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十分惊慌失措,只好又采取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惯用的欺骗与制压相结合的卑鄙手段。首先由市长办公室向新闻记者暗放假消息,假说南京粮食部已将价格低廉的大批稻米批给天津,现在正筹划起运中。市长造谣当然有效。第二天在平津长途电话中就听到一些天津粮商密告其北平伙伴,将有大批南粮北运,粮价看落,只能抛出不可买进。这一谣言曾吓住了一些小粮商。其次又让警察、社会两局暗中开放粮价,对黑市交易暂不闻问。这样一来,粮价虽然有些提高,但到处都可以买到粮食。第三步是组织警察、社会两局人员清查仓库,勒令出售存粮,违者以囤积居奇论处。一些资本不大担不住风险的中小囤户,在谣言和强压之下,只好抛出了粮食。粮食活动起来了,粮价曾一度软下去。
但是贼人胆虚,骗人的人终于坐卧不宁。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旬,我乘赴北平行辕开会之机,飞往南京。我首先到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粮食部和美援运用委员会去摸底,通过私人拉拢,得到了以下三个消息:
①美国援助国民党的粮食,将定期定量运来中国,粮种是小麦或面粉,开始日期最迟不过一九四七年年底。供给平津数量每月不少于两万吨。就是说,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平津每月每人可有十多斤进口粮食。果能如此,平津粮食就有了可靠的指望。
②粮食部控制着一批淮南米(数量已记不清楚),有可能供给华北。经与粮食部磋商,粮食部允将这批淮南米运往天津。一个月以前我凭空造谣说将有大米北运,不想竟弄假成真,圆全了我所暗放的谎言。六、七月间这批大米陆续运到天津,惜为数不多。
③汉口、上海粮商掌握有一批面粉,大部存在上海,如有利可图,粮商愿意运往天津出售。听到这个确实消息我就跑到上海,到上海市政府和中央信托局探听实际情况,并和一些与钱粮有关的大囤户了解上海存粮数目,他们希望知道出售的价格和海运的能量。据各方面的材料,当时估计上海及沿江待价而沽的浮存面粉在十万吨以上。我见粮起意,竟采取了争夺粮食的办法。我在中央信托局招集上海粮商和一些天津驻沪采购粮食的人开会,宣称平津缺粮,鼓动他们将粮食运往天津出售,并声言将开放粮食限价,面粉运到天津保证售价每袋十五万元以上;如在市场不能售此价格,天津市政府以每袋十五万元负责承购(当时上海面粉市价每袋约十万元,天津平价每袋为十一万元,黑市则已涨至十三、四万元)。粮商见能赚钱,当时就有人表示:“市长如能保证价格,马上即可起运面粉去津。”我满口答应,表示一定保证。
在上海折腾一阵之后,我又回到南京,备好两份签呈,面见蒋介石,花言巧语,痛陈“利害”,要求蒋介石在美援面粉中最少每月以三万吨供给平津,并要求蒋介石指令粮食部将现存的民用粮食,尽可能运往天津,由天津市政府控制,于必要时向市场抛售,并说非此不足以维持北方“人心”。蒋介石都答应了。(www.xing528.com)
在旧社会里,只要有利可图,投机商人象苍蝇一样马上就会飞过来。我回到天津不到一个月,天津南站和海河码头的仓库都装满了面粉。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天津粮食便松缓下来。我这时有些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
谁想天津的这一筹粮举动,影响到南方的利益。因为南粮北运较多,引起江南粮价上涨。南京方面见势不佳,下令限制南粮北运,每月按固定限额,凭许可证向北方运输粮食。而能够领到许可证的多为和官僚资本有关的企业,如中粮公司、扬子公司等。这样一来,那些资本不大而为数不少的粮商就无法往天津运售粮食。没有松缓多久的天津粮食问题,又逐渐紧张起来。
每年秋后,天津总要聚积一些粮食,但一九四七年却完全不同。除北宁路沿线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十几个县份以内的地主把一些杂粮运入天津外,几乎没有大批粮食运进天津。市政府购粮委员会在东北购买的杂粮,大部分储存在四平街,又在四平街解放战争中全部被毁。在西北购粮,因绥远地区要“差价”,也未成功。委托中粮公司,虽然在平绥沿线上购得一部分杂粮,但为数太少,无济于事。总之根据当时现状,预料一九四八年春季粮荒将甚于一九四七年。这种情况我不敢对任何人说,一透露出去就会出现更大的乱子。
为了与北平共同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我于九月间去北平与市长何思源商量。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何很爽快地说:“粮食的事不要管,越管越坏。”这种以不了而了之的办法,对我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但也是新的启示。当时我想,北平粮价历来高于天津,天津只要有粮,自然会流入北平。北平可以坐享其成,而天津则不行,必须想方设法地弄到粮食,才能维持下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