢课游行。天津市政府得此临时法令后，即召集“党政军联席会报”，商量执行办法。三青团天津支团主任王任远在会上报告：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国立体专学生自治会决定，五月二十日为“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提议在会上讨论对策。当时我的意见是放任学生游行，派徒手警察随行监视，防有“越轨”行动；王任远则主张：“以组织对组织”，用三青团豢养的失业学生进修班、补习班学生也游行示威和各大学游行队伍进行对立的斗争。我认为如此对立的斗争，不但会把事情扩大，而且给政府惹出无法应付的麻烦，绝对不可。王任远在会上放弃了他对立斗争的穷凶手段，可是他回团以后仍然秘密准备武斗。
五月二十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同时分别上街游行。北洋大学学生三百多人，浩浩荡荡从西沽经东马路向罗斯福路（今和平路）前进，高呼：“立刻停止徵兵徵粮”及“反内战、反饥饿”口号。三青团组织的暗藏棍棒的所谓“爱国学生联合会”也出发向罗斯福路前进。高呼：“罢课不能救国、游行扰乱社会”。两队相遇于美琪电影院（今人民剧场）门口。三青团分子泼口骂人，并持棍棒示威，双方引起冲突，一时秩序大乱。警察以拉架姿态而偏向三青团分子，因而很多北洋学生受伤，有些学生被警察带往警局。三青团分子呼吆而去。随后北洋学生二百多人到市府质问，我让学生派代表六人来和我谈判。代表要求惩办警察局长，治疗受伤学生，释放被捕学生。我立即答应，当时即电话通知警局，将受伤学生送往医院免费治疗，被捕学生立即释放，备车送回学校。对学生说了不少好话，陪了不是，代表才悻悻而去。
南开大学部分学生四百多人，与北洋大学同时上街游行，行抵迪化道（今鞍山道）口也与三青团组织的“爱国学生联合会”相遇，发生冲突，经警察排解，双方各自回校，幸未发生武斗事件。(www.xing528.com)
我于五月二十二日邀请各大学当局在市府磋商复课问题。各校当局认为学生罢课游行，出于爱国热忱，内战影响生活，无法安心读书，乃有“反内战、反饥饿”之举。我对各校当局说，学生罢课游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学校应以学习为主，政治不应主宰学校，请各校当局劝告共产党地工学生离开学校或放弃政治活动，以免影响全校学生的学业；如在共产党领导下再罢课游行，政府就不得不以各种手段进行限制，这样，就使学校处于混乱状态，无法进行教育。各学校当局均未发言而去。
同日下午有北洋大学学生代表两人，提出两个问题，找我进行谈判。第一，让我到北洋大学慰问受伤学生；第二，北洋大学游行与三青团分子冲突时丢失或损坏的自行车、手表等物应由市府赔偿。我想起吴国桢到上海大学演讲被学生打出来的前车之鉴，对于去北洋大学有些游移；但看到学生代表态度庄重，料无报复之意，就满口答应了。
五月廿三日我偕秘书孔令朋到北洋大学。先与学校当局会谈后，即到宿舍慰问受伤学生，随后又招集学生在主楼前对学生讲话，说了一些慰问、道歉和劝勉的好话，幸未惹起学生反感。从西沽回家途中，秘书孔令朋说：“三青团捣乱，市府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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