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从通货膨胀到崩溃天津文史资料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其所赖以维持财政的唯一法宝，就是法币。这个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执行的所谓“法币政策”，帮助国民党度过了抗战期间的财政难关。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妄想沿用法币政策，作为打内仗的资本，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十四亿五千万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经过八年零一个月的抗战，法币发行额增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元，膨胀近四百倍。膨胀数字是惊人的。但和胜利后的情况相比，则微不足道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掌握了五百多万两黄金和七亿多美元的外汇。如果国民党不挑起内战，走和平的道路，是有条件进行币制改革的。但蒋介石一心一意要打内战，宋子文当上了行政院长后，并没有认真考虑币制改革，而只企图以开放外汇市场、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办法，延长法币的寿命。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当了天津市长，那时法币发行额增到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二亿元，已膨胀到两千三百多倍。由于开放外汇市场，黄金美钞在市面上流通，在金融上投机的商人日益增多，交易所到处皆是。法币价格数日一跌，带动物价不断上涨。我对于财经是外行，时常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给我讲财政经济的形势，也邀请银行、钱号实际工作者给我讲述天津银钱业的现状，知道了开放外汇市场、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办法，不能抑止法币迅速贬值，即便是用抛售黄金的办法，也只是“扬汤止沸”，挽救不了国民党政府崩溃的命运。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上海忽然黄金、美钞波动的厉害，随之天津也受到影响。我深为忧虑，曾用电话与上海市长吴国桢联系，问他如何对待这种情况？吴说，正在研究，尚未决定处理办法。又召集市属各局、处长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谁也提不出有效办法。二月四日我自己作出了决定，决定实行“黄金美钞紧急管制”，以政治力量强制停止黄金、美钞交易。但此措施有违中央法令，当日即急电行政院请示，等了五天仍无指示回来。在此五天中天津黄金、美钞的波动已追上上海。我于二月九日在市府召集交通银行李钟楚、中央银行卞喜荪、中国银行潘述庵、农民银行赵普巨、市民银行袁绍瑜以及各商业银行经理陈亦侯等、各钱业经理王西铭等开会。当面宣布：自二月十日起天津实行“黄金美钞紧急管制”，限制游资之具体措施：①禁止各银行钱业承做黄金、美钞抵押放款；②各银行钱业不得经营黄金、美钞、纱布、粮食等交易。会上潘述庵说，中央并无此项指示，天津单独停止金钞交易，是否适宜。我强调说，不管中央如何打算，为了刹刹天津的涨风，必须作此紧急措施。

会后又召集天津新闻记者，由市府秘书长梁子青宣布天津从十日起实行“金钞紧急管制”。

我估计只凭一纸命令，金钞投机商人不会停止买卖。为了强力制压金钞交易，我亲自出马，于二月十二日清晨带领警官到经营黑市的交易所突击视察。我走进一家住户模样的黑市交易所，所内装有三部电话。我站在电话旁边，电铃不断，都是谈黄金交易，当即让警官将电话剪断。视察七、八个交易所，所到之处都是同样情形。看来，投机商人把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当作耳边风。尽管如此，在广泛地强力压制下，各行号还是停止了公开的交易，物价平稳一个短时间。北平也在二月十五日实行了“金钞紧急管制”。

二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国防会议通过实行经济紧急措施，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流通，国人在国外存款应申报，由中央银行收买。

二月十九日，国民党行政院颁布经济金融紧急措施，放弃抛售黄金政策，限制金钞交易，这一处置，非同小可，全国金融陷于混乱状态。

就这样维持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经过东北、淮海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陷入败局，此时法币发行总额已到六百多万亿元，用一卷万元一张的票子买不到一袋面粉，恶化程度已达顶点。当时我很怕孤立的平津两市，不待解放军进攻而市民自乱。在无可奈何中，想起中央银行天津分行存有大批银元（硬币），拟用这批银元兑换法币，以稳定市面。经与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喜荪商量，卞不敢作主，我让他迅速请示总行。不久，卞对我说，中央已决定发行新币代替法币。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南京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下：

①从即日起，以金元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

②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www.xing528.com)

③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④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予算及国际开支。

另在《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黄金每两兑金元券两百元，一银币兑两元，一美元兑四元。凡持有黄金、银币、美钞者，限九月卅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他委托银行兑换金元券。

改革币制消息传到天津，市场曾一度混乱。天津存有黄金、美钞的大户，纷纷将其财产逃往香港。一时从天津开往香港的船票忽然紧张起来，且有船票黑市出现。据市府调查室报告，天津殷商富户很多人搭轮赴港，显然各将其金钞带走。因此，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金钞这一条，并未震动黄金、外币的大存户，只是小存户有些张惶，一些金融投机者和专作不法行为的行庄受到威胁。一般被蒙在鼓里的小市民认为从此生活可以安定，盲目称庆。

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为切实执行掠夺人民财产新的财经方案，特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派蒋经国协助督导；特派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派霍宝树协助督导；特派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派王抚洲协助督导。

