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粮荒导致供应紧张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在河北省仅有廿多个残破的县，其余绝大部分是解放区。北平民用粮食除极小部分来自北平四郊外，大部仰仗从天津转口。天津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南粮北运。

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粮食政策，江南粮食首先扣作军用，由国防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收购；其次为粮食部所控制，分储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非有粮食部命令不得移动，而粮食部重点供应的是首都所在地的南方。可以流动的零碎粮食，又为官僚资本所囤积，非有适合他们胃口的高度利润不肯出售。这样北平、天津就不能按时按需的得到粮食补给。

一九四七年一至二月间，天津面粉价格与上海相差不多，粮商无利可图，从江南北运的粮食越来越少。而粮食储存的多少有无，市民感觉极为敏锐，在粮食恐慌与通货膨胀双重影响下，抢购粮食的越来越多。那时的情况是：

工厂企业要粮：——因为购买粮食不易，粮价上涨的太快，天津各工厂工人强迫资方在每月工资中配发面粉。资方慑于工人之威，不敢不抢购粮食来敷衍工人。如天津市政府公用局所属电汽车管理处，在工人罢工的威胁下，答应每月在工资中配发面粉。有一次因买不到面粉而未按时配发，工人将办公室包围，呐喊非即刻配发面粉不可，弄得局、处长十分狼狈，结果还是设法弄到了粮食，才算了事。因此，抢购粮食成为资本家头号关心的事。

学校要粮食：——当时学生“反内战”的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教育部在学生运动的震骇下，曾在各校实行“‘匪区’（按：解放区）学生优待办法”和“清寒学生补助条例”来麻醉学生的革命意识。因为学校要以公款供给学生伙食，势必得抢购粮食；为了敷衍教职员工，免得间接影响学生情绪，学校当局也不得不搜寻粮食，以便在教职员工的薪水中搭发面粉。

机关要粮：——各机关预领的办公费、事业费、临时费等，因法币贬值，不敢储存现款而存放实物，因而也抢购粮食。为此天津市政府曾召集各机关开会，劝阻囤积粮食。当时有人提出：“不存实物如何保障公费？初一领来公费可买十令纸，到三十日则只能买进五令，亏欠部分如何补偿？”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谁也作不出答案来。结果是议而不决，各机关仍旧抢购粮食，市政府也就不再过问。(www.xing528.com)

投机商人抢购粮食：——粮食越少，买粮的越多，粮价越涨，商人唯利是图，自然而然地把资本投向了粮食。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为压制投机粮商，曾亲自率警察视查仓库，将无粮食营业执照的囤粮查封，声言要将这种非法囤粮派给粮店“平价”出售。囤粮户据“理”抗拒，纷纷来信质问市长，法币几日一贬，不存实物，如何保证资本？市长也无言答对。因此，市政府也不敢认真执行，因循敷衍了事。商人囤粮，依然如故。

跑“单帮”的由津向各处运粮：——天津面粉价格比北平便宜，当时无法维持生活的人就利用平津面粉差价，随身携带三、两袋面粉从天津运到北平或铁路沿线较大市镇出售。这样跑一趟“单帮”所赚的钱，除付车费外（当时火车票价低），还可以维持一、两天生活。从天津到北平办事的人，也往往有人携带面粉来抵补车费。这些人每天从天津也运走不少粮食。当时平津线火车上，立无隙地，倒处都是面粉，形成极度的混乱。

此外，市民抢购粮食，也成为风气。只要手里有几个钱，就马上买成粮食存起来。许多人家作夹壁墙来存粮或在楼顶层里堆放粮食。他们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手里存法币就等于在怀里揣冰核儿，不久就化没了”。

这样持续下去，到了一九四七年四月，天津粮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市民在市上买不到粮食，粮食市场几天开不出粮食价格来，粮食零售店关起门来，小饭铺和饭摊也陆续停止营业。拿着面袋子买不到粮食的人三五成群地在粮店门口骂街，运输工人和小本经营的商人买不到饭吃。就在这个时候，学生掀起了“反饥饿”运动，强烈的口号声震撼着整个天津。