八月二十八日张厉生到津。随行者有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王抚洲，国库局局长夏晋熊。二十九日我假“市训团”邀集天津各机关首长、经济金融界头头及参议会代表举行座谈会，首先由我介绍张厉生来津的任务，后由张厉生讲话。他说：改革币制是国民党中央的伟大措施，币制改用金本位，盼全国人民都能热烈拥护。他强调要管制物价和收兑黄金、外币。随后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喜荪、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钟楚，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潘述庵和工业界李烛尘等提供了意见。银行界提出的意见都是些隔靴搔痒，接触不到要害的问题，只有李烛尘的意见打中了国民党政府骗人的鬼胎。他说；既用金本位就必须有充分的黄金准备，如无此项准备，仍以发票子来弥补亏空，金元券仍会走法币的老路。张厉生只是“嗯、嗯”地点头，未作答复。李烛尘的话对我很有启发，当时我就想起上次我去南京与熊式辉、翁文灏闲谈时，都谈到抗日胜利后，国民党中央银行还掌握五百多万两黄金和七亿美元的外汇，宋子文充行政院长时花去了一大半。既然如此，所谓“十足准备发行金元券”完全是鬼话，他们又一次布下魔术式的大骗局欺骗掠夺人民，我做了骗局中的一个魔术师。

张厉生住在市府招待所，只接待属于他的派系的天津社会局长胡梦华、金融管理局长施奎龄和一些诚社分子，很少与天津财经方面人员会晤，很少过问以金元券收兑黄金、外币和管制物价情形。那时天津市政府驻京沪办事处主任马慰青从上海来信，说蒋经国在上海用所谓“戡乱”大队特务分子以政治压力到处搜查黄金、美钞，勒令兑换金元券，已搜得金钞甚鉅。我持此信给张厉生看，张漠然置之，只说：“我不行，天津也没有那样多黄金、美钞。”

十月一日蒋介石来北平。我先见了他，把天津收兑金银、外币和限制物价的情形向他作了汇报。第二天张厉生去见蒋，谈不甚久即出来。我见张走出客厅时，面现阴沉而去，看来，没有得到蒋的夸奖。张厉生在天津呆到十月中旬才回南京。

市政府勒令人民用金银、外币兑换金元券后，我于九月一日到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看看兑换金元券的情景。中央银行出纳某窗口，持金块、银币、美钞、手饰兑换金元券的人寥寥无几。当时我面对用金块换走几张票子的人，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我亲眼看见，在兑换金元券的人中，有一位忽然发现金元券是纸币，便大声说：“呦！金元还是纸钱，我以为是真金的呢，拿金子换纸钱，那不是找倒霉吗？”经他这一嚷嚷，其他人也说：“真的，拿金银换纸币，老打仗，纸币靠得住吗？”有些人就离开窗口走了。看来，人民对于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深刻印象，很容易识破国民党再玩弄的鬼把戏。

根据我的经验，用政治压力管制物价根本就是恶作剧。我也不相信，在炮火连天、国民党军队到处被歼灭的情况下，发行新币能够控制物价？九月三日我带着社会局主任秘书张瑞南、警察局督察处长王清溪视察物价情况。未出发前先在市府商量，到物价波动最敏感的地方去。据张瑞南说，物价波动最敏感的是纸烟，决定首先到估衣街侯家后中街纸烟市场看看。我一年前曾到过这里，熙熙攘攘，非常热闹，这次却大不相同，买的卖的都不多，呈现出萧条景象。各铺子摆出来的烟牌子很少。查问原因，他们说，大公司不卖了。据以前调查，天津纸烟存货丰富，足够半年之用，而市场上的纸烟突然匿迹，显系有大户囤积拒售。我让警察、社会两局深入调查以明真象。经检查纸烟仓库，共查获六千大箱纸烟，其中数量较多者为忠信仓库，囤积八百箱，中兴货栈囤积五百箱；并查出非纸烟商而囤积纸烟者也为数甚多。从这一调查，已充分证明，想以新币来管制物价，是痴人说梦。

九月二十六日济南解放。同时，国民党在东北的挣扎，影响天津市场，抢购风炽，供不应求，物价猛涨，金元券日益贬值。至十一月初，兵船面粉已涨八十元一袋，稻米两元一斤，大象牌纸烟十元一条，火车票涨价五倍，平津客车三等五元四角。至此，金元券崩溃的现象已完全暴露。在此紧张时期，国民党行政院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开放限价，企图以金银、外币在市面上再行流通，来缓和金元券迅速贬值。这时国民党政府搜括得差不多了，蒋介石在下野逃亡的前夕，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所搜括的黄金、白银、外币悉数运往台湾。从此金元券又走上法币的老路。至十二月十五日解放军包围天津后，黄金黑市每两兑换金元券五千至一万元，且有行无市。金元券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使用，至十二月十五日，不足四个月就寿终正寝了。事后我才明白，蒋介石在准备逃脱以前，发行新币金元券，其主要目的在于搜刮民间金银、外币，席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